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友刚

(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

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

庄友刚

(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理论诠释和指导的需要，当代中国社会理论建构的需要，表明了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在当代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现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的现实基础。而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必然需要遵循相应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既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性质的要求又能够保证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如何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并在这样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来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达成这一理论目标的基本切入路径。

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度发展不仅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新的任务，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积极推进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百余年，中国话语的建构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建设的一个基本主题。从当前理论建设的状况来看，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不仅有其必然性而且有其必要性，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深刻探讨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原则和展开路径则是深入推进这一工作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是这一工作推进所必需的观念前提和方法论基础。本文拟在这些问题上谈点看法，期待学界的批评和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一

论及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首先应对这一工作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和把握。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实践发展对理论创新的要求，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建设中更有其特定的必要性和急需性，是关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走向的重大现实问题。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需要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和指导。“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这不仅是指哲学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更重要的是哲学以自己特有的逻辑形式对时代状况作出诠释和澄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是前无古人的历史进程，实践的进展需要理论的概括与阐释，这不仅需要具体科学的理论总结更需要哲学的审理与把握。而就哲学层面的把握而言，首先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特有的理论逻辑所做出的概括与澄明，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导理论。然而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世界历史实践发展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普遍理论，必然也必须同民族性的历史实践相结合，形成各具理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形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一方面需要依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以这种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把握和诠释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发展进程。也只有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深度合理实现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概括与诠释。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不仅需要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括和诠释，同时还需要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领和指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实践发展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不可否认的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由于资本逻辑的作祟一些实践行动严重偏离了“为了人民”这一根本宗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要求。这就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来加以指导和矫正。就此而言，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形态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要求，而且由于其中国特色的实践基础使其在理论内容和话语方式上更加符合中国的社会发展实际，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这一需要。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代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

其次，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必要性不但可以从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状况来说明，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发展本身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地区，西欧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代表了当时世界历史实践发展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在此基础上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理论形态。一方面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断丰富着理论内容而且也必然由此带来理论体系的调整和变化，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系列新的理论形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传播与发展中也必然改变着自身原有的话语形式。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而言，原初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直接实现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充分诠释，而必然要经历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一方面要求以适合我们自身的话语方式重新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理论，另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原则与方法论立场的基础上以中国话语方式概括和把握新的历史实践，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

再次，当前我国理论发展的现状反向凸显了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必然需要新的理论概括和诠释，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构严重不足。在全面开放、与国际理论接轨的宏观背景下，引入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为理论发展最便捷的选择。一方面这些理论至少在表面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符合姓“马”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些理论很多是国内理论界所未有的，符合“新”的需要。再加上一些理论所探讨的问题确实与我们所遭遇的问题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一个时期内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充斥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在有些人那里甚至言必称“西方”。我们的头脑正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跑马场。更甚者是，在未加深入反思和批判地引入和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一些偏离、疏远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念也借机粉墨登场，造成了诸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理论观念的泛滥。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进展对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建构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照搬这些思想做为我们的哲学指导理论显然存在重大缺陷。理论发展的现实，必然要求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思想，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正确观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创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现实的急迫性。理论建构的严重不足必然制约实践进一步发展的走向和性质。

第四，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中国化原创理论的需要。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全球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影响全球发展的大事。在与全球的交往中不仅要有经济技术、政治发展等层面的交往也要有思想理论的交流与互动。中华民族对于人类发展的贡献不仅要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表现出来，也要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表现出来。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自身的哲学理论建构不足，在与世界的对话中缺乏自己的理论话语，尤其是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建构严重不足。这不仅造成了对我们对自身发展状况哲学诠释的不足，更影响了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认知。扩大和深化对外交流必然要求建构符合我们自己的实践状况、体现我们自身的实践特色的哲学理论话语。在对外思想交流中，我们既不能仍停留于传统中国哲学的层面和特色上,也不能简单地仅仅依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提供的思想资源，而必须在批判地吸收二者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实践建构当代中国自己的原创理论。这一原创理论在理论形式上就表现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

总之，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是时代的要求，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体现了理论自身的发展趋势。这一工作在当前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必要性，深入理解这种必要性是把这一工作进一步深入推进的必要的观念前提。

