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威廉·亚当斯与日英早期通商关系的建立

2017-11-04刘钦

商业经济研究 2017年20期

刘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儒学、西学与日本自我认知构建研究”（13JJD77001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日韩开港与城市社会变迁研究”（12BSS016）

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1613年英国通商使臣抵达日本，两国经互换国书确立了正式的商贸关系。作为最早赴日英国人及德川家康重要幕僚，威廉·亚当斯于使臣来航前，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了信息情报，促使公司董事会就开启对日通商做出针对性准备。使臣来航后，亚当斯亦结合日本国情，对英国国书做出了妥当翻译，从而避免了商贸交涉中的争端。无论就亚当斯深化两国彼此间的认知，还是排除阻力干扰、做出商贸规划，皆体现出其作为通商关系开创者的历史地位。而伴随通商关系建立，日英两国海外贸易及对外交往的发展策略开始发生转变。但由通商所引发的早期经济全球化浪潮，却未能推动东亚社会走上近代化道路。

关键词：日英通商信息情报国书翻译威廉·亚当斯历史地位

引言

日英早期通商是大航海时代以来东西方交流互动的产物，对17世纪初日英两国海外贸易、对外交往乃至东亚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国通商关系得以建立虽由多重因素所决定，但作为最早赴日英国人，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无以替代。然而从学界以往研究看，对两国通商关系建立的考察主要集中于英国使臣赴日（武藤长藏（《日英交通史之研究》，1942年）及西村孝夫（《近代英國东洋贸易史的研究》，1972年）主要考察了英使拜谒家康、上呈国书的过程，两书虽亦论及亚当斯，但主要集中于其在日经历，并未分析亚当斯在通商关系建立中的作用，将英使来航作为东印度公司商贸扩张的一部分，并以此考察公司的亚洲商贸策略对日英通商关系建立的影响），而对实际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亚当斯则少有关注。

鉴于此，本文拟在梳理亚当斯来航日本及在日经历的基础上，考察其作为通商关系开创者所做出的贡献及历史地位，进而探析日英通商赋予日本、英国以及东亚历史进程的意义。

威廉·亚当斯来航日本及在日经历

新航路开辟引发的商业革命，推动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产生于“新”、“旧”世界的交往中，并伴随两个世界交流互动的加深而迅速发展。在此背景下，西欧各国均将海外商贸扩张视为实现国家富强的主要手段，威廉·亚当斯来航日本便是这一手段的具体表现。

1598年6月，亚当斯作为首席引航员受雇荷兰鹿特丹商会舰队，开始了前往亚洲的商贸探险。舰队自荷兰出港后便遭遇一系列不幸，其乘坐的“利夫德号”亦经历疾病、恶劣天气等困难才抵达丰后藩臼杵港。然而纵观整个航程，更应注意的是，此航预期目的地并非日本。从船中高级商务员的报告可知，舰队计划驶向马鲁古群岛（Malucos）及其所在东印度地区。但在经历太平洋暴风导致商船四散后，“利夫德号”与“希望号”召开商务会议，考虑如下因素：第一，船中存有大批呢绒织物；第二，呢绒织物在日本有良好销量；第三，马鲁古及东印度大部分地区为热带国家，呢绒织物不会被大量购买。遂放弃原计划，转航日本。不难看出，亚当斯来航带有一定偶然性，是舰队在遭遇航海不测的情况下，综合考虑亚洲各地商贸形势所做出的决定。然而正是这一决定，开启了日英两国历史上的首次交往，英国史家J.E.亨特更将其视为两国商贸关系的开端。

据亚当斯书信记载，“利夫德号”抵达日本后，本欲开展商会对日直接贸易，但因葡萄牙传教士极力阻挠，未获允许，其本人也因传教士谗言入狱。但家康在对该事处理中，详细听取了亚当斯关于英葡两国敌对关系以及来航目的的陈述，不仅未做任何惩处，更允许其居住江户。此后，在与德川家康交往中，亚当斯多次奉命讲解西洋“异国之事”，深受信任。在1609年，更凭借远洋商船修造之功，获封三浦郡逸见村知行。此外，161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为开展对日贸易派遣商船来航，面对葡萄牙传教士屡次阻挠，亚当斯面谒家康打消一切谗言，并协助荷使江户参府，获取商贸许可朱印状。1611年，对于西班牙来使的大规模沿海测量举动，亚当斯阐述了可能带来的威胁，从而促使家康对两国交通形式做出新的规定。以上经历表明，亚当斯来航之初虽遭遇曲折，但其依靠自身船只修建技术与对欧洲国家间关系的了解，不仅在日本封建统治阶级序列中获得较高地位，更以外交顾问身份成为家康重要幕僚。这一角色形成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基于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与依赖，亚当斯在日本对外事务中握有充分话语权；另一方面，凭藉参与幕府商贸事务的经验，亚当斯对日本乃至亚洲贸易格局有深层认识，从而对其推动日英通商关系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信息情报、国书翻译与日英早期通商关系的建立

