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娜,冉永平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2.浙江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语用-论辩视角下的新闻语境化分析

杨 娜1,2,冉永平1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2.浙江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文章主要从新闻语境的说服性效果出发，对顺应论中提出的“语境调控”进行反思，并结合语用-论辩理论，分析新闻语境化中意义生成与理解的论辩主题策略操控。研究表明：新闻语境不同于一般社会文化语境或新闻事实背景信息，它受到新闻机构合理性的制约，语境化过程是建立在一定主题框架范围内、基于作者—读者之间意义协商的话语交际互动，具有较强的论辩性言语技巧。新闻交际场域中的交际主体从消除双方潜在的意见分歧出发，利用论辩主题的策略操控对新闻事实进行重构，以达到说服广大受众的语境化效果。

新闻语境化；语用-论辩分析；策略操控；主题；语境化效果

一、引言

新闻语境是新闻话语中意义产生与理解的重要前提，同一新闻事件在不同的语境框架内往往会被新闻主体赋予不同的叙事结构和内容，重构新闻语境的言语交际过程即为“新闻语境化”。从新闻语境的动态观出发，国内外大部分语用分析学者认为新闻语境产生于新闻主体的言语互动过程，与新闻场域中的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相关，有较强的意识形态特征[1-7]。然而，学者们由于自身所处的学科界限和理论出发点不同，仍旧无法在新闻语境化的话语重构策略和语用效果上达成统一。Clayman[8]早在著名语言学杂志Text上就提出过新闻访谈或发布会中的“问题重构”(question reformulation)策略，他认为语言学者须关注新闻人物如何回答才能不被视作“回避”，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解构政治动机的层面。Ietcu[9]、Morasso[10]等国外学者从论辩策略出发研究新闻语境的框架化重构。然而，纵观国内相关研究，我们却发现少有语言学者从话语策略出发讨论新闻语境构建问题[11-12]，更少有学者关注新闻语境的说服性效果[13-14]。基于这一观察，我们立足于论辩主题(topoi)策略，并结合van Eemeren(2010)提出的语用-论辩理论(Pragma-Dialectical Theory)[15]，分析论辩主题在新闻语境化重构过程中的作用，希冀为新闻话语研究提供新的语用-论辩研究思路。

二、新闻语境的动态话语观

(一)新闻语境的概念与特征

语用学家认为语境是由发话人和受话人共同参与、与客观世界不断互动的交际过程中创造出来的[16]。在这种动态交际观的语境视野下，新闻语境不再被理解为客观、恒定不变的新闻背景或社会/文化知识等，它具有动态性、反身性和社会建构性。以van Dijk[2]15为代表的新闻话语分析学者主张从动态、宏观的“新闻事件语境观”(the context of the news event)出发来分析新闻事实，认为新闻语境是基于某种社会关系的(socially based)、可规划的(planned)的交际过程，具有一定的语用效果(pragmatic function)。Ietcu[9]、Morasso[10]等学者也纷纷从语境的社会功能和主体间性出发，验证了新闻语境和新闻事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然而，新闻语境的动态生成过程也不是随意、杂乱无序的，它受到新闻机构、公众意识等公共制度和社会的规约，有一定的边界线。这与关联理论[17]中的社会认知语境观也是相同的：语境表现为社会认知环境，由一系列事实或假设的集合构成；交际主体不同，事实或假设的集合方式(或框架)就不同。因此，框架下的社会现实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人们从某一特定视角出发所作出的理解和阐释[15]126。新闻语境虽然建立在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基础之上，是各种客观事实的集合形式，但新闻记者或报纸等对“事实的集合”会采取不同的框架方式，因此，一切新闻语境也是新闻主体参与语境化重构后的言语交际结果。就主体参与程度而言，其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新闻事实的选择或语言语境的处理上[5,9]。Van Dijk[2]认为产生这种集合变异的原因就在于人类不同的认知系统——意识形态，它包括观念、态度、价值、信念、信仰等一切社会及个人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徐赳赳指出：意识形态其实并非仅仅体现人们的信仰，它还具有劝说并引导公众舆论的功能[18]108。这导致新闻记者在报道同一事件时会选择不同的视角，比如报纸既可以选择“police kills demonstrator”来维护示威游行民众，也可选择“demonstrator killed by police”来维护警察。这就是说，新闻语境是一套多声部、有规律、有交际对象的意义网络系统，即朱永生[19]所提出的语境意义的“框架化”。

