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溪夜浣

行帮齐聚演绎另味山城

还记得上一期本刊刊登的《龙门浩茶馆》吗？位于重庆水陆两栖交通中显要地位的龙门浩，让原本单纯且彼此竞争的同行搁置争抢，形成了特殊的社会关系。毕竟一方面人在乱世，谁也难以独立求生，只能抱团互助；另一方面政局不稳，社会上尔虞我诈，没有一个黑白两道通吃的组织，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可能。

于是，除了茶馆林立，龙门浩还诞生了一个组织：行帮。这是一个介于行业公会和地下帮派的组织，他们有自己严格的规矩，任何成员不得违背；有自己的特殊节庆，祈求平安；有把头、会首或者代表作为首领，平衡内部利益和版图划分，对行帮成员进行保护。

行帮的兴起和官府的推波助澜也不无关系，因为官府既可抽捐抽税，又可以此为桥梁上下联系，获取经济信息，防止盲目生产、避免商品滞销和推动竞争。当时龙门浩行业复杂，行帮复杂程度在重庆首屈一指，大致分两类：一类行帮偏“行”，如豆芽帮、药帮、饴糖帮等，连棺材、冥器、木、竹、炭、石灰等都有自己独立的行帮；另一类偏“帮”，以水陆七大帮派为主，毕竟交通才是龙门浩最炙手可热之处，天然凝聚着恩怨情仇，何况干这行的都是出力气的，最讲江湖义气，自然多少有了水泊梁山的感觉。正因如此，七大帮也是袍哥各大组织的大本营和码头文化的集中体现。这次我们把故事搬到水上，来看看重庆独特的水上行帮。

双雄并起平分水上春秋

在龙门浩，上、下浩两个船帮代表着水上交通的传统势力。

上浩船帮源于清末民初，以上浩的龙门浩老码头为中心，航行于老码头到重庆太平门一线。后龙门浩的手工业作坊逐渐发达，需从城内购原料再制出成品运进城销售，渡船规模不断扩大，加上战火连年，官差频繁，渡船中有狡黠者为迎合官府，倡议将码头上的渡船组织起来，成立船帮“老爷会”。在信仰上供奉“镇江王爷”，祈求平安、统一思想。在领导上选出会首，作为行业执事人和帮派老大。在制度上，“定股”，船股限制四十股内不得增加；“确权”，“输子”（即船股）拥有航行所有权和租转袭权；“特许”，有船无轮子者不得经营；“定薪”，规定无船股的工人待遇和规矩。

在上浩船帮兴起之时，下浩也有渡船往来，不过船只零散、路线也不固定，处于各自为政状态。后来黄桷渡经常发生海损事故，鹿角、长生乡等处的农民和小贩需要运送货物前往东水门，先部分转移到上浩老码头，后来发现通过上浩船帮的线路到太平门还需辗转。下浩的渡船看到了商机，由于没有组织，也无航线的约束，他们纷纷开辟新航线，出狗钻洞绕梁外镜平石，顺流到东水门。同样由于没有组织约束，下浩的船只航行方案非常灵活，在枯水时停太平渡，洪水时便改到下浩门朝街河边，航行效率和适应能力极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在信仰、制度、领导上借鉴上浩船帮，也成立起自己的行帮。

但下浩船帮起源的特殊原因也使他们从一开始便打下了善于革新的烙印，在发展中，他们改会首为干事或代表，由每两年的“王爷会”改选；业务上摒弃了上浩船帮航线固定、规矩严格等传统，突出优势特长，做大货运部分，后来成立了驳船公会特许专营；运作上也和官府走得更近，当然在获得更多经营特权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开销，不过船帮很快便推出了卖“空船轮子”的方儿弥补开支，灵活经营。

异军突起的后起之秀

其实，彼时的龙门浩还是一个煤码头，不过和白庙子、黄桷这样的煤码头却大不相同。当时重庆的煤炭均来自天府矿，然后经嘉陵江进入长江，长江沿岸的花街子綦渝茶社和嘉陵江沿岸的姚家巷蔡鸿发茶社是著名的煤炭市场，成交后便会用船运到龙门浩出售，同时南山上也有若干小煤矿，所以龙门浩煤炭业空前繁荣。煤要在江里走自然需要船，煤商们怕船帮索要高额运费，与其受制于人，不如自己干，于是纷纷拨款造驳船，承运自己矿里生产的煤炭，煤商会亲自指定一个船工为组长，领导驳船工人，工人的工资分级核定。这些专营运煤的船只积少成多，最后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煤船帮。