1613年6月，英国通商使臣约翰·塞里斯（John Saris）抵达日本，亚当斯针对使臣上呈的国书，做出了适时精当的翻译，促使家康在返翰中明确表示，两国应修邻好“互通商船之示谕”。而在此之前，亚当斯还曾致信东印度公司，促使公司董事会就开启对日通商做出针对性准备。因此，无论就书信内容显示的情报，还是对于国书的妥当翻译，皆体现出亚当斯作为通商关系开创者的历史贡献。

在1612年“致伦敦东印度公司友人奥古斯丁·斯波尔丁信”中，亚当斯围绕日英两国通商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阐述。

亚当斯首先确认，英国开展对日通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一价值不单体现在双方的经济交往中，同样对确保英国在亚洲商贸的良好运转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他说道，“在日本，商船可装载充足的米、鱼等粮食，并可提供军需品、水手、士兵等。依此，如在马鲁古群岛发生战争，日本将对我等极为有益。并且，如果战争持续，将会对西班牙在马鲁古的商业造成极大威胁”。他进一步指出，“日本拥有大量金银，这是在东印度地区开展贸易所必需的”。显然，亚当斯将日本视作英国在东印度开展商贸的重要支援地，无论粮食、军需品还是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其供给皆是出于开拓、维系东印度商贸而着想，甚至还考虑到了对日通商在英国与西班牙贸易竞争中的军事作用。endprint

基于上述认识，亚当斯着重对日本商贸情况进行了介绍。在关税方面，他指出，“在日本贸易所需费用不多，仅为呈皇帝的‘献上品及致国王、秘书官等2、3要人的赠品。其它税金于当地皆无”。即英国开展对日通商无需支付进出口关税，仅需给予幕府将军、各藩藩主一定量的礼品。在商品盈利方面，亚当斯主要分析了英国对日输出品结构问题。他认为，由于西、荷两国对日贸易的开展，“作为英国海外出口的大宗商品——‘呢绒，已毫无利润可图”。同样，来自欧洲的钢铁、锡、铅难以打开日本市场。但这并非意味英日贸易无法进行，亚当斯认为，“东南亚地区的胡椒100袋约40先令，丁香100袋约50先令，此类商品可进行买卖”。同样，“来自北大年的商船，所载货物均极具价值，包括：樟脑、琥珀织、天鹅绒、苏木等”。言下之意，亚当斯即在强调，要将开展“英国—东南亚—日本”间的中转贸易作为东印度公司主要商贸方式，从而实现香料、丝织品的大规模对日输出。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北大年货物中，除樟脑、苏木，其余均为明末江南织造，后经公、私贸易船运达该地。亚当斯对此也有清晰地认识，为此他提出，“我国商人如能与中国建立贸易往来，则将获取巨大利润”。

除以上信息外，亚当斯还就日本国情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日本为一大岛国，北至北纬四十八度，南端大部地区位于南纬三十五度。该国人民品性温良、谦恭，重礼义，临战勇敢。该国审判十分严酷，不近人情。但城市管理极为文明，亲切友爱。若近邻间惹起争端，裁判官命其即刻停止，重归友好。盗人大抵投入牢狱，立即处刑”。以上关于日本国民品性、社会秩序与法度的说明，为其后英使及来航人员在日行为规范提供了参考。

此外，亚当斯还针对使臣来航地点提出建议，他认为，“如果商船来航，务必至该国东部，皇帝朝廷的所在地”。之所以如此，可以说有以下两点原因：其一，若于西南诸藩入港，将对通商交涉带来行程及其它未知因素的不便；其二，日本关东地区“富有良港，海岸清洁”，可供商船安全碇泊。

