高淮生

(中国矿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知人论学：情性气质与为学格调——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述论

高淮生

(中国矿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知人论学是学人研究常见之法，学人之情性气质对其为学之格调的影响虽有不同，却有迹可循。就红学领域而言，周汝昌其人对“周氏红学”演进之迹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周汝昌是现代红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周汝昌与周氏红学”是现代红学史上绕不过的话题。如果能够在“周汝昌与周氏红学”这一话题上取得更多的共识，不仅有助于解答百年红学的一些难题，而且对于今后的红学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周汝昌；红学；知人论学

知人论学是学人研究常见之法，学人之情性气质对其为学之格调的影响虽有不同，却有迹可循。就红学领域而言，周汝昌其人对“周氏红学”演进之迹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周汝昌是现代红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令人欣慰的是，研究周汝昌其人其学的资料愈来愈丰富，其中可供直接采用者已经很可观了。笔者以为，除了业已出版的周汝昌自己的红学著作之外，首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两部著作，一部是由赵林涛、顾之京整理校注的《顾随致周汝昌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另一部是由梁归智整理校注的《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1月第1版)，前者顾随先生是周汝昌所崇敬的老师，后者梁归智教授是周汝昌所厚爱之弟子。其次是对周汝昌其人其学其文进行直接批评和批判的著作，分别是杨启樵著《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出版)、沈治钧著《红楼七宗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梅节著《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出版)、胥惠民著《拨开迷雾——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4年出版)。这几部批周著作构成了对周汝昌其人其学其文的比较全面的批评和批判，是研究“周氏红学”的重要文献资料。再者是梁归智著《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漓江出版社2006年出版)、周伦玲编《似曾相识周汝昌》(百花出版社2011年出版)等。至于以上所列之外的著述则不胜枚举，只能择善而用。

一、 落落寡合的个性与孤独无助的心境

《顾随致周汝昌书》序言是周汝昌所作，他说：“我从1941年之年底冒昧写信给先生，因不知地址，只好把信寄到辅仁大学，没想到次年之春便接到了先生的复函。从此以后直到先生谢世，除去政治运动和先生患病等特殊缘故之外，我和先生的通讯未尝停断，每接先生一封赐函，皆如获珍宝。经过‘浩劫’，许多名流大儒的手札，如涵芬楼主人张元济，如中西贯通文史大师钱锺书诸位先生的赐函手迹皆遭散佚，唯独苦水先生的这一批珍札奇迹般地保全下来，此中似有天意，非偶然也。我所谓天意，大略如佛家所言，冥冥之中自有因缘，似不可解而实以历史条件之所安排也，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古人尝云：求师难，寻徒也不易。先生把平生一大部分时间心血花在了给我写这样的信札，可以说明先生门墙桃李遍天下，确更无第二人能得到先生这般的赐予，这是第一层。接着我就又想，先生写给我的这些珍札，说是为了我个人，自然不差，然而这批珍贵文献的真正价值却远远超越了我们师生二人之间的种种情缘和文学艺术，乃至中华大文化的多个方面的互相启发讨论。这一点，如果是我个人有意的夸大，那自然是我的言过其实，但我总认为早晚会有具眼有识之士会认可我的那种估量。今天的读者也许很难想象产生这批书札往还的时候的真实情况，我们师生二人的国境、家境、物境、心境，都是什么样的？那恐怕也同后人读‘二十四史’那样的陌生而新奇，甚至不敢置信了。”[1]序言，1-2以上“序言”可以看作周汝昌的真情表白，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提出的“四境”说，即“国境、家境、物境、心境”，笔者对于“四境”中的“心境”与周汝昌为学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葆有更大的兴趣。(笔者按：闵军著《顾随年谱》有一段记录——1952年8月，“先生在27日至28日写给卢继韶的信中，报告给继韶一件有趣的事，先生说：‘有周玉言者(天津人)，燕大外语系毕业(毕业论文是英译陆机《文赋》)，于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俱好，是我最得意学生。刻被成都华西大学中文系请去教书。可巧闻在宥亦在那里。一日玉言与闻偶谈及我。闻乃曰：顾某已死却了也。其时玉言尚未得我病愈之信，不禁大惊，问：何以知之？闻曰：报上已载过了。言下大有顾某定死无活之意。日昨玉言有信来告知此事。阅悉之下，为之失笑。’”[2]234顾随称周汝昌“是我最得意学生”，可见师生情谊深厚，自不同于胡适称周汝昌是他最后收的一个“最得意学生”。)