二

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作为时代的要求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现时代的实践和理论的进展状况也为之提供了可能。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充分地具备了工作本身所必需的客观基础和理论条件。

首先，从实践基础方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提供了客观基础和可能。这可以从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实践比较中得到充分的阐明。具体来说，包括相互密切联系着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当代中国语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初理论语境的差异。前文已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理论是依据19世纪40年代西欧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而建构和发展起来的。从中国社会的角度看，不仅马克思主义传入时的中国状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时的原初语境存在重大差异，即使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仍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语境存在着重大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话语形式诠释和直接指导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而必须结合当代中国实践形成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因此，发展语境的差异不仅表明了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必要性，同时也是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基础。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只有在这样的前提语境下才是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中，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这种特殊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语境的差异性有着越来越全面、深入、细致的把握，这为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的建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第二，以往的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教条化实践在反向上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了客观支撑。毋庸讳言，无论是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还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教条主义地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教条主义的实质即在于不能够充分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简单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论形式，而没有形成符合中国自身状况的理论话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话语形式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做简单地对照，一方面机械地理解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简单地以原初话语为准则来评判和裁决我们的实践行动。教条主义的实践在教训上是深刻的，不仅表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是必要的，同时也为如何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向提供了启示，是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另类”实践基础。第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发展为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直接的实践基础。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反之，新的实践进展也必然需要新的理论概括。这种新的理论进展既表现为理论内容的丰富和发展也表现为话语形式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进展不仅对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出了要求也为之提供了实践基础。一方面，实践的新发展为理论内容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新的实践为新的理论形式的创造提供了可能。结合上述两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话语形式并不能直接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建设，教条主义地理解和应用必然招致重大的消极后果，因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新进展的理论概括，就不能以在原初话语形式下补充一些新内容的方式来进行，而必须创新话语方式。事实上，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理论内容的创新与话语方式的创新通常是同时进行的，新的理论内容需要新的话语方式来呈现。就此而言，当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是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了基础。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也就是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

其次，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不仅具备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当代理论的新进展也提供了话语创新所必需的理论条件。这可以从四方面来理解。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话语形式尽管无法直接满足当代中国社会的理论需要，但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形式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源泉。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立场、理论原则、理论方法在当代中国语境的具体呈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形态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初形式的普遍理论构成了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初理论的丰富性、深刻性和系统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形态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强大而充分的思想源流。因此，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有着充分的源头理论基础。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为当代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了必要的理论积累。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就，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典型代表。一方面来看，既有的中国化理论成果是以往实践的产物，尽管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决不能仅仅依赖既有的中国化理论成果来指导当代建设，还必需结合时代状况进一步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既有理论成就及其当代进展，又为现时代的理论总结和归纳提供了必要的理论积累。根本上来说，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中国化的既有理论进展又为新话语形式的建构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材料的支持。第三，进一步来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国其他各门哲学社会科学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些理论进展尽管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理论进展，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理论成果是围绕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反映了我国社会的时代状况和要求，因而给当代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了必要而丰富的材料基础和理论支撑。第四，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未必适合中国的国情，有些理论观念也存在着商榷的余地和空间。一方面来看，这恰好反向说明了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必要性，片面借助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资源来审理中国社会现实是不恰当的。另一方面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的理论成果也能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其一，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有些研究是以中国实践为对象的，研究主体的不同视角能够给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相应的启示。其二，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主要立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但是中国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孤立的，从而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也不能固步自封，不能遮蔽与其它理论的交流与联系。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片面强调和依赖国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就固然不妥，无视、拒斥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理理论资源则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总之，当代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不仅有其必要性和急迫性，而且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基本层面都具备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是完全可能的。

三

指明了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不意味着这一工作就有了明确的思路，还应该明确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要求，只有这样，如何开展这一工作才有明确的方向。原则要求是和目的意图相联系的，是为了保障理论建构行动中不偏离根本的目标指向。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真正切实有效的指导作用。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又能够符合、适用于中国社会现实，既能够概括和诠释当代实践的发展又能够指引未来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在思考和探讨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时，有几个基本原则是不能忽视而必须首先给予重视的。