由此可见，新闻语境中的交际语境以及话语参与者都存在新闻机构的制度规约，新闻信息传递发生的同时也伴随着新闻主体对受众的说服(convincing)。基于以上动态的语境观，我们认为新闻语境是发生在新闻主体—受众之间、服务于特定的社会团体并以说服对方为最终目的的话语交际互动，它依赖于一定的语言手段加以表征。

(二)新闻语境化效果

新闻语境化效果是交际场域中话语主体重构语境要素时所试图达到的语用目的。动态观视角下的语境化效果分析主要有认知观和顺应观两种语用分析思路。前者主要以关联理论为基础，这部分学者常从语用推理出发，最后回到认知，将推理过程中认知努力的最小化作为判断语境化效果最佳的标准(如熊学亮[20])。后者立足于Verschueren[16]的语境顺应观，学者们主张从效果获取的过程和路径来分析语境化(如冯广艺[21])，语境化的效果在于消除前述语篇片段中的歧义。从语境的社会功能和话语表征性来看，这两种分析思路都能合理解释新闻语境生产与理解的机制，但从语境调控的操作性和说服性而言，二者又忽视了新闻语境化效果得以合理化实施的另一推理策略——论辩策略。由于交际者总是“选择恰当的语境条件或创造语境条件去确证、调节或适应现存的认知语境假设”[22]32，我们在分析与评价语境化效果时不得不考虑交际者所采取的语境调控标准。这种标准反映在新闻场域中即为逻辑合理性。

新闻语境化合理性指新闻主体重构语境的交际过程必须客观而又公正。根据Maddalena & Belmonte[23]和Mencher[24]32，新闻场域中的发话人不得不遵守共同的新闻价值原则，所有的新闻交际互动(包括新闻采访、发布会等)都必须符合新闻事实构建的合理性原则。这说明交际者在新闻场域中所操控的语境化，不是一方向另一方简单地传达隐含意图或唤起意识形态的同一，而是借助语境化构建自己的隐含表达(unexpressed premise)，从而维护自己的论辩立场与态度，表现为论辩合理性[10,25]。

因此，新闻语境化效果更多体现在说服性上，即新闻受众能否从逻辑上合理接受新闻报刊就某新闻事件所表达的意见或态度。这就要求我们分析和评价新闻语境化效果时，不得不考虑交际双方的“主体间性接受度”(intersubjective acceptability)[26]。比如在例(1)新闻发言人和外国记者之间的问答话语中，记者作为发话人，在提问环节再次提及当天新闻发布会的新闻主题，表面上是提醒受话人需要顺应这一前语境话题，但实则是通过增加另一主题(“日方一直反对”)隐含表达了“中方申报不符合标准”这一预设前提，对双方共知的新闻事件进行了语境化重构。而发言人“中方申报符合标准”的回应，正说明了发言人在语境化的前提下成功识别了记者的隐含表达，并利用对第三方“教科文组织”的评价话语来举证维护自己的观点及态度。

(1)记者：针对中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一事，日方一直表示反对。你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中方申报符合世界记忆名录标准，相信教科文组织将作出公正且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在这种研究基础之上，持语用-论辩(Pragma-Dialectics)视角的新闻语言学家提出了规范化的语用逻辑分析，他们希望借助论辩学中对语用效果合理化的阐释来更加全面、动态、批评性地分析新闻语境化[15,25,27-28]。语境化被当成发生在特定交际场域中交际者之间的意义协商(deliberation)。从意义协商性而言，这与Verschueren[16]曾提出的“语境调控”观是一致的。他指明语境效果获取的过程即语境不断顺应的过程，当交际者彼此顺从协商、领会或拒斥，或再次协商时，语境效果才得以凸显[16]。但与顺应论不同的是，语用论辩学派更倾向基于逻辑合理化标准的讨论，更关注双方的意见分歧在语境化实施后是否得以消除。例(1)中，发言人对“教科文组织”的提及，就属于新闻交际场域中常用的“稻草人谬误”(the fallacy of the “straw man”)[15]8，这种论辩策略的选择不是故意地回避主题，而是为后文中“日方不尊重历史”的另一新闻事实重构奠定了预设前提。

