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海开发是我国及世界海洋大国应对全球战略格局调整和引领新一轮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大举措，其国际进展及趋势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在总结前期已有研究和国际学者理论及其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发现生态学、应用经济学诸多学科构成深海开发的重要学科基础，矿产资源、渔业资源、油气资源和基因资源是当前深海资源开发的主要跟踪研究对象，生物多样性保护、运输联系保障、科学技术支撑和环境影响评价成为深海开发支持体系建设的热点问题，国际合作与协议开发、公海保护区设立、公海立体空间规划等成为国际深海开发利益相关者的重点任务。同时，专门针对深海开发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成果较少，远达不到设立“深海开发学”和“深海经济学”的阶段和层次，但是国家向深海进军的巨大需求潜力和国际深海开发的严峻竞争现实，是促进我国开展深海人文社科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动力。

【关键词】深海开发 学科基础 支撑保障 参与模式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8.004

随着全球人口的持续增加、陆地资源的日渐枯竭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对于海洋的重视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世界海洋大国在强化各自管辖海域开发的同时，逐步推进国家管辖外深海与大洋空间的勘探开发。深海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新疆域，关系生命起源、气候变化、地球演化等重大科学问题研究的前沿进展，深海空间的巨大资源潜力和环境服务价值日益受到关注，但是深海空间多属于国际公共海域，其“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commons）”属性使得深海开发合理秩序难以形成。我国近期提出拓展深海、深空、极地、网络四大新空间，将深海进入、深海探测和深海开发过程中关键技术的掌握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明确我国深海探测战略目标。2016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为我国参与全球深海开发奠定法理基础。但是，当前我国在深海开发的理论依据、深海开发领域选择、深海开发保障机制建设，以及深海开发国际合作模式设计方面准备不足。本文旨在梳理深海开发领域的有关国际权威文献观点及实践进展，为我国推动深海开发战略提供基础性参考。

深海开发的理论及方法论铺垫

海洋生态系统学的大洋生态实践。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珊瑚礁死亡等生态问题的加剧，海嘯、海底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频发，以及由近浅海污染物扩散导致的深海污染日益明显，全球大洋生态健康及系统恢复问题受到全球关注。在康斯坦萨等对海洋生态系统理论架构的基础上，Fanning以加勒比海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例，提出以政策周期过程和海洋生态系统多层次性关联为内涵的大海洋生态系统治理框架。①Franciska Rosen通过对大堡礁海洋森林公园近期经营管理改革的研究，指出个人、组织和机构的相互协调是海洋生态系统经营管理模式成功转变的关键。②

公共经济学的公海治理探索。在海洋私有化观点遭到质疑和抨击之后，人们再次回归到海洋的公共属性上来，并重新审视公共领域的治理机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Ostrom试图以新型的参与式治理与公共信托理论化解公海资源衰竭问题，认为集体行动难以调和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提出解决集体行动的逻辑，消除个人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进行合理的合作博弈以促进“公地繁荣”，并创造性地提出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理论，以及多中心制度安排、适应性治理等理论，为大洋深海空间的治理开创了新的研究路径。③

制度经济学视野的深海拓展。已有的传统制度经济学一般基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经济规制问题，涉及海洋问题的制度经济学探讨也是基于国家专属经济区以内的问题探讨，而国家管辖外海域的规制问题一般划归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学研究范畴。Gjerde通过分析制度经济理论在海洋治理中的应用实践，指出海洋区域治理行动不仅发生在国家管辖范围内，而且发生在周边国家的司法管辖区和公海范围内，尝试将两者连接为整体，推动跨行政辖区治理的治理制度建设。④Havice批判海洋“新自由主义”论者用太平洋岛屿国家制度软弱性解释海洋资源衰竭的观点，指出太平洋岛屿国家只能通过分析资本积累的竞争态势和国家间不均衡的权力关系，改善其在全球金枪鱼捕捞业中的相对弱势地位，而不是通过简单化的新自由主义来推进国内机构改革。⑤