周汝昌的老师顾随曾在给周汝昌的信(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中说：“兄素性亦落落寡合，津门旧日校友想素无往来，恐亦未能先为道地耳。临颍不胜惶惭之至。”[1]6顾随对周汝昌性情的观察是仔细的， “素性亦落落寡合”若用周汝昌自己的话说即“赋性孤洁，与世多忤”。周汝昌的话见《致胡适信》：“我有了先生这样的师友，又有这样知己弟兄，心中真是说不出的欣慨交集。我兄弟四人中，这个兄长与我两人最相契，他赋性孤洁，与世多忤，作了许多年的事，现在萧然归田，岑寂索寞，我唯有时常与他诗句倡和，或搜些精神食粮给他，以稍解其苦闷。他在脂本副本之后，有一篇抄后记，不久先生会看到的。”[3]480纵观周汝昌后半生为学之境遇，其“落落寡合”是造成其“孤独”境遇的内在原因，至于学界对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包括其他著作)的批评，尤其“佚诗”事件则是造成其“孤独下去”的外在原因，而且这个外在原因对周汝昌后半生为人和为学之影响不可低估。沈治钧在《红楼七宗案》“后记”中把这个“外在原因”明明白白地落实了，他说：“在写作这些东西(笔者按：对周汝昌人品和学品集中批判的七组文章)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师友的热情帮助，如梅节先生不断鼓励，郭隽杰教授指点迷津，裴世安先生持续关注，吕启祥先生和冯其庸先生的协助调查，蔡义江先生和胡文彬先生耐心赐教，刘世德先生和陈熙中先生及时提醒，孙玉明兄主动约稿，苗怀明兄推荐出版，宋广波兄惠赠图书，旧日同窗朱军兄和郭浩帆兄安排发表，石中琪兄复核引文……还有许许多多的师友曾以不同的方式伸出援手，实在难以尽列。应该特别提出来的是，张庆善先生、闵虹女士和刘继保兄在各自主持的学术刊物上提供了交流平台，使我能够及时得到学界的反馈信息。这些师友的鼎力支持，构成了学术共同体的坚强后盾，如泰山磐石，如黄河砥柱，我将永志不忘，在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江苏出版社领导以学术为重，慷慨接纳拙著书稿，吾宗沈亮兄认真负责，付出心力甚多，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两年前的夏秋之交，观雪斋主李经国先生索诗，仓促间我凑一首打油钉铰的玩意儿，标题是《观雪斋主助解“曹雪芹佚诗”案中陈方之谜，书此致谢》，虽属蹩脚的顺口溜，也还有点纪念意义。现抄录在下面，作为这篇后记的结束：‘自古正邪不两立，浊泾清渭已分明。无为有处小蛮笑，假作真时樊素惊。觅句闭门春雨落，富文开卷夏雷鸣(宋儒方渐藏书楼名富文阁)。斋中观景风光好，何日停杯听晚莺？’”[4]468如果沈治钧的陈述是属实可信的，那么，周汝昌平日里的那些或顾影自怜或愤愤不平的表白就不该是学界一些人尤其“批周斗士”所直陈的“他总是夸夸其谈，虚情假意”，而是有一定的可信度或者完全可信。譬如据梁归智说：1996年9月13日于辽阳召开的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其时王畅《曹雪芹祖籍考论》方出，又在北京举行发布会，此乃主张曹家祖籍为‘丰润’的代表作，兼以1995年3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片《〈红楼梦〉与丰润曹》，因而辽阳会议有了很强的针对性，即宣传‘辽阳说’而反对‘丰润说’。会上气氛有些异样，张庆善试播了一部针对《〈红楼梦〉与丰润曹》的电视片《〈红楼梦〉与辽阳》(因大会代表评价不高，后未播出)，冯其庸先生大会发言时点名批评周汝昌，谓‘这位先生惯于说谎’云云，全会场哑然，而坐在冯先生旁边的李希凡先生说‘我和周先生还能交流……’。会后文化部直属报纸《中国文化报》上发表记者文章，批评辽阳会风。”[5]139-140“夸夸其谈”“虚情假意”“惯于说谎”这些词汇，在红学界某些人心目中就是周汝昌的标签，周汝昌对此标签当然不会心甘情愿地认领。周汝昌曾针对一篇文章说：“该‘来意’很不善，是一篇刁文，未可易视。故须对待之。我是不回避的(梁注：‘不’字上面又写‘无从’)，也不怕他跳踏。但终怜自身太孤了，匹马单枪，未必是取胜之道。兄阅彼文后，如有意兴，可撰一文，以为桴鼓之应否？”[5]028“但终怜自身太孤了，匹马单枪”，孤独之慨也。再譬如周汝昌说：“此书并非真写到‘好处’，而八十之人，或可‘原谅’，况有平生著作的一点‘代表性’(今后当然不会再写芹传)。文体是夹叙夹考、夹议、夹叹……这也是无法之法的——逼出来的，不如此写简直写不成也。一介书生，不应在饱暖之馀还总说什么不足之心，那会被人误会。但我之‘不足’于怀者，是专指受人排挤倾轧，使我无法略获一些些稍为优越的研著条件。倘若遇见半个‘知赏’，则我的成就，当不止是耳。此意向不为人道，望弟代言之。”[5]170“受人排挤倾轧，使我无法略获一些些稍为优越的研著条件”，亦孤独之慨也。1999年10月2日的信说自己“倘若遇见半个‘知赏’，则我的成就，当不止是耳。”如果说“终怜自身太孤了”不免有顾影自怜之嫌，那么，未遇见“半个‘知赏’”则显然激愤之慨了。值得一提的是，如何理解此前周汝昌一再表白他对梁归智“知赏”的态度呢？譬如周汝昌1994年10月17日致梁归智信中说：“知己平生有归智，尔曹空妒奈余何？从知日月有盈昃，天网恢恢疏不多。”[5]117此一疑问确因缺少关键性的文献资料，只能存疑。笔者以为，“孤独”的周汝昌最需要的不是高山流水般的“知赏”者，最需要的是能够为他排遣“孤独”的“斗士”。周汝昌曾一再叮嘱梁归智撰文参与争鸣或回应批评，前引周汝昌说有一篇刁文未可易视，并希望“梁兄”“可撰一文，以为桴鼓之应否？”周汝昌又曾因嘲讽与自己观点不合者引来批评和攻击，即致信梁归智道：“湖北张某(笔者按：湖北张国光)因我嘲他[伟大的是高鹗，不是曹雪芹]，衔我入骨，自春间对我恶毒攻击，已越学术范围，至今其势未已。弟亦尝闻之否？我为雪芹伸冤，甘受小人损害，亦无伤我事业，但此非我个人之是非短长也，天下后世，将谓之何？吾弟其亦有感于衷乎，应以笔助我作战，不尔年高势孤，亦不可不虑而。”[5]71“桴鼓之应”“笔战助我”之请正是周汝昌彼此处境下的迫切需求，这种需求乃自王利器《〈红楼梦新证〉证误》以来越来越迫切的渴望和向往，尽管实际上情非所愿。周汝昌的这些“孤独之慨”至少保持了后半生，而且愈至晚年，则愈加沉郁慷慨。这不免令人困惑：谁能肯定地说诸如此类的“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甚或“激愤不已”果真就是周汝昌的烦恼自惹？即便有人如此说，却难以令人置信。其实，诸如此类的“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甚或“激愤不已”当然有周汝昌个性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同时一定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且看沈治钧给出的答案：《红楼七宗案》一书的写作过程是由“如泰山磐石，如黄河砥柱”的“学术共同体”一直在支持着。无独有偶，另一位更加过激的“批周斗士”胥惠民也在其撰述的《拨开迷雾——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一书“后记二”同样揭示了沈治钧所指称的这一“学术共同体”的隐形存在。他说：“回忆这些论文的写作，不少朋友的支持是不能忘记的。没有张锦池、周中明兄的鼓励，《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是写不出来的。邓绍基先生得知我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就在1997年给我的元旦贺卡中特别写上一句：‘盼早日读到你的论文。’冯其庸先生多次叮嘱我：‘你这篇论文还可以继续修改，论文的语气不要剑拔弩张，语言要平和。语言越平和，论文就越有说服力。’我接受了冯先生的意见，在发表前不知就此改了多少遍。蔡义江先生曾经向《大河报》首席记者详细介绍这篇论文。《〈红楼梦〉并不存在万能的“大对称结构”——与周汝昌先生商榷》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发表后，蔡先生专门去信表示支持。他给我的来信说：‘您写的批周文章，我完全支持，且非常钦佩您的勇气和正义感。’《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编审翟建波兄对我说：‘周汝昌的谬论太多了。胥先生批评周汝昌的论文给我们，我们安排优先发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执行主编胡建舫兄，在他们的《当代红学》栏目中多次发表我的尖锐的批周氏的论文。正是以上这些支持，极大地鼓励我继续完成自己的批周选题。……2010年初，冯其庸先生在电话中对我说：‘周先生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至今还没有受到有力的批评。’我对冯先生说：‘周先生这篇论文在我心里也搁了三十年。我能以文本为基础批评周先生的谬论，没做过考证，很难胜任这件工作。’我记着冯先生的希望，于是花了两个月撰写了《周汝昌先生辱骂诬陷高鹗的背后》。该文发表后，冯先生专门打电话说：‘过去不知道周先生为什么那么恨高鹗，现在读了你的论文就清楚了。’冯先生始终关心着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我曾经想到几个书名，有的与已经出版的书名雷同，有的又太尖锐，于是冯先生帮我确定了现在的这个书名。张国光、吕启祥、郑铁生、苗怀明、陈松柏等先生先后也给我不少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6]217-219以上这段文字，胥惠民多次提及被周汝昌嘲讽的“庸”流即冯其庸对于《拨开迷雾：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这本小册子撰写的支持和关切，冯先生所确定的这个书名“拨开迷雾”一词可谓用心深细。这本小册子的封面封底设计也是匠心独具，象喻着撕下“周氏红学”的真面目的用心。蔡义江为这本小册子作了“序”：“胥惠民教授《拨开迷雾——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与杨启樵《周汝昌与红楼梦考证失误》(上海书店出版社)、沈治钧《红楼梦七宗案》(江苏人民出版社)同为近年批评周汝昌红学谬误的三部最重要著作。三十余年前，王利器曾著文列举周氏谬误十大类，硬伤四十余处是为先导(见1980年《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辑)。杨著以清史学者之演进，指摘周氏之《红楼梦》考证不可信，兼及追随者刘心武‘秦学’之荒诞，皆据史实立论，不从臆测；沈著揭露周氏惯用造假、妄言惑人，文德可议，事必详考，用力极勤极深；胥著则是对周氏红学谬误的全面批判，是他多年反复思考、潜心研究的结果，立足高、视野广、剖析深，是一部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捍卫我国伟大文学家曹雪芹及其文学巨著《红楼梦》不被任意歪曲的力作。新时期初，我与周汝昌先生曾有过一段交往，先是书信往来，后来也曾多次登门访谈。大概是因为我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有许多批评，遂被看中，说了许多好话。我出版的几部书也得到他的推介，且赞誉有加。但我行事、治学自有原则，并不因人情而任意附和，作违心之论，比如我根本不相信他《红楼梦》续书是乾隆阴谋指派高鹗篡改的说法。自上世纪末期到本世纪以来，我们渐行渐远，终至断绝了交往。这主要原因还是‘道不同’而绝无个人恩怨。”[6]序言，1-2由蔡义江的表述可见，批评周汝昌红学谬误的三部最重要著作全面地盘点了“周氏红学”的家底，并将他的为学与为人之品格做了毫不留情的揭示和批判，备受蔡义江赞赏。尽管蔡义江也曾蒙受周汝昌的提携，譬如《蔡义江新评红楼梦》被周汝昌称道为“持论最正，用情最深，评注最详尽，最遵从原著，到目前为止，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本子。”(笔者按：周汝昌评语见“新评本”封面题词。笔者以为可将蔡义江的“新评”与周汝昌的“校评”、冯其庸的“重校评批”和王蒙的“评点”合称当代《红楼梦》评点“四家评”，其中《〈红楼梦〉王蒙评点》出版最早，因“四家评”评本影响最大，故有此称。)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总之，“批周斗士”如此这般的毫不留情的揭示和批判，如何能够指望周汝昌与这“如泰山磐石，如黄河砥柱”的“学术共同体”和平共处、融洽和谐呢？

笔者以为，即便这一“如泰山磐石，如黄河砥柱”的“学术共同体”不过是这两位“批周斗士”的“杜撰虚话”，周汝昌的“落落寡合”的个性以及“直性狭中，多所不堪”的嵇康式情性，也很难完全排遣其沉痛深厚的“孤独之慨”。(笔者按，顾随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信中说：“今日阴雨，竟日潮凉有如新秋，而筋骨酸痛，坐立皆无所可。卧床偃息不复欲起。向夕雨止，即如复活，灯下独坐，乃作此书，然中怀郁结，恐亦未能尽所欲言也。平日爱读嵇叔夜《绝交书》，尤喜其‘直性狭中，多所不堪’二语，以为殆不啻为苦水写照。”[1]18顾随与周汝昌表白往往有爱屋及乌之慨，这里所谓“不啻为苦水写照”，若结合周汝昌之个性而言，亦可视为“为周汝昌写照”)尤其在王利器以及同时期对《红楼梦新证》的严厉批评之后，周汝昌的“孤独感”与日俱增，至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与“学术共同体”的“抗争”中尤其“红学斗士”的严酷批判中达到“我极孤独”的境地。梁归智在2001年11月14日第119封信的〔说明〕写道：“谓我极孤独，一语大知己：笔者在《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中说周老治红学有强烈的‘孤独感’，‘从根源上说，周汝昌对青年的提携也是他孤独感的一种衍射。在同辈和准同辈中觅不到知音，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更年轻的人身上。’等等。”[5]218梁归智所言不虚，周汝昌在1998年12月23日致梁归智信中说：“你带学生来，何不见见面。我喜与青年相识。山东大学马瑞芳、北师大邹晓丽等教授皆带研究生来。相聚一处非易，‘有缘千里来相会’，而交臂失之，岂不太可惜乎。”[5]163周汝昌对于研究生的来访心怀渴望，因为，“我的‘本单位’多年把我‘孤立’起来，一切中外学术活动线索等绝不令我闻知，也不派带研究生，其计甚毒，然而看来也‘封锁’不住吧。”[5]175如果没有机会带研究生，便没有可能培养自己学术的接班人，这应是周汝昌“孤独”乃至“愤怒”的主要原因之一吧。因为，研究《红楼梦》和他的作者曹雪芹已经成为周汝昌的“一种精神需要”，几乎如同“一种宗教”，这一股子为了自己同时为了读者、为了红学，并且为了中华文化的“痴”劲，堪称“红楼梦中人”可也。周汝昌最希望将这种“痴心”传达给接班人，同样是为了红学，并且为了中华文化的接续，当然，首先是为了“周氏红学”的接续，因为“周氏红学”是迄今为止最成体系的个人研红成果，这是周汝昌最为得意且傲视红学界而不屑与“庸流”“常流”“俗流”为伍的学术资本，尽管这一资本的价值一直不断地被质疑。