首先，坚持理论建构的时代性要求，但反对片面的时代中心的倾向。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性要求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要求根据时代发展的状况，在把握时代的重大的基本的现象和问题的基础上，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形式。离开时代性，既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理论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中国话语建构的要求。在当前语境中，“中国话语”一词本身内在地包含着对时代性的肯定，是对当代中国实践发展状况的反映。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充分重视并强调时代性要求，并不是在中国话语形式的建构中把时代性要求置于绝对中心的地位，不能片面强调时代性而因此忽视或遮蔽其他方面的要求，尤其是不能过度强调时代中心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特定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其他哲学根本特质。理论随时代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形态的建构，在任何时候都以不触及、不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为前提，否则就不能再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此，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对理论发展的时代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规定的整体性有着双重性的同时诉求，决不能以一方面挤压另一方面。以后者挤压前者必然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僵化，而以前者挤压后者则可能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偏离，所谓的话语建构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的了。因此，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一方面要强调理论建构的时代性，另一方面要防止片面强调时代中心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质要求的不合理倾向。

其次，话语建构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方法，但要反对教条式的话语方式。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词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建构的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定呈现方式和具体理论形态。因此，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要求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如同前一原则所强调的，不能以“时代性”或“中国话语”挤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规定。另一方面，理论建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定性的同时又必须注意“新形态”的要求，是要以新的话语方式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在实际的理论工作中，“观点”与“方法”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原则上来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拘泥于其具体观点而应更重视其基本方法。但是，“方法”不在“观点”之外，没有“观点”也就无所谓“方法”，“方法”本身也是要由“观点”来表达的。正因为如此，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被理解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又被理解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方式，更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方式被理解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话语方式。这是典型的积小谬为大谬，每一步骤之间的细微差异积累起来造成了重大偏差。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方法并不必然意味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话语方式。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并不意味着表达方式是相同的，认知方式的根本一致并不否认具体思维过程可以各有特点。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建构适合中国语言表达形式、契合中国人思维特点、更易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形态。

再次，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要坚持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但要避免狭隘的政治实用主义。任何理论的建构和发展最终都服务于现实生活。创新话语形式，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决不是为建构而建构，为创新而创新，而是首先要服从于和服务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离开了这一点，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就失去了方向。然而，必须辩证地看待近期要求与长远发展、具体需要与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防止流于狭隘的政治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既要能够服务于当代社会发展，对当代社会实践做出合理的诠释和论证，又要能够指引未来发展方向，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历史趋势。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不能仅仅立足于当下的具体需要，只满足于对当下实践状况的诠释而忽略社会的长远发展，甚至沦为仅仅为对现行政策进行理论诠释的工具。仅仅从为现行政策作论证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就是一种狭隘的政治实用主义倾向。政策理论的解释、宣传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理论的建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不能仅仅停留于这一层面展开。其重大消极后果是，由于政策具有易变性，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调整，仅仅停留于政策层面来理解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必然造成这种理论建构的肤浅性和多变性，实质而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消解而不是发展。不能仅仅从当下政策需求的层次来理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应合理把握近期要求与长远发展的关系。

最后，坚持民族话语形式但要反对理论的独断与封闭。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一方面要求以民族的话语形式重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理论，另一方面结合民族的实践发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种理论的创新与创造一开始就是以民族的话语方式得到呈现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无论是就其现实基础、服务指向而言还是就其理论内容、呈现方式而言，首先都是围绕“中国”而展开的，在各个层面首先凸显的是“中国特色”。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前文已指出，中国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孤立的，中国社会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有机构成部分，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首先要求突出民族特色，但是不能把这种要求片面化、极端化。片面强调中国性质、中国特色，拒绝与其它马克思哲学理论形态的沟通与交流，势必造成理论的独断与封闭。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决不是孤芳自赏或是自说自话，既要看到不同理论形态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形式建构的意义，又要充分理解建构出来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和世界历史价值。

上述几个方面是探讨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时首先应予考虑的重要原则，但决不意味着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应遵循的只有这几个原则。只是这几个方面在现实的理论研究中这样那样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理论发展进程，因而需要首先指出来以便保持清醒的认识。