由此看来，语用-论辩视角下的新闻语境化效果就表现为一种动态的话语交际模式，前一轮的语境化实施都是下一轮语境化的前提和基础，交际者在新闻语境化重构中既充当着自我语境化的角色，也为他者观点的提出和选择提供语境化的框架前提，如例(1)中记者创造的新闻语境化效果就在于刺激受话人针对前一主题(“中方申报是否符合标准”)进行举证。如果对方举证失败，则表明己方观点合理；但如果对方举证成功，双方将展开新一轮的新闻语境化重构，直至意见分歧彻底消除。一言以蔽之，新闻语境化效果既包括正面的积极效果，也包括负面的消极效果，语境化能否得以合理重构就在于受话人是否能识破发话人潜在的主题，重构其论辩的结构，并对这一框架化的语境作出合理性评价。

三、 新闻语境化的语用-论辩分析

(一)媒体论辩化语境

在论辩学派的代表者中，语用-论辩分析(Pragma-Dialectical Analysis，简称PDA)路径是将语用学与论辩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种分析范式，van Eemeren[15]126更倾向将其归类为“规范语用学”(normative pragmatics)的范畴。在这一视角下，他提出了“媒体论辩化语境”(the context of media argumentation)的思想：1)所有的事实或事件都是交际者从某一特定视角所作出的框架化选择；2)各新闻事实或新闻事件之间呈现出一种“语用-论辩视角的关联”(a pragma-dialectical notion of relevance)；3)这种关联意义系统背后所产生的语用效果就是消除交际双方的意见分歧，表现为“说服性效果”(convincing effect)[15]126。

从这一视角出发，发话人在新闻交际场域中就某一新闻事实所展开的讨论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隐形的“批评性讨论”。发话人、受话人之间形成了潜在的论辩关系，交际过程中每一次新闻语境的再现都表现为一种论辩言语行为，都是交际者在这场博弈中获取的“话步”(move)策略。新闻事件中的潜在受众也都是构建新闻语境的一份子，新闻主体对受众可能采取支持或反对行为的期待都会影响他们在语境选择过程中所作出的抉择，因而新闻语境化表现为新闻主体就某主题所作出的论证过程。这与van Dijk[1]提出的以新闻话语主题及论证图示结构为中心的宏观语境观(global context)是相一致的。比如，在2016年3月8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当记者就G20峰会发问“有没有在这次峰会上做一些特别的安排”时，发言人王毅转引了习近平主席的话语(“习近平主席已经向世界清楚阐明了中方办会的宏观思路”)，成功实施举证维护。这种转引除了在语篇上形成互文以外，更隐含了一种言外之意(“习近平主席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该命题在发言人—记者的论辩化讨论过程中充当了“隐含前提”的作用，目的是用来论证发言人潜在的结论性意见“我不想再做相关回答”。

(二)新闻语境化构建框架

由上可见，新闻语境的选择过程存在逻辑性的论辩策略操控。Van Eemeren & Houtlosser[29]认为策略操控就在于交际者通过对“潜在主题”(topical potential)的挑选，来迎合既定的“受众需求”(audience demand)，并借助某种“表达手段”(presentational devices)完成自身在该交际场域的话语生产与加工。这种策略操控的语境观反映了新闻事实语境、新闻话语参与者、新闻语篇语境①三者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协商的意义共建机制。策略操控的机制之下，同一新闻事实可以被不同的新闻主体放置于不同的语境化框架之下，形成不同的论证结构。这样一来，每一种语境化框架下的新闻重构都不再是客观事实的叙述，而是隐藏在新闻报道中的潜在论题(argument)，并在语境化的论证框架中逐渐转化为评论(comment)或社论(editorial)，为下一轮举证的开始提供预设的前提和基础。

根据这一分析思路，例(1)中记者和发言人之间的关于“中方申报是否符合标准”这一论辩主题的新闻语境化过程可分析如下：表面上，记者提出1.1.1和1.1.2，两者共同构成并列型论辩结构关系(coordinative argumentation)，再现事实语境，但实则与另一互文性主题1.2②共同构成论证前提，目的是为了证明其隐含论题1。这种新闻事实的再现形成了潜在的评论性话语，即“记者认为中方申报不符合标准”。而当发言人明确识别了主题1以后，迅速从第三方参与者“教科文组织”出发，通过论证主题2.1与2.2维护自身的肯定性评价立场。中方通过引入新主题“教科文组织”，重构对方提出的虚假新闻事实语境，也为后文中发言人进一步展开对“日本反对论”的驳斥主题提供了预设前提。重构后的语境化逻辑框架为：

1. (中方申报不符合标准)

1.1 中方和日方存在争议

1.1.1 中方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1.1.2 日方反对

1.2 (所有世界名录申报都不应该存在争议)