从亚当斯提供的情报不难看出，其所论涉及商贸、政治、军事诸多层面。所关注的对象，除日本外，亦含与之通商的欧亚各国及地区。依此情报，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做出针对性准备。

在商贸方式上，依信中对中转贸易的介绍，公司驻万丹参事员斯波尔丁致信亚当斯，希望获取稳定持续的日本商况报告，进而建立万丹商馆对日直接贸易。在商贸交涉上，依据亚当斯对日本关税及法度情况的说明，董事会要求塞里斯“选购适当的商品，作为给予将军殿下及其它幕府官员的赠礼”。同时，要求来航人员“避免与日本人发生冲突”，以保证两国通商交涉顺利进行。此外，针对商品盈利情况，董事会提出，“阁下（塞里斯）须在马鲁古、菲律宾群岛及附近岛屿寻找有价值的商品”。即寻求东南亚之香料、丝织品的对日输出。另在来航人员行为规范、赴日航路方面，东印度公司均做出不同程度的参考。由此可见，亚当斯的情报大多被采用，而日后两国通商关系的建立更表明其情报产生的积极影响。

如果说以上信息情报为英国开启对日通商奠定了基础，那么，亚当斯对于英国国书的翻译，则最终推动了两国商贸关系确立。

1613年6月，英使约翰·塞里斯于万丹购入大量胡椒后来航日本。针对使节来航，亚当斯积极做出准备，并就两国交涉全力斡旋。在其建议下，塞里斯组织了19人的商贸使团，使团于当年9月6日抵达家康居所骏河，10日提交英国国书并进献赠礼。然而，国书上呈后，因“文言为南蛮字，不可读取”，故“命按针假名和解”（细川润次郎等编《古事类苑》外交部二十“英吉利”，1976。原文“按针”又作“三浦按针”，系亚当斯来航日本后，因获封相模国三浦郡逸见村而得到的日文名字。該名当时及其后在日本被广泛使用，德川家康及幕府官员也多用此称呼）。即幕府方面因无法释读原文，要求亚当斯译为日文假名。对此，亚当斯充分考虑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大义名分观念在幕府处理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并结合日本国情与自身参与通商事务的经验，将国书进行了恰当的、合乎幕府外交辞令的翻译。

（国书原文）受全能的神之恩惠的大不列颠国、法兰西及爱尔兰之王，基督教的保护者詹姆斯致高贵强力的君主日本皇帝：

至高至强的君主。凡于世间，统治者增加荣耀与威严的途径，皆不如其名声在远隔万里的诸国国民间扩大、传播。故近年来，如同贵国一般，我已与各国建立了通商关系。此外，我从挚爱的臣民处得知阁下的名声、权力及领土的伟大。因此，我鼓励并支持上述臣民渡航贵国的吁请，并愿意与阁下建立友谊与亲密交往。同时，考虑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我希望两国能进行商品买卖。盖阁下拥有君主的宽弘气量，能够接受我如上期许。不仅如此，阁下应当以最大的宽仁与热情欢迎我的臣民，而为奖励这些臣民，应在贵国建立一处商馆。此外，为确保两国臣民彼此间的利益，并增加商品买卖，阁下应提供最便利的商业安全与自由，即给予帝王的保护，并排除任何对我臣民的猜疑。与之相对，若阁下臣民中，有欲与我等往来者，则不论何时，我等皆会以极大的热情在所统辖的诸国内提供自由。我以全能的神的名义，祝福阁下，愿阁下敌人皆屈服于阁下的威严。

威斯敏斯特宫大不列颠、法兰西及爱尔兰统治第八年一月□日

（国书译文）詹姆斯帝王书状之趣者依天道之御影，此十一年以来，詹姆斯承大不列颠、法兰西、爱尔兰三国之帝王。然者，日本之将军殿下，威名远播，亦为我国广闻。为其特遣甲必丹约翰赛里斯，此等为名代，上呈将军殿下赠礼，请乞渡海，行商卖之事。如此之请若获允，则两国可行广大之交通，我国亦甚为满足。是后年年商船渡海，双方商人亲密，互之望物可相买卖。其上日本将军殿下之旨，另所恳请者，乃为商人当国留置，可修邻好。如此，日本商人亦可自由出入我国，持贵重之物行买卖之事。于此上者，毋论所通何久，亦无渡航日本之疏心，故以上之请望许之。