沈治钧所指称的“如泰山磐石，如黄河砥柱”的“学术共同体”，当然包括坚持不懈地与周汝昌做毫不留情的“战斗”而被笔者合称之谓“批周四斗士”的四位学者。沈治钧坚持认为“自古正邪不两立，浊泾清渭已分明”，他是把周汝昌看作了“浊泾”，而他与他的“如泰山磐石，如黄河砥柱”的“坚强后盾”即“这些师友的鼎力支持，构成了学术共同体”则是“清渭”。这种无形间的“正邪”分界，自然不能得到周汝昌的认同，这又是何故？且看周汝昌1998年12月23日致梁归智信：“你的‘范型论’，我当然感到光荣；但此又非‘个人’之事也，是故不敢以个人居之。对相当多之人来说，你此论是‘对牛弹琴’——那个‘红研所’的人连看也看不懂的，遑论‘接受’哉。故可悲矣。这正是一个文化悲剧。此文意义重大深刻，影响当俟时间与识力之进展。……因为我们讨论的曹公子与蒙庄叟的联系，亦即此一课题之良例也。但这种‘琴韵’你对‘牛’而弹，则将何所‘收获’乎？当然此乃拘于成语也，实际牛亦知音解意，‘红所’之流辈，并‘牛’亦不能同列耳，红学落于彼等之把持，是中华文化的最大悲剧——我们如此说，必又‘惊世骇俗’了，思之又可发一大噱。”[5]162-163“红研所”乃沈治钧所谓“学术共同体”之领导机构，周汝昌竟然如此不屑，并称把持这个红学“学术共同体”领导机构者乃不如“牛”之“流辈”而已，而且这种境况乃“中华文化的最大悲剧”。这是铁了心地与“红界”抗争，周汝昌坚持做红学界的“独行侠”。(笔者按：2010年9月10日周汝昌致梁归智信的“说明”部分引录了梁归智致周汝昌的信，信中谈及李泽厚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的评价：“李先生又说四大分支中最重要的是探佚，自己最喜欢探佚，说刘心武则有些太‘过’了。又特别说胡适帮助过周汝昌，但周并不回护胡适而标举鲁迅，这很不容易，很了不起。又说：我不了解红学界，原来以为周汝昌在掌控红学界，因为我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按探佚编，百家讲坛片头有周汝昌的头像，没想到在红学界那么受欺负，向周老致敬。”[5]306

那么，周汝昌坚持与“红界”抗争的内在信念何在？即在于“我占有了真理”，所以，在周汝昌笔下，“真理”被屡屡提及。

只要抱着探索真理的精神和志愿，应该这样努力研讨，无所“畏惧”(1980年10月31日第1封)[5]001。见示新写美学论文重要一义，我深信不疑。此实红学之最“要害”者也，浅识俗流，何能梦见此义。但正因此故，不免俗论俗议随之。只要你是以真理为标的旨归，不必因是而有所惑，有所动，方能有大成就。古今中外，少有例外也。勉之勉之(1983年4月13日第11封 )[5]015。

我的序，也并未出言失其分寸。如果也“连累”了你，那就太没好人走的路了，难道我们只是怕和退，就“免去”麻烦了吗？“积四十之经验”，知其不尔。你越逊让，他越放肆。手中有真理，词严义正以待之，可耳。(1983年8月6日第13封)[5]018—019

揽来书，虽不详述，然深知现在一个青年之人想专心致志做点学问事业之难，时间之宝贵，杂务之重压……种种掣肘，我过去了解不够，实在太书呆气。但你起步好，已是难能，世上事难求一切如愿。什么滋味都得准备尝。但为了真理，要坚持奋斗。苦是苦的，也有回味馀甘，作为“报酬”的。……悲剧那篇文写得好。弄理论确实难，但当今之世你想压得住阵，想服人，非得有点儿理论不行。理论靠学问，但也不是“书橱”的事。多读好书，启沃触磕、印证推衍、自生境界——还得靠自己一副好头脑好心灵，别的不过是借助罢了。但不学确是可怕的事，我自幼聪颖强记，有悟性，因而不肯刻苦读书，浮光掠影为多。至今深愧至悔，有何益哉。然我辈自知不足，故不敢狂妄。彼狂且妄者，皆自以为是，而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者也，红界此等最多。良可悲也( 1984年4月9日第18封)[5]033-034。

对文章的“观感”是“渐入佳境”，关键命题是“探佚是美学”。我们看来一清二楚的简单不过的，庸人蠢人却说“不然”——所以我们很“苦”(“很苦”旁边画圆圈)，和此二种人对话，多冤枉！！(“多冤枉”旁边画圆圈，圈内画黑点。)但现实却恰恰要求我们针对这“两种人”作不倦(“不倦”二字旁边画圈内圈，内圈中心画黑点)的斗争工作。苦在这儿，意义也在这儿(这句话旁边画波纹线)：古往今来，凡真理都是先得战胜此“两种人”才能获得自己的“存在权利”的(这句话旁边画连圈线)！！！呜呼。(1984年5月11日第20封)[5]037因批点而涉及文本，势所必然；但其复杂真是“万状”，绝非夸张之词，而时间不容你十分兼顾，只可量情掌握分寸吧。你能参阅《鉴真》，大佳事也，此书与家兄合作，落纸定稿也费时四个月，如今也写不出了，所以可贵在“不怕费事”，务求真理。( 1994年9月9日第60封)[5]110

周汝昌将自己所受“种种掣肘”归之于“我过去了解不够，实在太书呆气”，“所以我们很‘苦’”，联想周汝昌的老师顾随1942年7月27日信中所自叹“直性狭中，多所不堪”“中怀郁结，恐亦未能尽所欲言也”，顾随的“自叹”如果看作他的“最得意的弟子”周汝昌的性情写照并不离谱。说起“书呆气”来，又可从《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中读到周汝昌的一段诠释：“这种不承认梦幻虚无的死硬脑筋，在佛家看来就叫做‘痴人’，执着人生，痴迷不悟——不觉不醒之义也。而在世间，这也就是书呆子气了。因为对人生太认真。书呆子的真定义不是‘只会抱书本’、‘纸上谈兵’，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事事‘看不开’、‘想不通’，人家早已明白奥妙、一笑置之的事情，他却十分认真地争执、计较——还带着不平和‘义愤’！旁人窃笑，他还自以为是立功立德立言。书呆子的另一‘特色’是十二分天真，以为世上没坏人，没心地险恶的卑鄙小人，没专门损人利己的无道德、无情义的人——更以为世上没有假文人、假学者，没有借了‘学术’去招摇撞骗、到处捞名取利的人。他遇上这种人，不知识别，还以为可与深交，结果让人家利用了之后，再以打击攻击贬抑排挤为‘报答’。”[7]3周汝昌的“中怀郁结”表现在他常常怀抱一种“被迫害”“被暗算”的“愤愤不平”情绪，以及由此而来的满腹悲怆感。当然，这种“愤愤不平”和“满腹悲怆”反而激发了他的强烈“抗争”意识。并且，为了有力的“抗争”，周汝昌同时葆有很自觉的“阵地”意识。因为他很清醒，有了阵地才能坚持不懈地“抗争”，尽管这种“抗争”的确“很苦”，为了“生存”，更为了“真理”，也要坚持下去，隐忍是没有希望的，况且隐忍也不是周汝昌的情性所能接纳的。他曾在致梁归智信中说：“受委主编‘中国当代文化精品’丛书中之红学精品集，委托意重，我念为了‘阵地’所关，不宜推卸，斗胆承应下来了，而目坏多年，一切了解太少，恳烦臂助，就你自涉足红学以来所读书文，觉得最有价值的应入选的，为我列一人名文题名的单子，以便保证质量，统筹分配，可分红学、曹学二大类中之史、哲、考订、探佚、评议、辨伪等方面具有创见、贡献者，内容充实、学术特色较高者，在研红史上有促进、推动、突破作用者。”[5]156

二、 “光荣的孤立”与“我占有真理”