空间经济学的深海空间展望。空间经济学研究者将人类在国际海域的空间行为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侧重国际复杂多元利益主体在特定海域的空间博弈范围、权限、策略、空间轨迹等问题，探讨公海空间作用的时空演化进程模拟，以及多种自相矛盾利益取向的博弈主体的空间复杂行为及其时空变异问题。在方法论层次，国际学者将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 CA）和自主体模拟（Agent-Based Modeling， ABM）方法用于海洋空间开发过程的主体行为分析，已经开展的研究领域包括：海洋生态系统过程模拟⑥，其中涉及外来海洋物种入侵模式⑦和海洋人工栖息地创建策略⑧；公海海洋保护区划设⑨；深海休闲渔业效应评价⑩与海洋渔业区位选择?；海洋动物觅食空间动态格局描述?；陆源污染对海洋污染扩散的深海立体空间轨迹跟踪?；气候环境变化对海洋动物的空间影响评价?，海洋经济、社会与生态可持续管理策略问题等?。

总结前期已有研究和国际学者理论及其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专门针对深海开发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成果较少，远达不到设立“深海开发学”和“深海经济学”的阶段和层次?，但是国家向深海进军的巨大需求潜力和国际深海开发的严峻竞争现实，是促进我国开展深海人文社科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动力。

深海主要资源开发的国际动向

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国际深海采矿的冲动始于20世纪中叶，但是随着陆地矿产资源勘测新发现、国际金属矿石价格起伏、国际海底矿产资源产权归属困境及环境破坏隐忧，尤其是巨大的前期勘探投入成本与超长回报周期，导致真正的深海矿产商业化开发迟迟难以到来，逼迫国际社会推动国际合作框架下的开发模式建设。2011年，太平洋共同体与欧盟合作发起一项“旨在加强15个太平洋岛国深海采矿管理的六年计划”，该计划总花费440万欧元，涉及科学研究、环境管理和治理框架建设，以实现区域深海采矿良性管理。全球几十年来积累的深海采矿系统概念设计、设备制造、技术设计和海上试验，为深海大规模采矿提供进一步可能，近期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太平洋C-C区海底多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开采试点、印度中脊热液矿床前期开采试点等。Scott基于地质视角对深海硫化物的研究，探讨深海开矿的可行性，认为海底金属资源的丰富性以及受原材料需求增加的驱动使深海开采成为可能，资金和技术不足不能阻碍开采的尝试。?endprint

深海渔业资源开发。20世纪70年代以来，深海渔业研究成为国际热点，主要关注南非、新西兰等国家的深海渔业政策与管理模式建设。Cawthorn认为由于深海渔业科学与政策分离过于极端，目前渔业管理模式不适合深海渔业发展，渔业管理过程中科学与政策的结合更容易解决棘手问题。?Vince认为新西兰的海洋政策工作是被动的，渔业和海洋政策的发展体现不同行为主体的博弈关系，深海渔业的共同管理和社区化管理将更受欢迎。?Mangi则以英国为例，分析欧盟渔业政策规则变化对深海渔业发展的经济影响?，但是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启动，已经有欧盟学者开始探讨今后欧盟深海渔业政策的再调整和渔业作业区的重新划分问题。

深海油气资源开发。深海区蕴藏着全球超过70%的油气资源，其最终潜在石油储量高达1000亿桶，国际社会明显加快深海油气资源的开发步伐。Kontorovich系统评估俄罗斯北冰洋大陆架油气资源的开发前景，得出北冰洋欧亚大陆架未来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盆地，在油气资源生产和满足人类能源需求方面可与当今的波斯湾和西伯利亚地区相匹敌。Almada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坎普斯盆地已成为巴西油气资源开发的主要深海區域，但是由于缺乏离岸工业管理经验，其深海石油开发作业严重威胁到脆弱的深海生态系统，提出需要建立包含42个深海栖息地在内的生态/生物重要性区域，形成海洋保护区网络。