大不列颠国之王居城威斯敏斯特詹姆斯帝王

通过对以上两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亚当斯在国书翻译过程中，就“致送者名号”、“致送对象名号”、“辞句语调表达”三方面进行了巧妙的转换：endprint

在致送者名号上，原文称詹姆斯一世为基督教的保护者，然而塞里斯来航日本时，幕府已对天主教传播颇为不满，并准备于同年颁布“切支丹宗门禁制触书”、“伴天连追放文”。尽管英国在宗教改革后脱离了天主教信仰改奉新教，且对日通商无任何传教目的。但幕府并不会有细致了解，因此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争端，亚当斯在译文中将其摈除。

在致送对象名号上，原文为“高贵强力的君主日本皇帝”，依此表述，则名义上相符合的对象为日本天皇。但亚当斯长期置身幕府统治阶层，了解日本实际的政治权利状况，其深知家康拜“征夷大将军”于江户开府后，摄行全国政务，乃日本实际之主权者。因此，英国若想建立与日本的通商关系，必经家康允许。但以“日本皇帝”名号上呈国书，家康出于大义名分观念的影响并不会公然接受，故改译为“日本之将军殿下”。

另在辞句语调表达上，原文体现了帝王的尊大思想与威严态度，如詹姆斯将两国“进行商品买卖”视作“统治者增加荣耀与威严的途径”，其目的是将“名声在远隔万里的诸国国民间扩大、传播”，即欲将己之名声远播于日本。在谈及具体商贸问题时更言，“阁下应以最大的宽仁与热情欢迎我的臣民”、“应在贵国建立一处商馆”，“应提供最便利的商业安全与自由”，即以命令语调表述其主张。对此，亚当斯基于西使赴日后因态度傲慢招致家康不满的经验，在译文中将表达风格进行了转换。如同样谈及“行商卖之事”，但原因却为“日本之将军殿下，威名远播，亦为我国广闻”，即慑于日本将军威名而来航，表现出了卑己尊人的姿态。在谈及通商请求时亦言，“上呈将军殿下赠礼”、“请乞渡海”、“无渡航日本之疏心”，即以谦虚恭敬的口吻表述主张。

以上国书译文完成后，亚当斯即刻上呈家康，家康“御前览之”，认为“颇合文体”，遂命本多正纯“代作返翰”。在返翰中家康明确表示两国应“修邻好”，故“随所求，互通商船之示谕”，日英通商关系正式缔结。由此可见，亚当斯在国书翻译中对于文本的非对应转换，巧妙避免了因措辞可能导致的礼争，有力促成了两国通商关系的建立。

威廉·亚当斯在日英早期通商关系建立中的地位及历史作用

1613年12月，平户英国商馆长理查德·考克斯（Richard Cocks）在商务报告中说道：“正是由于亚当斯的特殊地位，东印度公司才在第八次航海中将日本作为可行的贸易基地”。无独有偶，时任荷兰商馆长雅克·斯佩克斯（Jacques Specx）也曾指出，“亚当斯在日本拥有广泛影响力，家康为此作出了与不列颠贸易的决定”。因此，深入分析亚当斯在通商关系建立中的地位及历史作用，不仅可以厘清这一事件本身的发展脉络，亦对于理解大航海时代以来东西方贸易的形势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如何看待亚当斯作为最初赴日英国人的身份？亚当斯的一系列在日经历有何特殊意义？进一步说，应如何看待亚当斯提供的情报与对国书翻译的价值？这些都影响到对其地位与历史作用的评价。故结合前文考察，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亚当斯开启了日英两国交往的历史，使两国产生了对彼此间较为切实深刻的认知，从而奠定了通商关系建立的基石。肇端于15世纪上半叶的地理大发现进程，在推动新航路开辟的同时，另一重要意义，便是扩大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然而，这一认知过程在发展初期，或因主体自身选择，或受限于尚未成熟的交通地理条件，其广度及水平不尽相同。