如果说“我占有了真理”是一种自高自大的“自以为是”，那么，红学中人所谓“自以为是”者又岂止周汝昌一人呢？难道仅仅是红学领域吗？当然不是！

笔者在《红学学案》一书《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一章中对于周汝昌这种“我占有真理”的个性(或人格)悲剧进行了初步的阐释：

周汝昌坚持自己“独异而不同”的姿态而不学俞平伯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做法，当然也就为他赢得了“知音难遇”的“旷世孤独”的境遇。如梁归智说：“他因此陷入了‘光荣的孤立’—— 一孤立就是几十年……周汝昌因此实在地承继了曹雪芹‘谁解其中味’的历史性孤独感。他被迫地成了‘斗士’——为坚持和维护自己的学术见解而展开了韧性的、几乎是毕生的‘战斗’……这真算得是一种奇遇，在中国历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很罕见的文化现象。”(笔者按：梁归智.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J].黄河，1997(6).)这“绝无仅有”的“很罕见”的现象自然不是一种常态，这一非常态的“孤立”在梁归智看来无非是由周汝昌红学思想的“高深莫测”而“曲高和寡”所致。“他确有一种迥异常人的悟性思维方式，这又很难为一般只具有常规思路的红学同仁们所企及理解。这种历史的际遇造成了一种‘缥缈孤鸿影’的孤独寂寞的学术和人生境界。”(笔者按：梁归智.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那么，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造成他的“孤立”吗？譬如陈平原所说的一种情形：“古今中外第一流的文人学者，老来不如年轻时激进，立论日趋平实公允，此乃常态；越老越偏激的毕竟罕见，而且给人‘冬行春令’的感觉。”(笔者按：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9)不妨说，如果仅把周汝昌的“孤立”理解为是红学的悲剧，似乎又太绝对了，抑或还有个性(或人格)悲剧成分呢？

设若是个性(或人格)的悲剧又当如何理解？且看蒋孔阳《治学的三点体会》中如何说：“我感到我一生当中，给我影响最深的，是马克思的一句话：‘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因为我并不认为自己占有真理，所以我总是感到自己的不足。我总是张开两臂，去听取和接受旁人的意见。我不仅没有想到要去建立一个体系，一个学派，而且对各家的学术，也从来不是扬此抑彼，而是采取兼收并蓄、各取所长的态度。”(笔者按：蒋孔阳.美在创造中[M].广西师范大学，1997：270)是否有建立一个体系、一个学派的兴趣，那是学者个人的学术追求不同，本没有一律的要求。我们从蒋孔阳这段话中至少看出两层意思：一则真理占有我，我则顺从之；二则兼收并蓄而非扬此抑彼。此两点堪称学者治学之箴言，关系着学人之境界、学风之正邪。尽管周汝昌也认为：“我们应当服从治学的正当态度，从善如流是我们遵循的原则。”(笔者按：周汝昌.红楼家世——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M].黑龙江出版社，2007：7)然而，他那种为人所难以接受的“我占有真理”般的自视甚高的学术态度和“扬此抑彼”的做法，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他赢得普遍的尊敬。虽然他的红学体系作为“一家之言”没有理由被漠视，尤其他的“中华文化之学说”“新国学说”“红学四学说”的学术价值更不应被一笔抹杀。这其中的道理何在？或许就如梁归智所说：“周汝昌是自有红学以来贡献最大的红学学者，也是备受争议甚至非议和攻击的一位学者。”(笔者按：梁归智.问题域中的《红楼梦》“大问题”——以刘再复、王蒙、刘心武、周汝昌之“红学”为中心[J].晋阳学刊，2010(3))杨启樵也认为：“说到红学大家，究竟有哪几位？各有各的看法，姑且说，该选出哪一位打头阵。我选中了周汝昌先生。因为他年事最高，资历最深，著作最富，话题最多。且有一连串头衔，如红学大师、泰斗、集红学考证大成者、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等等。此皆本人勤勉、努力而得，应予以高度评价。因此，推他坐第一把交椅，相信置疑者不多。”(笔者按：杨启樵.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M].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3-4)[8]225-226

梁归智声称周汝昌“被迫地成了‘斗士”——为坚持和维护自己的学术见解而展开了韧性的、几乎是毕生的‘战斗’。”当然，周汝昌的“战斗”似乎显得“不自量力”，因为他所直面的是沈治钧所指称的“学术共同体”，而且是“如泰山磐石，如黄河砥柱”的“学术共同体”，这里有最勇敢的“斗士”，即笔者称之谓“批周四斗士”。笔者在《红学丛稿新编》一书的《〈红学学案〉外编——红学名家与〈红楼梦〉研究》一文中称：当然，对于“周氏红学”的批评和批判一直也没有歇息过，其中尤其以“批周四斗士”的文章更具影响力。“批周四斗士”源自于蔡义江先生写给笔者的《我的红学简况和对红学的展望》一文，该文作为《红学学案》的附录文献，主要交代“传主”的学术简介，是《红学学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蔡义江先生说：“红学的现状却是令人忧虑。越荒谬的东西越走红的怪现象越演越烈，近期也看不出有好转的迹象。我曾经对红学的前途表示过乐观，相信真理终将战胜谬误。从长远看，必定如此，尤其在今天恶劣的气候下，仍有一批不为名利所惑、坚持走科学发展正道的红学研究者，其中像北京语言大学沈治钧教授、新疆师范大学胥惠民教授，在我看来，可称得上是与红学歪风邪气作斗争的勇敢斗士，还有清史研究功力极深、只凭证据说话的杨启樵教授等，都对维护红学的健康发展作了杰出的贡献。”以上这段文字交代了三位“红学斗士”，梅节先生同样以批周闻名于红学界，而且资格最老，是故有此“批周四斗士”之说。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梅节著)、《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杨启樵著)、《红楼七宗案》(沈治钧著)、《拨开迷雾：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胥惠民著)等[9]207。两军对垒，尽管力量悬殊太大，但有一个方面是一致的共同的，即彼此都声称为“真理”和“学术”而战，这是他们“交战”的一面旗帜。可见，其间的是非曲直如果辨析不清，红学的“真理性”何在？红学的“学术性”又何在？所以，对于这些“斗士”们的“战情”的考辨与评价显然应该成为红学学科不可绕过的极其重要的学术话题之一。

周汝昌的“我占有真理”气概使他在红学研究上自许极高，他曾在致梁归智信中说：“吾辈目前，势似孤单，但分明已经打破牢笼，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了。能解决这个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巨大、最深刻的问题，开辟了一个斩(梁注：应即“崭”之通假)新的精神世界，使全人类逐步认识曹雪芹，平生愿足，岂复更有他求哉。”[5]46-47再看梁归智的评价：“从精神气质思想境界的角度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学者，只有周汝昌、胡风和鲁迅这‘两个半’人真正读懂了《红楼梦》。”[5]118梁归智又说：“这就让我们联想起周汝昌在许多文章中推尊鲁迅为红学大师，一些批评意见认为周汝昌是在‘拉大旗作虎皮’，其实还是未能了解周汝昌对鲁迅和曹雪芹深刻的观察。尽管鲁迅并无红学方面的专门学术著作，但他的精神气质包括语体文风都在根本上与曹雪芹呼吸交通，这使他能于存在严重历史局限性的条件下说出许多关于《红楼梦》的精辟见解。而胡适，虽然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却从本质上与曹雪芹十分隔膜，这就是为什么他推尊程高本和后四十回，而不能与脂批本和曹雪芹原著神交的原因所在。”[10]252由周汝昌的表白可见，“势似孤单”并不可畏，“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则必定令凡庸之辈生畏，正所谓：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哉！在梁归智的眼中，周汝昌依然远远地超越了那位“新红学”的开山祖师，此又非凡庸之辈所可颈望。