深海基因资源开发。Harden-Davies指出深海海域是海洋基因资源的主要来源，基因资源分享是国家管辖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法律协议框架制定的关键，深海科学研究人员在深海基因资源分享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Leary分析深海基因资源作为海洋经济发展资源的重要性，可持续和公正地使用这些资源将会引导经济向有利于全世界利益的方向发展，也有利于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深海开发过程的保障与支撑

深海开发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深海开发势必会对海洋资源环境造成影响，而如何实现开发与保护的均衡，强化深海开发的资源保障，已经成为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Pitcher在《海底山：生态系统、渔业及其保护》中对保护海底山的国际管理作了系统介绍。Gjerde指出深海法律为多样性保护提供框架，现有国际和区域组织可以凭借其处理许多问题，但需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进一步行动，保护和保全稀有和脆弱的深海生态系统。Rayfuse认为极地海洋生物多样性正面临来自采掘和非采掘活动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关于保护国家管辖外的极地海洋生活多样性的国际制度尚不完善，国际极地年将形成一个有用的保护框架，通过吸取南极条约体系中的做法，从整体上对海洋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Jobstvogt认为经济活动与气候变化对深海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应该围绕深海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价值（尤其是医疗价值）进行预估。

深海开发的运输联系保障。大洋深海空间是全球海洋运输联系的重要通道，深海开发需要解决海洋运输装备建设、运载航线选择与开辟、沿海及离岛开发保障基地建设、全过程信息化调度与作业协同等一系列问题。Bruschi针对水深在3000～4500米的公海区域，提出安装超深水管道和重型结构，这一问题面临着海底特定位置的选择、管道对准、铺设跨度等诸多挑战，因此需要系统的设计程序，以满足既定目标，同时需要循序渐进。世界知名深海矿业开发公司鹦鹉螺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CBD设立太平洋深海工程总部，并与多伦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建立起跨洋深海矿产开采产业链，这为深海开发运输联系保障提供新思路。

深海开发的科学技术支撑。深海开发不仅需要深海地质、深海矿物、深海生物、基因技术等相关学科的支撑，更是多环节关联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在数千米水深、承受海流和风浪流影响及海水腐蚀的环境下作业，深海开发技术研究需要15～20年才能达到深海预开采中间试验的目标。按照深海资源开发的先后顺序可以将深海技术归纳为勘查技术、开采技术、加工技术、运载技术和通用技术。其中，水深达6000米、能在恶劣的洋底环境下稳定运行的深海运载技术作为当今深海勘查与未来开发与装备的基础性技术，是深海资源勘探和开采共用的技术平台，涉及系统通讯、定位、控制、能源和材料等各种通用基础技术，深海资源开发技术集成与关键技术研发是该领域国际竞争和合作的前沿。

深海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深海生态环境独特且脆弱，深海开发必定对深海物理化学环境、地质环境、生态环境尤其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带来负面效应。在印度东西海岸，重点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学研究提出成果，旨在为发电、化学制品生产和港口码头建设等工业化服务；在英国北海海域，主要研究海洋石油、渔业资源的开发对海洋物种密集度、海洋生物个性特征以及其他深海环境产生影响的有关数据，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宏观把握，对海洋环境的现状和未来做出合理预测；在德国，主要从开发海底矿产资源和处置开采产生废弃物的角度分析开发活动对深海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深海环境风险评估应该首先依靠现场试验从模拟小规模影响开始，到逐步监测的全面产业化经营，并在每一阶段加以彻底评估。