就日英两国而言，在15-16世纪东西方互动的浪潮中，两国彼此间并未有过直接交往，认知程度极低。从英国方面看，尽管都铎王朝以来的历代君主，均将海外商贸扩张视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但在亨利七世（Henry VII）继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英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集中于大西洋沿岸、地中海地区，对亚洲尤其东亚尚未形成明确的商贸规划。此一时期，英国人对日本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葡萄牙传教士及探险家的旅行日记。在1571年的伦敦出版物中，埃德蒙·塞耶斯（Edmund Sayers）依據《亚细亚葡萄牙》记载，将日本描述为“富有的金银岛”、“异教徒之地”、“野蛮的国度”。除此而外，再也没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反观日本，其对于英国的了解更属空白。1543年葡萄牙人来航种子岛后，日本人的世界秩序观虽由“本朝、震旦、天竺”逐渐转向“本朝、唐、西洋”，但对“西洋”的认知，仅局限在与葡西两国的商教关系层面，即所谓“南蛮贸易”、“吉利支丹国法”。对于英国则完全处于蒙昧状态。

亚当斯来航后，情况开始发生改变。他虽是作为鹿特丹商会引航员赴日开展业务，但日本方面显然将其与荷兰人视作不同的商贸主体来对待。《长崎实录大成》载，“庆长五庚子年，泉州之浦大船一艘来着，询其意旨，乃为商卖而来之阿兰陀及谙厄利亚人”。《山本氏笔记》亦载，“庆长五年，泉州浦大船一艘来津，寻其动向，阿兰陀及谙厄利亚人，为乞交易，渡海至贵国申诉”。以上均反映出亚当斯作为独立的英国人（谙厄利亚人）的身份，由此也开启了日本人对英国的最初认识。随后，亚当斯在对“异国之事”的讲解中，全面阐述了英国国况，尤其对外交形势作出说明，使家康对英国有了深入了解。塞里斯为此说道“来航日本前，幕府便对英国与英国人有所认识且印象颇佳，这都是亚当斯的功劳”。另就扩大英国人的对日认知而言，亚当斯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于1612年向东印度公司提供的信息情报，使公司董事会对日本国情、商贸状况以及日英通商的价值有了深层了解，这些均成为日后两国通商关系建立的重要因素。

其二，亚当斯排除了两国在通商关系建立过程中所面临的阻力，为英国开启对日通商提供了保障。新航路开辟所引发的商业革命，其实质是西欧各国在世界范围内对贸易市场的一次开拓。从结果来看，亚当斯的这一拓展行为无疑取得了成功。但其间经历的过程，充满曲折与阻碍。

英国开启对日通商，作为商贸市场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经历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首先、来自葡萄牙等旧教国的商贸竞争与干扰。16世纪中后期，葡西两国商贸势力相继进入日本，并凭藉生丝贸易的开展，迅速占领新兴市场。与此同时，两国传教士亦纷至沓来，大力开展天主教传播事业。因此，步入17世纪前，日本可谓旧教国在远东最为稳定的商贸与传教区。然而1600年亚当斯来航，并以新教国身份请求通商，无疑是对这一局面提出了挑战。对此，旧教国方面迅速做出反应。在亚当斯赴日之初，葡萄牙传教士便屡施谗言，污蔑英国人为“伊几利须海贼”。随后，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多次谒见家康，指出“此国民多为强盗，若允许来航，将会影响日本与各国的交往”。显然，上述“海贼”与“强盗”的污名，是葡西两国蔑视、丑化英国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英国势力进入日本。针对这一不利形势，亚当斯做出积极回应。其在与德川家康会谈中，详细阐述了英葡两国敌对关系，使家康对欧洲外交格局有所了解，并指出英国与其它国家间的战争不会影响到与日本的交往。此后，以荷属东印度公司赴日开展商贸为契机，亚当斯阐述了天主教传播的威胁。同样，面对西班牙来使的海岸测量举动，亚当斯指出，“测量之举极易引起战端，西班牙人长于海战，他日来犯必据此海图”。以上均促使家康开始对旧教国采取遏制打压的政策，从而为日英关系深入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endprint

此外，在近代早期国家间的商贸交涉中，尤其在文化背景差异巨大的条件下，能否依照对象国之外交形势、具体国情与基本礼仪规范做出灵活的沟通处理，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也是面临的主要困难。亚当斯亲历西班牙使臣的海岸测量活动招致家康不满，故对此点尤为注意。其在塞里斯来航后的通商斡旋中，将英国国书进行了适时精当的翻译。如亚当斯依据幕府对天主教的禁播政策，将国书原文中“基督教的保护者”名号删除。依照日本实际政治权利状况，将“高贵强力的君主日本皇帝”改译为“日本之将军殿下”。同样，亚当斯还将原文体现出的尊大思想与威严态度改作了恭谦表述。诚然，这种翻译方式不免歪曲，但译文的不尽准确、相关内容的不尽符合原义，并不妨碍两国根据各自需要从对方接受信息并获取利益。同样，正是这一非对应转换，避免了通商交涉中可能产生的争端。