于是，这种“我占有真理”的目空一切使周汝昌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率性地臧否人物的表达习惯。据庄信正在《张爱玲与庄信正通信集》中描述：“一九八七年周汝昌来美国，途经纽约时我在台湾《中国时报》十月六日一个饭局上见过。他在‘红学’方面的贡献不容置疑，但后来往往率尔操觚，写的太多，予人以浮滥之感。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出的崭新的《新证》是‘十年浩劫’期间屈指可数的‘学术性’著作之一(另外可能只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其风派嘴脸使很多学者不齿。除吴世昌以外，王利器也曾撰长文痛批该书中竟屡屡出现纯学术性谬误，读来更觉辛辣，见其《耐雪堂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九八五年初版，过了二十年，即张爱玲死后十年，周又写了一本《定是红楼梦中人——张爱玲与红楼梦》，笔调仍是阴阳怪气，不够严肃。一方面反驳张对他的批贬，一方面当她批贬别人时则又欣然同意。例如引我的悼文《旧事凄凉不可听——张爱玲与〈红楼梦〉》中节录她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来信的一个片段，谈那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举办红学研讨会，在周笔下张这句话变成：‘×××这次也出席，看来他的学说非常靠不住，《论庚辰本》我看不进去也罢，但是放在这里到底放心些。’他在引号内把原文中‘冯其庸’三字擅自改为‘×××’，以及违反了学术规则，而又妄加评语说‘这就是她的精识真知，非庸流可以相提并论’，‘庸’字当然是隐刺冯先生——另一位对周很不恭维的红学家，乍读时我想到周此前对张爱玲的冷嘲热讽，顿起‘借刀杀人’之感。”[11][12]。 “庸”字在周汝昌致梁归智的书信中也出现过：我们看来一清二楚的简单不过的，庸人蠢人却说“不然”，结合“这就是她的精识真知，非庸流可以相提并论”这句话来看，表面上是夸赞张爱玲，其真正指向则是冯其庸，这就是所谓“借力打力”的做法吧。据笔者查阅资料得出的印象：周汝昌并不情愿直呼其名姓，如果说“庸流”尚隐晦一些，“庸人”一词则更加隐晦了，不过，明眼人显然可以联想到周汝昌所指乃冯其庸。当然，周汝昌也曾偶尔使用过更加明显的称呼即“二马”一词。周汝昌致梁归智信道：“‘红会’闻新会长是林冠夫(二马下台)。”[5]182“二马下台”显然是周汝昌十分关注的事件，不过，结果还是令他失望了。除了“庸流”“流辈”之外，周汝昌又曾在《怀念先师顾随先生》一文中使用“常流”一词表达他的臧否态度：“我认为，先生绝对不是一位文人词客那一类型，他实际上是一位学富思深的哲人，而他的真实造诣与境界，并非一般常流所能轻易窥见，因此对他老人家的‘评价’，还是有待于非常深入的精研渊览，方能定其品格之高位。”[13]18周汝昌还曾从“俗流”一词表达他的臧否态度：“见示新写美学论文重要一义，我深信不疑。此实红学之最‘要害’者也，浅识俗流，何能梦见此义。”[5]15笔者曾在《勤于家世版本梳理，试图建设性之贡献：赵冈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五》一文中指出：“周汝昌习惯于这种评文申说的方式，即表达自己是内核，批评他人是外壳。”[14]周汝昌的这种习惯可从他所著《张爱玲与红楼梦》一书中获取鲜明的印象(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至于周汝昌借为赵冈著《红楼梦新探》所写的序文以倾吐自家心中块垒，可谓家常便饭了。(笔者按：借为他人著作写序言而倾吐自家心中块垒，并非周汝昌的独门绝活，掌握这门“手艺”的文人学者大有人在。)那么，周汝昌的这种臧否人物的自信哪里来？当然来自他对于把握真理的自信：手中有真理，词严义正以待之，可耳！笔者以为，“周氏自信”是与他的性情密切相关的，“落落寡合”者往往以“孤家寡人”的姿态而“孤芳自赏”。“孤家寡人”者，终怜自身太孤单了，匹马单枪，难以遇见半个“知赏”，所以很“苦”，这个“苦”，岂不是“孤家寡人”的写照吗？“孤芳自赏”其实是周汝昌曾经一再批评的做派，譬如他在为顾随《苏辛词说》所作序言道：“先生所说的，全是以一位诗人的细心敏感，去做一位学者的知人论世，而在这样的相得益彰的基础上，极扼要地极精彩地抉示出了文学艺术的缘由体性，评骘了名家巨匠的得失高低，——而这一切，只为供与学人参考借镜，促其精思深会，而迥异乎‘唯我最正确最高明’、‘天下之美仅在于斯’的那种自居自炫和人莫予毒的心理态度。”[13]113常言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何其难哉！

周汝昌的身后因其生前的“孤芳自赏”和“孤家寡人”的姿态而落得继续享受批判的境遇，“批周四斗士”中的杨启樵的《周汝昌红楼梦考证指谬 》刊发于《文学报》(2015年4月9日)，胥惠民连续刊发两篇文章批判周汝昌，一篇题为《周汝昌红学观批判》，刊发于《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4第2期，另一篇题为《周汝昌的自我标榜与求名历程 》，刊发于《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4第3期。周汝昌身后的这种境遇显然比不得他所戏称的“二马”冯其庸，譬如周汝昌仙逝之后，在国家级专业核心期刊《红楼梦学刊》上除了刊发一篇由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署名的《沉痛哀悼周汝昌先生》(2012年5月31日)一文外，至今并未见专题追悼和纪念文章发表于《红楼梦学刊》。而受到周汝昌所“隐刺”的冯其庸仙逝之后则享受着特殊的荣光，2017年，《红楼梦学刊》合计刊发至少43篇追悼和纪念文章(其中2017年第二期3篇、第三期7篇、第四期33篇)。这一巨大的反差似乎在验证着沈治钧所指称的“如泰山磐石，如黄河砥柱”的“学术共同体”之说并非虚话。如果我们把这两位“大师”(周汝昌乃“现代红学大师”，冯其庸乃“新时期红学大师”或“新时期红学第一人”[15])生前身后的境遇相比照，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周汝昌一生的悲剧至少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性格悲剧”的结论(文学上所谓“悲剧”大体三种：命运悲剧、时代悲剧、性格悲剧)，前提是认同周汝昌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这一判断。这一性格悲剧的根源除了“落落寡合”之外，更在于他的“离经叛道”，用刘绍铭评论夏志清的说法：“如果夏公读张爱玲和钱锺书有‘石破惊天’的发现，那是因为他‘离经叛道’。”[16]179“离经叛道”者往往发出“石破惊天”之语，为恪守“经”“道”者所不容。“经”者何谓？“道”者何谓？“真理”之谓也。蔡义江在给胥惠民所著《拨开迷雾——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一书“序”中说：“《拨开迷雾——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一书共计12章，其标题胪列如下：1. 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2. “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是一个伪命题；3. 不要把自己编的“一百零八钗”硬栽到曹雪芹头上；4. 一部距离作者越来越远的校订评点本《红楼梦》；5. 一部充满错别字的《红楼梦》校对本；6. 一部肆意破坏曹雪芹《红楼梦》艺术结构的坏校本；7. 《红楼梦》不存在万能的“大对称结构”；8. 曹雪芹的籍贯、生年和卒年；9. 周汝昌先生辱骂诬陷高鹗的背后；10. 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11. 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主观唯心主义及其走红的原因；12. 读周汝昌《还“红学”以学》。“绪论”标题则为“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这13个标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三个标题：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主观唯心主义及其走红的原因；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为什么说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呢？核心问题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以及错误的方法论。说到底就是周汝昌的《红楼梦》研究背离“真理”，所以说“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胥惠民在《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一章中不无遗憾地说：“很遗憾，周汝昌先生的这些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在红学上周先生一生的努力都是在‘证假为真’，站不住脚。”[6]150“证假为真”何谈“真理”？胥惠民总结周汝昌“证假为真”的方法有六条：一、随意附会法；二、曲解作品为自己观点服务法；三、大话欺人法；四、泼脏水法；五、无中生有法；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法。总之，乃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笔者以为，“批周四斗士”的著作以胥惠民的《拨开迷雾——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一书最不易令人舒服，至今而观之，其对周汝昌“酷批”的效果或“杀伤力”远不如沈治钧著《红楼七宗案》一书，“七宗案”立意源自西方宗教的“七宗罪”之说，这“七宗案”(笔者按：“梅节说，其实就是‘骗案’。”[4]466)分别是：1. 关于“秦学”及其他；2. 关于《爽秋楼歌句》案；3. 关于《木兰花慢》疑案；4. 关于“聂绀弩赠诗”案；5. 关于“曹雪芹佚诗”案；6. 关于“俞平伯匿书”案；7. 关于新版电视连续剧。沈治钧在《红楼七宗案》一书“绪言”中称：“有鉴于此，我们批评的对象主要是‘周刘配’。除了诘难他们的各类观点，还试图挖掘他们之所以如此的深层原因，渐渐明了，关于‘秦学’的辩论决不是单纯的观点之争，更重要的是治学方法、治学理念、治学态度之争，是做人原则、行事规则、处世哲学之争。至于旧年间的‘曹雪芹佚诗’案与‘俞平伯匿书’案，以及近年来谈论的《爽秋楼歌句》案、《木兰花慢》疑案、‘聂绀弩赠诗’案则具体关涉学术规范与学术诚信。新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也同此类学术背景息息相关。当‘红学泰斗’带头歪曲《红楼梦》的时候，当知名作家带头糟蹋《红楼梦》的时候，当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带头戏说《红楼梦》的时候，还能指望其他社会成员真诚敬畏文学名著吗？”[4]5《红楼七宗案》一书以“求真”的愿望试图从学理上对周汝昌为人和为学的品格做全面而彻底的呈现，正如沈治钧所说：“我由点到线条，由线到面，由面到体，力图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辨析，希冀案情日趋明朗化。……真理越辩越明白，真相越辨越清楚。”[4]464-465甚至可以说，胥惠民著《拨开迷雾——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一书远不及梅节《海角红楼》中的《说“龙门红学”——关于现代红学的断想》以及《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等文章的杀伤力和影响力，原因何在？正如胡文彬在《百年红学百年梦——谈红学研究中的“反思”》一文中所道：“学术研究中尚存在着一股‘左’的干扰。……回想这十几年来，学术研究中实际上存在着靠专断、靠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来整人的事例，影响所及令人愤慨。专断的目的就是要强制人们接受他的管教，接受他的观点，以体现他的‘权威’性，这就是迷信，迷信他一个人。正如有人所说，学术研究中排斥异己，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工具’，批这个批那个，甚至搞缺席审判，都是属于专断的性质。用‘一致通过’、‘一致认为’之类的词汇，就是制造一种‘迷信’。这种有如转型期的‘暴富’者群体心态和行为，破坏了学术研究的学风、文风，损害了‘学术’的形象。”[17]35-36《拨开迷雾——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一书给人以强烈的意识形态思维的冲击力，这在严肃的学人眼中显然属于“非学术”的惯性思维。