2.中方申报符合标准

2.1 教科文组织评审公正

2.2 教科文组织尊重历史

总而言之，新闻语境化是活跃在各话语参与者之间的不断循环论证过程，交际中的一方通过第一轮新闻语境重构，引出自我的态度和观点，原先的新闻事实1在语境化框架中转化为了新闻评论1。而这种带有评论性的论断，又是为下一轮的交际(构建新闻事实2)提供了语境化的前提和基础。新闻交际者之间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不停重复着语境化，直到新闻交际场域中的意见分歧彻底消除(详见图1)。

图1 新闻语境构建图

四、新闻语境的论辩主题策略操控

(一)新闻话语参与者调控

新闻话语参与者是所有在新闻场域内参加交际互动的发话人和受话人，包括一切新闻主体和受众。这里“参与者”并不仅仅等同于新闻报道等媒介话语中信息的传递者，还应包括所有支持、反对或怀疑自己的潜在受众[15]。Verschueren[16]曾从交际发生的距离出发，对受话人进行了较细的区分(直接受话人、邻近参与者、旁观者、场外偷听者和窃听者等)，但各潜在受众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因子的大小、在新闻语境化过程中何时被选择，都没有区分。因此，我们很难从说服性功能的视角来解释这些受众是如何被纳入新闻语境化的范围之内。Halliday[30]虽然也从话语的交际功能出发对参与者作出过区分，但其提出的“陈述、疑问、提供、命令”功能仍旧只停留在信息交替的层面，无法回答话语参与者为了实现说服而作出的各种“努力”(commitment)[15]16。从逻辑合理性角度而言，语用-论辩视角下的语境分析则更关注新闻话语互动中的参与者如何借助论辩主题的调控来实现人际沟通中的说服性功能[10]。

参与者的主题语境调控可通过以下几种话语标志来完成：第一，新闻主体借助人称和社交指示语的不断交替转变来转化主题。如例(2)，《纽约时报》针对阿里巴巴上市的新闻评论中选择了支持阿里的投资商(“investors”)作为其框架化的潜在受众，交际的真正意图并非传达客观的新闻事实(“fast-growing” “hugely profitable Chinese company”)，而是通过“a combination of eBay and Amazon” “a little bit of Google thrown in”的语境化前提预设，唤起这部分受众对美国本土企业的支持与同情。人称指示语的框架化选择(“professional”)与其他时间指示词(“already”)形成对应，发话人以支持阿里的投资商为潜在受众，其真实交际意图是说服他们从阿里撤资。

(2)Professional investors,of course,already know that Alibaba is a fast-growing,hugely profitable Chinese company that is a combination of eBay and Amazon,with a little bit of Google thrown in.

第二，新闻主体借助第三方权威机构的指称来加强自我论证合理化的能力。主体与潜在第三方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成为语境预设的前提条件，为发话人实现自我语境化提供论证的合理化基础。如例(3)中，外交部长王毅的应答语表面上似乎违反了会话合作的相关原则，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但实际上他是选择了第三方(“习近平主席”)作为维护自己隐含表达(“我不想再多做解释”)的策略手段。Van Eemeren将这种诉诸第三方的论辩策略归结为“稻草人谬误”[15]8。交际者虽然看似规避了“举证”权责，但鉴于新闻交际场域中的公开性和客观性制度规约，他们不得不诉诸第三方来有效应对。

(3)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外长，今年我们作为东道国有没有提前做一些特殊的外交的努力？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充当和发挥引领作用来回应世界期待？有没有在这次峰会上做一些特别的安排？因为大家都非常关心怎么把G20办得有特色，同时让杭州峰会更有成效。

王毅：……习近平主席已经向世界清楚阐明了中方办会的宏观思路，我们将在全面推进各项议题的同时，着力从三个新的角度来寻求峰会的突破。

第三，当受话人识别预设语境前提后，采取间接否定方式对既定社交关系加以拒绝，并借助主题的转换构建新的社会人际关系。如：

(4)路透社记者：中国政府什么时候会允许外国人，包括外国记者去访问南海的岛礁？

王毅：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看首先还是要把我们在南海问题的基本立场再向你讲一讲，你就会理解我们现在所奉行的政策。南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只要是炎黄子孙，都守土有责。