和煤船帮类似，划子帮的起源也来自龙门浩特殊的环境。作为重庆开埠时期的重要区域，龙门浩云集洋行、工厂、兵舰、商船，老外初至时多少有些顾忌，于是也自行修造小木船，作过江或接送宾客之用，船工也不用船帮的人，而是另外雇佣新人，每船2～3人，给予固定工资。后来龙门浩工商业发展，发了家的富豪们觉得这做法相当不错，一则自己的船只和船工，比较放心；二则作为专船，也忒有面子，于是船只不断壮大。民国十几年，龙门浩所有这种“江上专车”在下浩一个茶馆开会商议：以后得有个代表与政商圈子统一交涉，于是选出会首一人，成立了划子帮。因为各船隶属于不同的私人和团体，比较散，开始人数并不多，后来不断壮大，帮内不“兴轮定股，只缴数元钱底金，作为会员的福利之用。每年约定时间聚会，比如“王爷会”祈平安，“中元会”悼念已故成员等，团年的时候还要在一起吃年饭……

水四帮的江湖哲学

水上四大帮派共同抢夺着渡江运输的业务，却罕有争端，虽无相濡以沫的合作，却有着相忘于江湖的境界。大家每天擦肩而过，却似乎完全感受不到对方的存在，这和他们世代与水共生形成的江湖哲学不无关系。

从内部来看，这些船帮人世代与水打交道，深知水既是生活所依，也是危險所在，水上的任何纷争都可能舟覆人亡。正因如此，他们尽管各自理念不同，但都信仰同一个神——镇江王爷，也严格遵守规矩。每年都固定举行仪式，齐聚一堂，请出造船业“掌墨师”主持祭祀王爷菩萨。特别是端午节，各船工都要参加龙舟竞赛。上浩船帮是老大哥，用的是最有气势的老青龙，龙头龙尾供在老码头的观音阁，竞赛时踩头的帮首杨焕堂总是倒立船上，用双脚指挥，堪称一绝。划子帮组建最晚但最有钱，用的白鹤龙也最时尚，龙头龙尾供奉于下浩龙门寺内，由哥老会大爷陈敬之踩头，划手穿靓丽的白色服装。下浩船帮和煤船帮虽没有特定的龙舟，但也要加入其问，四大帮派形成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从诞生开始，所有帮派便一直在寻找和谐相处之道，业务各有偏重，制定了严格的界限，竭力避免恶性竞争。下浩船帮航线往返东水门和下浩，东水门后来成为了货物的集散地；下浩船帮近水楼台先得月，驳船大宗业务接洽都在东水门外茶馆，小宗业务则在下浩码头兼办，船帮在两地都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文书等。而上浩船帮从无抢夺之心，依然固定往返太平门和上浩，太平门是人进出的大通道，于是专营载人摆渡，把货物运输全让给了下浩船帮。煤船帮只运煤，划子帮只搞“专车”业务，相当包容和客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浩船帮，按理说起源最早，体系最完善，在下浩船帮散兵游勇、煤船帮和划子帮新生之时，完全能以大打小占领市场，但上浩船帮却始终严守自己的航线，区域上和下浩船帮严格区分，业务上只载人不运货。民国十几年间，驻重庆的军阀混战，无偿征用全市运人渡船在嘉陵江搭建浮桥，上浩船帮自然首当其冲，船帮人员面临巨大的生活危机，当时划子帮尚未产生，停泊在龙门浩的“万流”、“万县”等外国商船希望上浩船帮帮忙运送货物，上浩船帮本可借此缓解危机，却依然与下浩船帮驳船公会协商，采用“打关”办法，船股平分，工人众议。抗战胜利后，运人业务清淡，上浩船帮再次面临危机，按理说，凭借力量优势，加上船工众志成城，上浩船帮强入货运界，其他船帮完全没法阻挡，但上浩船帮仅靠市社会局和警察局等负责人说情，让下浩船帮分出个别货运业务，勉强解决船户的基本生活问题。而当煤炭积压滞运，远超了煤船帮的运载能力时，部分生活困难的上浩船帮工人结帮偷偷渗入运煤，两大帮派陷入了两难境地。煤船帮急需船只和工人，但又必须入行入帮，上浩船帮面对帮内人员破坏规矩但又不想开除工人，任何一方稍有动静就可能剑拔弩张，但最后双方还是以“不允许、不反对”的默契了事。

不过也正是这三次破例，给龙门浩船帮的平静埋下了隐患。在此之后，上浩船帮的个别人尝到了破除制度束缚的甜头，开始摆脱格局规范，或偷偷聚集工人，欺行霸市，有的和官府勾结大发其财。令人感慨四大帮这么多年坚守多不易！不过不管怎样，比起龙门浩陆三帮力帮、滑竿帮和马帮的硝烟四起，水四帮在那个乱世可谓是一股清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