三、 孤独感的另一种衍射：对“红研所”“红界”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与嘲讽

笔者略做统计，便于读者获取周汝昌孤独感的另一种衍射的鲜明印象，以便做出自己的判断：

你的“范型论”，我当然感到光荣；但此又非“个人”之事也，是故不敢以个人居之。对相当多之人来说，你此论是“对牛弹琴”——那个“红研所”的人连看也看不懂的，遑论“接受”哉。故可悲矣。这正是一个文化悲剧。此文意义重大深刻，影响当俟时间与识力之进展。……因为我们讨论的曹公子与蒙庄叟的联系，亦即此一课题之良例也。但这种“琴韵”你对“牛”而弹，则将何所“收获”乎？当然此乃拘于成语也，实际牛亦知音解意，“红所”之流辈，并“牛”亦不能同列耳，红学落于彼等之把持，是中华文化的最大悲剧——我们如此说，必又“惊世骇俗”了，思之又可发一大噱。(1998年12月23日第92封)[5]162-163日昨已复一札，今再谈“林之孝”问题。我觉你札中所论亦足自圆，不为无理，且诸本皆无“家的”，红研所竟妄增二字，此等卤莽自是之作法不足为训。(1994年9月24日第62封)[5]114关于必须有一批后起之秀我们亦所见略同，但你应指出这早该着手培养而至今尚无一打算与迹象……只说一“非朝夕之事”也等于为他们开脱。请看红研所招来的那几个“人材”！？又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信“培养”出什么人？！那“领导”以己之昏昏而欲人之昭昭安可得乎？！悲哉！[5]133(1996年7月20日第74封) “红研所”托人向我“游说”要我参加“国际会”，我不会受此荣宠的。且在一个小会上(报界人不少)顺带说：“我与××所毫无关系。准备退出红学界。”虽非“正式登报声明”，也能令人知之矣[5]147。(1997年5月21日第82封)

今早接来札(并打印本)，今下午适复奉命到奠中先生朵云，因而终日欣喜。——欣喜之中又有感慨叹息。大约这就叫“病态”吧？……论文好极了，我说不尽的高兴。我多年内心有此愿望，从最根本的问题上讲一讲这个重大课题。但有心无力。去年“学刊”索稿，我仅能从“妇女观”的角度来衡量原著与续书，写成一文。那实在浅多了。今睹新作，无比快慰，今夜恐又应喜而不寐。从今日一般水平说，有些同志读了也未必“震动”。曲高和寡，自古为然，虽不免增叹，然亦不必担忧。天下士，高具眼者又何限——但我说的“和寡”，是指“现有的”红界中人耳[5]25。(1984年2月24日第16封)

悲剧那篇文写得好。弄理论确实难，但当今之世你想压得住阵，想服人，非得有点儿理论不行。理论靠学问，但也不是“书橱”的事。多读好书，启沃触磕、印证推衍、自生境界——还得靠自己一副好头脑好心灵，别的不过是借助罢了。但不学确是可怕的事，我自幼聪颖强记，有悟性，因而不肯刻苦读书，浮光掠影为多。至今深愧至悔，有何益哉。然我辈自知不足，故不敢狂妄。彼狂且妄者，皆自以为是，而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者也，红界此等最多。良可悲也[5]33-34。(1984年4月9日第18封)印象中以为，你的三姊妹篇，此篇笔力最沉鸷有力，而又无时下八股造作气，论析精辟，洵佳制也！你能想象得出，我看完后是十分激动感慨的。红学界多年来哪里有过这样看得深刻的文章呢？它会发生巨大影响(未必在一朝一夕间)，我深信不疑，信心十足[5]38。(1984年5月23日第21封) “红场”极不堪。我数十年观场，至今日中怀更为作恶！若非有兄等二三子为砥柱中流，我真想不再研红了[5]56。(1988年6月25日第30封)贵州《红楼》第二期颇有几篇可读之文。有揭“遗腹子论”的，有批“靖伪”的，有讽“红界”学霸的。皆有内容，而非空谈之比。你对这些也许兴趣不大，但也不妨一闻也。……附叙：7月31日河北人士在京举办一个“首发式”，为王畅同志所著《曹雪芹祖籍考论》出版，其书45万字，学术质量甚高，从此“辽阳说”之霸气可稍减矣(9月12—15日辽阳开“红会”……)你对此无兴趣，只是乘便闲叙。但如你肯花时力一阅此书，亦当叹嗟不已也[5]135-136。(1996年7月21日第75封)

“红界”我亦无所知——莫测高深。也许都在埋头炮制大文鸿著，又将一鸣惊人吧？“于无声处听惊雷”，可以“歪引歪用”乎？[5]187(2000年10月30日第106封)

周汝昌对“红界”的不满和嘲讽不仅持续的时间长而且是发自肺腑的恳切，由此说来，他在“红界”口碑的不尽如人意并不能仅仅归之于“红界”的恩怨。这种“酷评”一旦成为周汝昌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则日益加剧了他对“异己者”(不合自己的观点者或为自己所不喜者)的警惕、嘲讽甚至报复。请看以下批评钱锺书、陈维昭举例以略窥其“酷评”全貌：

钱钟书《谈艺录》中论及王国维未解叔本华之语，如不太长，乞分神抄示 [因旧有之本早已失去，再觅借翻检则病目实为苦甚(“苦甚”二字旁边画圆圈)，故欲弟助我] 谢谢。我读谈艺录尚是开明书店旧版，时钱先生在清华，我为燕大学生，过从唱和甚契(我还为此书提过若干条细小意见)，钱先生亦甚见器许。后“拔白旗”运动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奉行，以钱先生《宋诗选》为“目标”，大会“批判”，我为研宋诗之唯一人，故不得不“发言”，然此内部事也。不料“小组”整理“发言稿”后，报之光明报“文学遗产”，而竟用我个人名义(“我个人名义”五字旁边画圆圈)(绝不打招呼！！)。从此钱先生视我为“小人”矣。此极粗略言之，但我亦不能为此去向钱先生“声辩”，有何意味？！我平生负冤事甚多(对俞亦一案……)甚望吾弟知之，异日可为我一雪之耳。叹叹！

…………

同时接二札，谢谢耗神为抄谈艺录。因知还有《管锥编》四则涉此(涉红？)，大是医我寡闻。钱先生此论似借评静安王氏而讥当世“红学家”者“参禅贵活，为学知止”。难道小说里不包含哲思、史状、人情世态(社会学)之成份与价值而需要探讨耶？如你研雪芹之道家思想，是否也应受讥？吾尚未悟其可讥何在也。我极佩服钱先生博学宏通罕有俦匹，非常人也！但我实不喜欢围城。……聪明俏皮而不厚重，终是南士之风流。其《宋诗选》，我也实在不以为佳。(其序注似皆意不在启沃当世，而在纪载自己读书范围。多次重排，皆只增入数种稀见之书引入注中，且亦只列书名，当世读者不可见其书，亦不明引来何义也。)今唯足下为知我者，故敢及此。甚愿吾弟学其弘博广通，而不学其聪明俏皮。吾之语此，并不杂丝毫个人短长(与“拔白旗”一事更不相涉)。古喻南人显处见月，北人牖中窥日，此为学之异数也。盖闲心弟台不作他想也。若语之俗人，必又另作“解释”了。谈谈[5]98-100。(1994年2月15日第52封-1994年2月25日第53封)

沪复大陈教授有大文，“祭”出王利器、李希凡、余英时三大“法宝”，以光宠不才。可惜丝毫新意亦无。……陈先生“祭”三大“法宝”，而以余氏观点为其衣钵，其二家乃陪衬，其笔巧，寓诋于“赞”，以迷人眼目。其要害是作“史”而无史识，只知以“史迹”充篇，此已非史之本质；又是“思想盲”与“源流盲”。故余谓此貌似史而非史也。……又，陈教授夸我为“巅峰”，意谓是“反科学”的“走极端”之实义也。他评王利器“隔靴搔痒”者，即谓王氏批不到“点子上”，如此之作“史”论也。所以有些人是以流氓、无赖、学棍的姿态批我这区区不才，而陈教授则是以高级教授“博导”的名位而为我增光也。所以，他继余氏，第二次为“考证”宣判“死刑”。佩服佩服[5]261-262。(2004年9月17日第147封-)