其三，亚当斯为日英通商关系建立做出了明确的规划。这一点集中体现于其提供的情报。在日英早期商贸关系的形成过程中，英国虽具有明确的主动性与开拓性，但就通商对于国家海外贸易事业发展的影响而言，英国方面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同样，东印度公司虽在1611年的例行航海中将日本确定为通商目标，但究竟以何种方式开启、在开启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应怎样进行交涉，公司也未做出明确规划。针对上述一系列问题，亚当斯在书信情报中做出了回答。

亚当斯首先阐明，日英贸易的开展在深化两国间经济交往的同时，亦能保障英国在东印度地区的商贸经营。这一点对于推动英国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尤其对亚洲市场的开拓，具有重要影响。鉴于此，亚当斯做出了一系列设定。他通过对日本商贸情况的考察，提出要以商品中转的形式来开启、发展两国贸易。要实现香料、生丝的稳定供给，从而打开日本市场。在此条件下，亚当斯进一步阐述了日本国情，强调严格规范英国人在日行为，将避免商贸交涉中的冲突。同样，给予日本统治阶层赠礼，是保证交涉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此外，亚当斯还依据港口便利条件与地理位置因素，提出了英国使臣的具体来航地点。以上种种规划后为东印度公司采用，成为英国开启对日通商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综观之，亚当斯在商贸关系建立中所起到的奠基、推动与规划作用，皆体现出其作为日英通商开创者的历史地位。

结论

日英早期通商关系的建立，其本质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西方商贸势力对东方的一次冲击，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体间的碰撞。这种相互作用的商业发展模式，在密切联系双方经济交往的同时，亦对17世纪初日英两国海外贸易、对外交往的策略转变以及东亚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而言：

以开展对英通商为契机，日本与欧洲国家间关系由商教并行的双轨形态，彻底转向以商贸为主导的单向交往。自1543年葡萄牙人来航种子岛后，日本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始终无法摆脱宗教影响。究其原因，乃是葡西等旧教国力行商贸与传教一体化原则的结果。然而，这一原则不仅悖逆于日本“神国思想”，更有碍国家统一政权的稳定。对此，丰臣秀吉及其后继者德川家康均曾力主禁教，但未取得良好效果。17世纪初，英荷等新兴商贸国崛起并进入东亚，日本由此“获得了分割贸易和传教这个‘连体儿的手术刀”。1609年，日本确立了与荷兰的商贸关系，家康开始采取利用新教国排挤旧教国的政策。至1613年，日英通商关系建立，新教国稳固了在日本的商贸地位，家康也由此力行禁教并颁布“伴天连追放令”，旧教国势力遂逐渐淡出日本历史舞台。

同样，英国在开展对日通商的过程中，也逐步将其在亚洲的商贸扩张中心，由东印度群岛转向东亚。为大力推行海外扩张的贸易发展策略，伊丽莎白女王于1600年下令组建东印度公司。公司虽享有好望角以东至麦哲伦海峡间的贸易垄断权，但在成立初期主要商贸活动集中于东印度群岛。不可否认，对这一地区的选定，目的在于攫取香料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并以此打破原有商贸格局。然而，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为根据地牢固控制着整个东印度的香料供给，加之荷兰商贸势力东来，致使公司扩张掣肘。1613年英国开启对日通商后，公司开始以平户商馆为基地，寻求对周边市场的开拓。同年12月，商馆通过对马藩取得了与朝鲜的贸易联系。翌年，开始将琉球作为商船寄港地。不仅如此，公司还通过在日华人海商进行丝织品采购。上述一系列扩张举措，为日后英国立足东亚进而打开中国市场奠定了基础。

此外，日英通商关系确立后，英、荷为代表的新教国与葡、西等旧教国，以東亚为历史舞台展开了激烈的商贸竞争。这一竞争虽在表面上体现为欧洲国家内部的互相博弈，但却客观推动了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伴随这一历史进程的到来，东亚世界原有秩序逐渐被打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然而，正如李伯重先生指出，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东亚尤其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或许是更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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