四

讨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于如何进行这样的建构。建构原则的澄明对于具体的理论建构有重大的意义但尚不等于建构本身。需要指明的是，中国话语的建构尽管有一些共同的基础和要求，但理论内容如何呈现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事实上也不存在统一的模式。这不仅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以及中国社会现实的把握各有侧重和差异，而且就时代实践的内容而言由于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很难用统一的话语范式来概括，以中国话语呈现的对每一个重大时代现象或时代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都可以看作是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因此，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必然会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里只想宏观澄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中可能涉及的理论进路，以期能够为具体细致的理论建构提供可能的视角和切入点。

首先，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性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和总体的把握，澄清和摒弃理解的误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具体形态，在本真精神上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具体理论形态是一致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首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概貌、基本特征、原则要求等方面有一个共识性的把握，如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完全是一头雾水的话，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也就失去了依据。当然，根据解释学的原则，由于理解的主体性，不同的研究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差异，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性可以而且应该形成共识性的把握，避免理解的重大误区。以理解的主体差异性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性借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任意的、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解释，这不属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事实上，尽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往往很难做出完全准确、完整的概括，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什么”却是相对清晰可辨的。比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自由主义的诠释或者是民粹化的理解，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这些观念就不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再比如，强调阶级性的理论观念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但是遮蔽阶级性、根本拒斥阶级分析方法，这肯定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放眼当代国际、国内理论界，由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仍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解和误区。这些有意的或无意的误解对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根本上是一种妨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中的误区不仅有助于中国话语的建构，这种澄清本身就属于中国话语建构的一种特定方式，是以中国话语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澄明。

其次，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初理论形式以中国话语来重新叙述，这其中包括澄清各种理解的误区。但是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停留在对原初理论的重叙上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必须依据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发展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这一层面上，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概括与反应，这种创造性实践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也必然以独特的新范畴或是新范式来呈现。就此而言，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不仅是理论内容的创新同时也是理论形式的创新，表现为研究范畴、范式的创新和创造。这种范畴、范式的创新既可以是整体性的，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理论构架的创新，也可以是局部性的，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有机构成部分在理论内容、理论形式等方面的创新与发展，比如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如此等等。需要强调的是，不能仅仅限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理论体系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有机构成部分这一层面上，每一个理论部分的中国话语方式的建构都属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语的创新做出了特定的贡献。这也从特定的角度表明了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多样性特点。

再次，与上述问题相联系，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在外在形式上表现为新范畴、新范式的创造和建构，就其内容的具体切入点来说则表现为以中国话语形式呈现的对重大的时代现象和时代问题的归纳、把握和阐释。这些重大的时代现象和时代问题既可能是中国社会发展与世界发展共同面临的，即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共同遭遇和面对的重大现象，也可能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独有的带有中国独特性的时代问题。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对每一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的把握和回答，都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阐释，都属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实践内容的丰富性决定了理论反思的丰富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强调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必然呈现多样性的特点。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这些理论的建构在内容上是丰富的，在形式上是多样的，但都是以中国话语方式来呈现的，在理论价值指向上都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否则就不能冠以“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当然，也有些当代问题在中国的角度上表现得并不突出或者是尚未真正形成问题而主要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表现出来，但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由于历史发展的普遍关联性，对于这些问题，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要给予关注。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已经基于相似的历史基础给予了相应的回答，那么在这些方面就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而已就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是我们在实践上尚未经历的问题，那么诚如马克思所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在这样的意义上关注这些问题并给予深入的思考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样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未来的思考。决不能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直接需求就认为毫无意义，就不属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应考虑的范围。总之，只要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关并昭示着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东西，对之以中国话语的澄明都应列入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行列。

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是牵涉范围广泛同时又是研究指向非常集中的理论领域。其重大意义和现实需求是毋庸置疑的。以上关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路径的论述，也只是意在宏观层面上指明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所可能首先需要思考的基本切入方式，这既不意味着是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仅有路径也不意味着是中国话语建构的唯一切入点。但这为我们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提供了思维方式方面的有益启示。就此而言，关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问题的探讨必将走向一个积极的未来。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

2017-07-10

江苏省教育系统党建研究会立项课题“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17JYDJ-YB0095)；苏州大学党建研究课题“大学生党员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经常性教育推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DF102013)；苏州大学“东吴学者计划”第三批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

庄友刚(1971-)，男，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城市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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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05X(2017)06-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