丽苓彻夜粗翻陈先生《通史》为你提供“要点”，然所提是否得“要”？无从判知。今日儿子建临为我读了一段方知《红楼》所刊之涉我一节文字殊非全文，引我误会不小，深以为愧。特嘱务将前次拙札评陈君者毁去，绝不可存。(笔者按：梁归智“说明”道：“但笔者认为，一切忠实于历史真相，而且后面周老来信，对《红学通史》仍然有所批评，故将2004年9月17日那封信保留照录。”)……因听读《红学通史》曾传奉一短简收见否？我撤销以前对陈君所发之言，是误会他乃“拥余反周”论者，今知他对余英时亦有批评，方悟，所疑遂解。加之他开卷即判曹、高之别，有此一端其它可以缓论矣[5]273-274。(2005年9月17日第156封-第157封)已传二短札。不能自读，只听人摘读，遂生误会。但也非如此简单，听来听去，又回到初次“感受：其笔巧，以一些表皮[不切实、有选择，有倾向……]来表出骨子里是贬抑。对我甚苛，躲我的真贡献与所起作用、影响……绝口不言；别人微小处，他却大书一笔……然这就大限于‘关注自我’了，太小器了，故不拟存旧札所云。他的要害是不言高乃反曹，并非只是什么‘三流平庸’之作云云，一也。二，还未听见他指责谁是‘曹高混一’论者，这就等于开卷似判原著续书了，实乃空幌子……如此等等，令我感到：识见并不真高，作‘史’也并不真老老实实，去‘秉笔直书’远矣。以上零零碎碎，仍系‘不全面’之粗见。但盼你得其书后能细细读之评之(不一定即时公开)，看看咱们二人的‘所见’，是否‘英雄略同’，亦有趣而有益也。”[5]274-275(2005年10月29日第158封)

周汝昌在臧否人物方面从来是立场鲜明而言辞犀利，遗憾的是，他的褒贬的个人感情色彩过于浓郁，怪不得“俗人”们“庸人”们“必又另作‘解释’了。”周汝昌特意强调他对钱锺书的褒贬并不杂丝毫个人短长(与“拔白旗”一事更不相涉)，设若联系这两封信通观，其中的怨气大有不抒不快之状。于是，钱锺书这位见“月”而不见“日”的“南人”之格局气度不过如此，其“聪明俏皮”又何足挂齿。周汝昌在批评钱锺书这位“主角”的同时，顺便甩了一鞭子，把“看客”也抽了一把，不得另作“解释”，否则“俗人”一个，这一思维逻辑令人沮丧。至于他对陈维昭的批评可谓活现了周汝昌特有的个性特征：他的敏感，他的多变，他的猜忌，他的严酷，他的苛求，他的“周氏讥讽”，他的“周氏用心”等等，至少难以给人以愉悦的印象。王利器、李希凡、余英时三大“法宝”乃周汝昌所嫌恨或嫌弃着的，陈维昭不能严厉批判这三大“法宝”自然不能获得周汝昌的好感，至于不能“判曹、高之别”则更加令周汝昌失望，于是，周汝昌便送给陈维昭一堆的评语：“作‘史’而无史识”“识见并不真高”“思想盲”“源流盲”“拥余反周”“太小器了”“作‘史’也并不真老老实实”“去‘秉笔直书’远矣”，等等，真不知陈维昭能否消受得起？可见，即便并非周汝昌的“异己者”，如果某人的某些观点引起他的不快，也是毫不留情地批评和嘲讽，无论她是张爱玲还是陈维昭，在周汝昌眼中都是一视同仁，毫不留情的。顾随曾如是提醒过周汝昌：“大抵巽父为人仁厚有余，苦于狠不上来，老驼亦正如此，然吾于世路上栽过几次跟头，吃过几回苦子，虽未得大离氏所谓之无生法忍，亦颇略略理会得咬牙工夫，故有时作事作文有类乎狠耳，惟吾巽父定知此非欺人之谈也。”[1]38顾随当时对周汝昌的印象显然只看到了其中之一面，并没能看到周汝昌性情的另一面，他对于“异己者”以及令他不快者的“狠”，并非“苦于狠不上来”，而是“苦于克制不来”了。这方面还是周汝昌的自我道白更具有权威性，他说：“自己为人脾性有毛病，有怪癖。因为实在很多，难以尽举，况且亦有难与人言、不便昌言者，故只随手记其数端，豹斑鼎脔，又何必求益求全乎？”[7]5

“落落寡合”的性格、自许甚高的个性、“我占有真理”的气概等造成了周汝昌为人和为学不同于人的鲜明格调：“非求独异时还异、难与群同何必同”。当然，这种“独异”“难与群同”的鲜明格调同时也与周围的环境息息相关，或者说正是性情气质和周围环境共同培养了周汝昌“独异”“难与群同”的鲜明格调。笔者在《红学学案》中有过评述：周汝昌则并不理会这些批评意见，他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正如他的自勉诗句所道：“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笔者按：诗红墨翠——周汝昌咏红手迹扉页题照)，“非求独异时还异，难与群同何必同”。周汝昌清醒地认为：“‘红学’是个挨‘批’的对象，欲发一言，愿献一愚，皆须瞻前顾后，生怕哪句话就犯了‘错误’，或惹得哪位专家不太高兴——其后果会十分‘严重’。”即便如此，他仍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写实自传说”“中华文化之学说”“新国学说”“红学四学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和“新索隐说”等红学观[8]224-225。说起周汝昌的自许甚高的个性，还可以从周汝昌致梁归智信中感受到：“大序分三四夕读完(白日强光下病目反不能见字甚怪)。此序乃‘扛鼎’之大活计，为你出了这难题，不而完成得如此之好，实深感切于衷。虽说你不认为是溢美，我自生愧。可是你说的又是那么细、深、远，陈义高而目光四射，实又切中了我的几点与众不同之处。此之所见所陈，当世未逢第二人也，讵不令我欣愧嗟叹哉！此意难以数言表，此刻(灯下)亦无力表也。……至于溢美，你虽不承认，有人定会这么说——当然即使不溢美他们也仍然不会承认，要加讥诮。其实这种‘顾虑’多了，就连序也写不得了，遑论溢不溢哉。乡语农谚：‘听拉拉蛄叫，就别耧麦子！’(拉拉蛄，蝼蛄也，专吃麦根为害。)所以大可不管，你讲的不是‘谀周’的事，是‘谀’中华文化，‘谀’雪芹。与那种不必‘对话’的下士争什么，岂不白费精神，自降品位？此真关系中华文化、文学、人材、灵慧的民族大事，当仁不让，也就于心略安了(？)叹叹！”[5]199-200在这段表达中，周汝昌将他的自信自许升华到了“谀周”就是“谀”中华文化、就是“谀”雪芹的高度，可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周汝昌总把“庸流”“俗流”“常流”挂在嘴边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被周汝昌称之为“知己”的梁归智所看到这一层。不仅梁归智看到了，刘再复也看到了，所以，刘再复在为梁归智2010年8月31日再版的《红楼风雨梦中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所写序言题为《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直接将“谀周”与“谀”雪芹联系起来了。刘再复不仅“谀周”，同时不忘“谀梁”即周汝昌的“得意门生”梁归智，他在致梁归智信中说：“周老先生如此高龄，脑子还如此清晰，诗还写得如此好，真是奇迹。在红学史上，周先生‘总成考证’又‘超越考证’，可谓‘考证高峰，悟证先河’。这一点评价我将写入‘序’中。你不愧是他的得意门生，《红楼疑案》《周汝昌传》等三本书我刚读完，写得真好，你才是真正的专业《红楼梦》研究者。谢谢你赠给的书籍，待月中到剑梅处还要好好拜读其他几本。”[5]308有趣的是，“旷世知音”以及“旷世知音的知音”在“落落寡合”的个性气质方面大体是相合的，并且他们都不屑与“庸流”“俗流”“常流”相往来或相切磋。周汝昌看到刘再复的序文作何感想呢？“听了刘再复先生的大序，一是喜出望外，二是写得真好。一个‘喜’字，听来最简单，若讲起了内容就太丰富了。今日就‘喜’和‘好’二字作为提纲叙一叙我的内心活动。”[5]303总之，“常流”或“凡夫俗子”是难以想象这“喜”“好”的微妙之处的，不过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周汝昌是重视口碑的，这样的“喜”“好”口碑最能驱散他长时期遭遇的孤独和寂苦。正如周汝昌信中所说：“我的学术处境别无法想象而得知，我也不能为此而琐琐繁陈，而对我所施加的那些攻击、诽谤、血口喷人……它们所散发的那种污染作用也可能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刘先生的耳目之间。人家若撰此序又当如何下笔，这未免是你给人家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真所谓不情之请。积此三层，我说实话吧，以为你的愿望多半是要落空的，万没有想到刘先生毫不犹豫，慷慨应允并且走笔立成，精彩无比，这就是我所谓的喜出望外的、大大出乎我那种妄揣君子之腹的估量和顾虑。还不止于此，我的最大的喜出望外是我绝对不会想到，刘再复先生对你的大著之传主即我这个老书生会给予如此高的评价。我在‘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学术环境中，至少度过了三十至四十年之久，这是第一次听到刘先生惠嘉予我的这种称许。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我又绝对不会向你或刘先生表示我的不敢恪当——因为在我们的这种关系之下，我若以谦便俗不可耐，那就是以世俗之言词来回报刘先生的品评，那就是真正的不诚，我若以不诚回报，这就是最大的罪过，因此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说一声：‘欢喜赞叹，得未曾有。’”[5]303周汝昌的以上表白十分诚恳且曲径通幽，“那些攻击、诽谤、血口喷人”之类“啼不住”的“两岸猿声”，尽管加剧了周汝昌的“落落寡合”般的“孤独”，甚至养成了周汝昌“那种妄揣君子之腹的估量和顾虑”的思考习惯和心理定势，却毕竟挡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喜出望外”。这一“喜出望外”大可慰藉周汝昌“枯寂”的心境。(笔者按：周汝昌2002年10月7日致梁归智信道：“得电传信息，知近况，学术活动表明不断精进，气象不凡。闻之喜慰。不幸老伴突然病逝，心绪自难平静；赖学友知己时惠好音，大可换我精神以济枯寂。”[5]227可见，刘再复乃“旷世知音”的真正知音，无疑地通过周汝昌这座桥梁直接通向“情教”教主曹雪芹，于是，“旷世知音的知音”也就是曹雪芹的知音了。

“周汝昌与周氏红学”是现代红学史上绕不过的话题，当然也是一个较为敏感且在一些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的话题。2017年1月14日，北京朝阳区惠新里“湘西往事”酒店召开“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集中研讨了以下方面的话题：(1) “民国学人”的问题；(2) “诗性”学人的问题；(3) “悟证”的问题；(4) “理解的同情”的问题；(5) 关于周汝昌先生的定位问题；(6) 《红楼梦新证》的问题；(7) 周汝昌先生的文品与学品。以上话题不仅具有鲜明的话题价值，而且基本涵盖了“周汝昌与周氏红学”的主要方面。对这些主要方面的研讨尽管取得了一些共识，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言说空间，有待于进一步更加充分地研讨并取得更多的共识。

[1] 顾随.顾随致周汝昌书[G].赵林涛,顾之京,整理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2] 闵军.顾随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周汝昌.献芹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480.