深海开发的国际合作范畴

深海国际合作与协议开发。关于深海开发的区域性涉海组织相继设立，其中国际海底管理局（ISA）是管理国际海底区域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负责海底资源开发和利益分配、海底环境保护等各类活动内容。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NEAFO）、西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NAFO）、东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SEAFO）、地中海渔业委员会（GFCM）、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协会（CCAMLR）、南印度洋深海渔业协会（SIODFA）等也是重要的深海开发涉海组织。德国、日本、美国和加拿大四个成员国公司组成的国际经营股份有限公司（OMI），美国钢铁公司、SUM石油公司和比利时矿业联合会组成的海洋采矿协会（OMA），以及美国和荷兰组成的海洋矿物公司（OMCO）等，多次进行深海矿产资源尤其是多金属结核的试采工作。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之时，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围绕海底资源的勘探与开发签订互惠协议，以实现相互承认和相互支持的目的。endprint

公海保护区划设。海洋保护区具有传统单一海洋资源管理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优点。2000年以来，深海保护区建设行动逐渐展开，主要包括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建立的大型海洋保护区、禁渔区和国家管辖外海域以外的海洋保护区。Ribeiro探讨建立环境视角的海洋保护区所面临的各种法律挑战，强调将海洋保护区保护条例纳入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框架，并且首先考虑在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建立海洋保护区。Davies研究在东北大西洋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的实施进程，提出建立一个生物相关分类系统，这个系统被定义为区域环境评价研究的一个阶段。Sánchez基于营养动力学模型研究海洋保护区管理对Danois海生态系统的影响，预测显示鱼类以及濒危物种的生物量显著增加，溢出效应增加了在坎塔布里亚海大陆架的商业物种生物量，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是对渔业捕捞量的重新分配，这增加了南部区域的海洋保护区分布。

公海立体空间规划。三维甚至多维海洋空间规划是21世纪以来国际公海海洋空间规划探索的前沿领域。以美国诸多涉海研究机构为代表的深海生态系统研究集群，在美国地理学会（AAG）2017年波士顿年会上散发一份材料，展示其全球大洋深海立体空间规划的成果，该成果基于5200万个地图集数据点，將全球海洋水体划分为37个生态海洋单元（Ecological Marine Units， EMU），每个生态海洋单元具有相似的温度、盐度、氧气含量和营养物质，这大概是迄今为止在三维层面对全球海域最为详实的精准分类，有助于海洋生态区或海洋生物区的选择、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评价与保护以及海洋资源地管理和规划的实施，能够对未来更加深入地理解海洋生物地理学、研究海洋变化、保护海洋等奠定数据基础。

主要启示

通过梳理深海开发的国际研究动态，可以初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第一，应该倡导我国在深海开发问题上的多学科基础性研究和跨学科探讨，尤其重视深海开发的经济学问题研究乃至学科建设；第二，加快深海开发高技术尤其是核心关键技术研究，推进深海资源开发的技术储备和深海产业集群培育，提升我国的深海开发能力；第三，注重开展深海生物多样性勘探与保护性利用，继续深入推进深海开发与保护工作的自主探索及团队建设；第四，加强海洋科技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参与公海保护区建设和深远海空间规划实践，在国际法框架下探索适宜的国际保护区建设和海洋空间规划新模式。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平面上升对我国重点沿海区域发展影响研究”资助，项目批准号：15ZDB170；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尹鹏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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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编∕樊保玲

Abstract： The deep-sea development is a major measure of China and some other marine powers to respon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strategic pattern and lead the new roun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ts worldwide progress and trend merits high attention.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previous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many disciplines， such as ecology and applied economics，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subject foundation of deep-sea development. Mineral resources， fishery resources，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genetic resources are the main targets in the deep-sea resources developmen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ransport link protec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become a hot issu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ep-sea development support system；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greement， establishment of high seas protection area， and high-sea three-dimensional space planning and so on are the major task of various parties having an interest in the international deep-sea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isciplines targeting at deep-sea development are too few and shallow to sustain the creation of new subjects "deep-sea development" and "deep-sea economics"， but the huge demand behind the country's deep-sea exploration and the fierce international deep-sea development competition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establishing 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ory system for deep-sea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words： Deep-sea development，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support and guarantee， participation mode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