例(4)中，发话人系外国记者，其身份在质疑性问题话语中被构建为一种受限制的“访问者”身份。受话人王毅利用时间指示词(“在……之前” “首先”)和条件状语从句(“……就……”)似乎是回避发话人的提问，但其实是借助另一人称指示词“炎黄子孙”来调控既有的社交关系，论辩主题也转为历史主题论证(“中国是否为炎黄子孙”)，消除反对方可能存在的意见分歧，达到新一轮的“南海”新闻事件语境化重构的目的。

(二)新闻背景调控

新闻背景是指新闻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物理因素，以及使新闻语境化得以合理化生成和有效理解的框架化情境，属于一种中观语境(meso-context)[15]17。这种框架一般由时间指示词和空间指示词的调控来完成。任何新闻事实语境的构建和重构都离不开时间指示词的提示。新闻交际者正是通过时间指示、空间指示调控来重构新闻语境，并使重构后的物理世界更加合理、有效地服务于自我语境。例(4)中外交部长在应答中所使用的时间指示词“在……之前”正是该受话人运用这一方式来修改新闻语境中的时间因素，并借此来重新定义南海问题的论证主题。

视角化(perspective)是调控新闻中客观不变的物理因素的重要方式，发话人能使用一种简单的框架方式适当延长或缩短发话人—受话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从而赢取和目标受众相同的视角。这与Verschueren[16]所提出的“视角调控”和Wodak[31]63-94使用的“框架化视角”都有共通之处。语境中的社会情境因素不是一系列静态的时间或空间概念，不同的主题视角选择会让客观新闻事实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新闻背景的视角选择通常有两种方式：1)选择社会交往中共同的出发点作为事实语境重构的基础；2)选择与潜在受众之间的意见分歧作为事实重构的基础。第一种视角方式较为普遍，主要表现为社会群体共享的意识形态，比如共同的社会道德或价值等，其视角化主要针对支持自己的那部分受众，较容易为受众识破。第二种视角的策略性更强，主要针对不支持或怀疑自己的受众。如例(5)中，《纽约时报》(2015年1月15日)题为“Strikes by Taxi Drivers Spread Across China”的新闻报道中利用模糊化的时间指示语(“recent days”)和地点指示语(“in a half-dozen cities across China”)对优步冲突中的出租车司机罢工这一新闻事实进行了新闻主题的转变。

(5)Taxi drivers in a half-dozen cities across China have gone on strike in recent days to protest what they say are soaring expenses,shrinking incomes and the competition presented by a spate of new ride-hailing apps.

例(5)中的时间指示语(“have gone on”)和地点指示语(“in a half-dozen cities”)都非常模糊，比如出租车司机是在所提及的所有区域、在同一段时间都有罢工行为吗？还是这些地区的出租车司机在这段时间内先后发生罢工行为？这些问题都需要读者根据后文才能识破其隐含主题。这些误解或分歧表面上都严重违反了新闻机构制度规约中的清晰性和准确性，但考虑到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所应该遵守的职业操守，我们可推断出这种模糊化的时间、地点指示语必然隐含了特定的言外之意。结合后文中的目的状语，我们发现作者选择了交代罢工行为的目的(“to protest what they say”)作为语境化的视野——“soaring expenses” “shrinking incomes” “the competition”。动词“soaring”和“shrinking”表明前两个原因在时间上是一直存在并持续存在下去的，而引起“competition”存在的导因“ride-hailing apps”只是最近才出现的(“new”)。由此可见，该记者在描述新闻事实的过程中巧妙借助了时间、地点等物理因素转移了读者的视线，完成了新一轮新闻主题框架化的重构——“中国出租车市场存在内部问题”。

(三)新闻语篇调控

语篇调控是指新闻语境下的话语参与者借助语篇衔接、互文性语境的语篇要素来构建、重新安排或修改语境[15]17-18。新闻语篇语境与前两种语境不同，一方面它与新闻交际活动同时产生[32]104，另一方面它又建立在前两类语境因素的基础之上，并与特定的发话人、受话人、新闻背景因素相呼应，可通过回指前述语篇、自指或向后续语言性语境投射等方式来构建。新闻交际场域中的发话人往往借助这些语篇标志，包括具有指示性功能的标记语和须通过背景知识来建立关联的指示语[33]39-40，来构建有效的新闻语境。这也得到了很多语言学者的证明[34-35]。这种语篇调控经常都是为了满足新闻机构场域中所追寻的“客观化” “举证化” “准确化”。例如《纽约时报》中的新闻片段：