[4] 沈治钧.红楼七宗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5] 周汝昌.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G].梁归智，整理校注.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

[6] 胥惠民.拨开迷雾——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M].乌鲁木济：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4.

[7] 周汝昌.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8] 高淮生.红学学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9] 高淮生.红学丛稿新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10] 梁归智.独上高楼——九面来风说红楼[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

[11] 庄信正.张爱玲与庄信正通信集[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261-262.

[12] 周汝昌.张爱玲与红楼[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13] 赵林涛，顾之京.驼庵学记：顾随的生平与学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14] 高淮生.勤于家世版本梳理，试图建设性之贡献：赵冈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五[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4(2).

[15] 张庆善.一卷红楼万古情——在无锡冯其庸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J].红楼梦学刊,2017(4).

[16] 刘绍铭.爱玲说[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17] 胡文彬.梦里梦外红楼缘[M].中国书店,2000.

2017-08-10

高淮生(1963—)，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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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总目录

(作者后括号内前一数字表示期号，后一数字表示页码)

【视觉人类学专题】

为视觉人类学一辩——略论视觉人类学的滥觞、渊源与嬗变

王海龙(1，1)

铸像民族志——古滇青铜器呈现的历史现场

邓启耀(1，12)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以色列共产党的百年抗争与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王喜满，陈 震(2,1)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建党治党的经验与启示

于海青(2,10)

南非共产党深化民族民主革命的策略

程光德(2,1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凝练的认识分歧与困境突破

曹洪军(3，1)

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下高校党建工作责任制的丰富内涵与落实创新

杨爱东,盛建萍(3，6)

中国股市改革、金融监管与反腐败

杨 斌(4，1)

论文化建设：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宣庆坤(4，11)

如何评估俄国十月革命的当代意义

柴尚金(5,1)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对十月革命的认识与评价

李亚洲(5,7)

从现代化路径视角比较“苏联道路”与“中国道路”——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

贺新元(5,12)

列宁早期的文化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刘旺旺(5,18)

党的建设与共产党人人格：列宁人格魅力的启示——勃里奇金娜《平凡中的伟大》的构读与沉思

梁东兴，龙心刚(5,24)

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

庄友刚(6,1)

【现代法治】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违反党章行为的刚性约束

孙大雄(1，25)

省级党内法规清理研究

陈志英(1，32)

法律负面清单的理论构造——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核心

沈云樵(2,24)

企业社会责任视域下我国职工监事制度的法律完善

张世君，谢艺甜(2,32)

网络时代私人复制分享行为的刑法思考

杨彩霞(3,37)

刑事司法解释中违法相对论的坚守——以网络诽谤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雷志春，陈 勇(3,44)

诉讼时效制度法律适用的前置问题及其解决——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相关规定

耿 卓，吴廷廷(4，17)

论《民法总则》第139条公告意思表示的适用范围与要件

丁海俊(4，22)

多元共治：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机制的实现路径

王世进，魏洁琼(5,52)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投资准入之法律风险与应对

刘 超，王 静(5,59)

《矿产资源法》修改的重点内容与方向选择——基于“《矿产资源法》修改重点内容调查表”的分析

张维宸(6,8)

矿业安全与健康法应突出人权保护

康纪田(6,21)

【政治学】

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中优化政府服务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刘琼莲(3,12)

公共价值：行将崛起还是面临崩塌？——基于综合性构念生命周期模型的分析

翟军亮(3,21)

行政权力在水利纠纷调处中的角色——以民国以来沂沭泗流域为例

胡其伟(3,29)

从认识论程序主义到治理型民主

何 丹，池忠军(5,31)

论我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的法治化

贾小雷(5,37)

基于大数据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框架构建研究

阎永哲，唐 果(5,44)

【社会学】

关系交易与网络生产——以皖南某种养大户为例

王毅杰，茆农非(1,40)

农村规模化养殖业污染及其治理困境——基于巢湖流域贝镇生猪养殖的田野调查

耿言虎(1,50)

农地流转对象选择的社会学分析

胡 亮(1，60)

国内农民环境抗争的社会学研究与反思

张金俊，王文娟(2,41)

三权分离背景下的农作物秸秆还田：河南例证

金书琴，梅应丹，宋 宇，高 立(2,49)

读书“性价比”与底层社会的再生产——基于G县河乡的经验研究

谢丽丽(3,65)

城市精神障碍家庭照顾者社会支持的干预模式研究——以“美丽心灵”特殊家庭心理支持项目为例

武艳华，刘 杰，陈 怡(4，34)

社区治理主体差异对社会工作嵌入的影响研究——以南京市3个不同类型社区为例

刘 畅(4，41)

环境史与环境社会学的比较与借鉴：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

程鹏立(5,66)

学业自我概念：教育获得过程中家校优势如何累积——对大学生自我陈述的分析

史秋霞，王开庆(5,71)

【经济与管理】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相关问题理论综述

谢守祥，王雅芬(1,66)

企业管理层应对公共压力的环境信息披露策略：基于空间距离与同业模仿的理论框架

姚 圣(1，72)

矿山工业4.0与“互联网+矿业”：内涵、架构与关键问题

王 安，杨 真，张 农，武 祥，姚文理(2，54)

中国煤炭行业潜在产出缺口估计与检验

王 迪，向 欣，聂 锐，张言方，时如义(2，61)

产能过剩行业国有企业的发展战略及目标分析

马 俊(2，68)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工业行业创新效率评价研究

孙自愿，朱云海，杨玥玥(3,71)

电价波动对区域经济影响效应比较分析

时如义，聂 锐，康长安(3,77)

创新的经济属性及其认知框架

王元地，李 粒，胡 谍(4，47)

交互关系质量、核心企业领导力与创新能力

许广永，郝红美(4，53)

财政金融对我国科技创新支持的总体效应与空间差异研究

史晓辉，潘雄锋，徐 晶(4，63)

“双创”背景下微信营销参与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张晓燕(4,68)

基于DEMATEL与ISM的资源型城市产业生态系统恢复力影响因素研究

王德鲁，梁立新(5,79)

新解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后古典框架

徐 晋(6,31)

经济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困境及推进路径——基于福建省的案例分析

许晓红(6,46)

【现代学案】

唐文治经学教育思想述略

周生杰(1,80)

孔子思想的现代阐扬——陈大齐的孔学研究述论

胡可涛(2，75)

重绘民国时期戏曲研究思想地图——《民国时期戏曲研究学谱》之二十四

赵兴勤，赵 韡(3,83)

循事理为分合 与当代相呼吸——柳诒徵与近代目录学之变革

周生杰(5,89)

知人论学：情性气质与为学格调——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述论

高淮生(6,84)

【哲学】

从“游遁大儒”到“谪降仙人”——成公兴在寇谦之神化叙事中的形象塑造

姜守诚(3,52)

晚明心性学论争与儒学的经学转向

杨肇中(4，27)

郑板桥家训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魏 来，陈延斌(6,78)

【红学研究】

“红学发展的希望及未来”专题座谈会综述

高淮生(1,88)

“旧时真本”辑考

乔福锦(2，82)

重读《石头记》知史传虚话，细按《红楼梦》乃大旨谈情——余国藩的红学研究述论

高淮生(4，87)

【美学研究】

说不尽的百年第一美学命题——纪念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一百周年

潘知常(6,52)

从美学话语到人学启蒙：当代文艺美学的知识框架与历史谱系

裴 萱(6,61)

【文学】

中国儿童文学译介模式研究：以《青铜葵花》为例

孙宁宁，李 晖(4，75)

《世说新语》女性形象的历史比较研究

李兰霞(4，81)

【高等教育】

缺失与完善：大学章程中内部监察权问题刍议

梁 娜(6,72)

【矿业史】

近代洋务派对湖北煤铁开采的探索与实践——以李鸿章、盛宣怀的活动为中心

邹俊杰，姜迎春(3,90)

【书评】

一部深化“中国力量与中国梦”研究的力作——评《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俞良早(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