(6)In an editorial published on Jan. 6,the officialPeople’sDailydescribed the current system as “deformed” and called for an end to the monopoly enjoyed by cab companies,many of which are owned by well-connected businessmen. “The drivers are in an absolutely weak position,” the editorial said. “It’s time to reform the taxi system. The matters of the market should be left for the market to decide. ”

例(6)出现在该则新闻报道末尾，具有总结功能。然而，该作者在结语中并没有选择直接表明“I”或者“New York Times”立场的语言表述方式，而是以互文方式转引了中国官方媒介“People’s Daily”的一则评论性话语来结束全文。转引的目的正是在于借助读者对“People’s Daily”官方权威的认识来构建《纽约时报》需要的框架化新闻语境，并引导读者得出“the current Chinese taxi system is deformed and need to be changed because Chinese businessmen work hard on drivers”的结论。这样不仅利于维护自己的正面面子、避免和中国读者发生冲突，也有效传达了发话人的交际意图，为成功说服广大读者提供了有力的举证。关于这一点，熊学亮[20]130也曾针对BBC和VOA的新闻广播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新闻客观报道通常由广播员直播，而评价则多通过现场记者或新闻人物(如政府发言人)兑现，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增强客观性又是为了减少牵连。由此不难看出，新闻语篇调控在新闻语境化重构中与其他两类(参与者调控和新闻背景调控)存在重合和相互印证之处。限于篇幅，我们将不再赘述。

五、结语

新闻语境化的交际过程存在话语互动性和说服性的双重特征。新闻主体借助新闻语境化，将既定的新闻事实建立在一定主题框架范围内，实施论辩性操控行为。通过对新闻语境中话语参与者、背景、语篇三因素的策略操控分析，我们认为新闻语境化不是各种客观事实的集合，而是基于作者—读者之间意义协商的话语交际互动。新闻交际场域中的交际者从消除双方潜在的意见分歧出发，利用论辩主题的策略操控对新闻事实进行重构，达到说服潜在受众的语境化效果。国内语言学界多年来习惯于把语境分析的注意力集中在认知结构或语篇结构上，忽视了新闻话语中的论辩结构。为此，我们主张把“论辩主题策略”纳入到新闻语境的分析框架中，以凸显新闻传播中的策略化信息选择方式和说服性功能。这种语用-论辩视角下的新闻语境观不仅拓宽了传统语用分析视角下的语境研究，还能为新闻话语分析学者开辟新的研究思路，以期引起广大语言学研究者对新闻论辩话语结构分析的兴趣。

注释：

①PDA视野下的语境由微观语境(micro-context)、中观语境(meso-context)、宏观语境(macro-context)和互文性语境(interdiscursivity-context)四个要素构成。微观语境主要指语言层面的语义、词法、句法等微观因素。中观语境建立在社会交往的情境之上，但它并不是客观不变的背景知识，而是话语主体依据一定的社会制度或机构性规约建立起来的框架化系统。宏观语境指语篇语境，即语篇内相邻或相关的文本。互文性语境指不同文本、语篇或体裁之间的话语衔接与照应。这里我们结合van Dijk[1]的观点，将上述新闻语境要素浓缩为三类：新闻话语参与者、新闻事实语境和新闻语篇语境。前两类和中观语境相吻合，新闻语篇语境则包括微观、宏观和互文性语境。这样的划分更符合新闻传播的特征。

②这是按照“语用-论辩理论”的论辩策略重构编排，括号内表示“隐含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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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agma-DialecticalAnalysisofMediaContextualization

YANGNa1,2,RANYongping1

(1.CenterforLinguistics&AppliedLinguistics,GuangdongUniversityofForeignStudies,Guangzhou510420,China;2.SchoolofForeignLanguages,ZhejiangGongsh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This article sets its departure from analyzing the convincing effects of media contextualization and gives a critical discussion over the issue of strategic maneuvering in context. By employing a Pragma-Dialectical approach,it is argued that media contextualization is based upon a contextual framework of topoi and a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writers and readers through distinguished argumentative moves. It is suggested that participants in the media context more often than not re-contextualize the news facts by controlling the topoi for the sake of achieving the convincing effects of news and resolving the potenti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writers and readers.

media contextualization;Pragma-Dialectical Analysis;strategic maneuvering;topoi;contextualized effects

H030

A

2095-2074(2017)01-0002-9

2016-10-26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5NDJC156YB)；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3YJC740130)；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16SCG231)；浙江工商大学青年人才基金项目(QZ15-7)

杨娜(1981-)，女，湖北沙市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博士后，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冉永平(1965-)，男，重庆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