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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就是意义

2017-10-31陈红

书城 2017年10期
关键词:弗兰克纳粹疗法

陈红

收到《寻求生命的意义》那天,正好是圣诞节外出度假归来。打开包裹时略感意外,这么大的题目却只是这么菲薄的一本,主要内容才一百三十四页。数日后的夜晚,翻开书,一口气读了一半,做了一夜不安宁的梦。

维克多·弗兰克出生于一九○五年,是维也纳大学培养出来的精神科医生。一九四二年,他与家人被纳粹逮捕。三年中,弗兰克辗转历经了包括奥斯威辛在内的四个集中营,直到一九四五年被美军解救,而他的父母兄弟和妻子都没能活下来。孑然一身的弗兰克回到维也纳后,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寻求生命的意义》于一九四六年出版,最终成为被阅读得最多的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文字。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畅销全世界,亚马逊销售排名第一百七十四。这本书也成为弗兰克创立的抑郁病人心理疗法—“意义疗法”(logotherapy)—的基石。该疗法也被尊为维也纳精神治疗法的“第三学派”—另外两派,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阿尔伯特的“理性情绪行为法”。

《寻求生命的意义》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简述了作者在集中营的经历,以及被营救的过程;第二部分,则介绍了意义疗法的基本原理和实践。真正震撼读者的自然是第一部分,虽然这些个人经历,是作为“意义疗法”的成功案例来阐述的,平铺直叙,既不煽情也避免触及过多的細节。跟其他集中营回忆录迥然不同之处在于,弗兰克几乎是把自己作为病人,从精神科专家的角度,去观察和总结沦为囚犯后,人们的一般心理和行为规律,比如,被投进集中营以后,人的心理变化有哪三个阶段?与有特殊地位的犯人,或纳粹守卫的互动,如何影响各个人群的心理健康?哪些因素和手段能够帮助人陷于绝境而不绝望坚持活下去?犯人自由以后,又会遭遇怎样的情感困扰?……在死亡边缘挣扎了三年,弗兰克最大的感悟是,拥有明确的人生意义或生活目标,是人能够活下去的根本动力。他在书中反复引用了尼采的这句话:“有人生追求的人,几乎可以忍受一切。”(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for can bear almost any how)他自己能够从惨绝人寰的集中营里活着出来,就是这种人生哲学的见证。

弗兰克后来创立的“意义疗法”正是基于这个信念或原理。意义疗法并不触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或“人生是否有意义”这样的终极问题,作者认为那是在“质问生活”。人应该被生活质问,也即你必须回答你自己的生活意义是什么。显然,答案会因人而异、因处境而异、因同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而异。医生的任务不是给出现成的人生意义,而是协助病人寻找他个人的答案。但同时,弗兰克也总结道,生命的意义无外乎源于三大方面的创造性活动:爱情/友情、生老病死或遭遇苦难。并强调说,生命的意义当不以自我为中心,而必须外向地寄予他人或它物。

前两个方面很容易理解,而第三个方面,正是第一部分的主题:即使在被剥夺了一切尊严和人格的地方,即使在濒临死亡之际,弗兰克依然找到了生命的意义,那就是不放弃最后的那一丁点内心的自由,以及选择的权利。进一步发挥,他甚至认为,有时候恰恰是苦难,促使人真正体验到了人生的意义。

我很赞同弗兰克的人生哲学,或曰治疗原则,并相信其会有一定的实际疗效。但“因人而异/因处境而异/因同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而异”的意义,更接近世俗的生活目标和内容—这几乎等于在说,生命本身就是意义。这样的“意义”哲学似乎缺少某种力量和气魄。本文的一开头提及圣诞节,是巧合;但也是因为弗兰克的个人经历,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宗教信仰和情怀。为本书英文版撰写前言的哈罗德·库什纳也在文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相信,这才是支撑弗兰克熬过集中营以及随后数年的孤身苦旅的精神支柱。关于弗兰克的宗教信仰,书里提供了不少细节。但我的疑问是,如果没有这么坚定的信仰,在集中营那种绝境之下,意义疗法效果会如何呢?这个问题当然不会有答案。泛泛而言,弗兰克承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不放弃自我、不放弃希望。但乐观如他又强调说:哪怕只有一个人能做到,就证明了人的潜力和可能性,你怎么知道你就不是那个人呢?

顺着这个思维,我想不依赖宗教信仰的力量的话,走出实际或心理的困境,最需要的更可能是理性和勇气。强大的内心力量、相当的自我认知会应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想死但也不怕死”“事情做了,结果如何就随它去”等等这样的逻辑。简言之,相当于建立一个简单的个人信仰。

弗兰克不煽情、就事论事般的叙述方式,对读者的冲击却出乎意料的巨大。我本来以为看过那么多部相关题材的电影,对集中营的细节至少在视觉上已经足够熟悉了。但读这本书时,却从未如此感同身受地体验到那种非人的折磨、极度的恐怖和绝望。但我也因此对作者的理念有另一个疑问。

弗兰克不认同“集体罪过”(collective guilt)的概念,他的视角是个人化的,相信何去何从是主观意志的选择—每个人都可以并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他甚至以Erwin Jekelius医生死前行善的故事为例,来证明自己的这个观点。Erwin Jekelius是实施纳粹优生学的主要负责人,谋杀过成百上千病人,是作者眼里最近似魔鬼的人。我对这些个人观察并没有疑问,但完全不同意作者的结论,如果人类社会只是个体的总和,纳粹也是由同样的两种人组成,那我们如何解释集中营的形成与毒气室的发明和使用呢?

跟着作者经历了集中营的恐怖,并为他最终逃出魔掌而宽慰。我也因此谨慎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就是极端的邪恶不可能持续长久。这大概可以从维持邪恶统治其实需要很高的代价来论证。在康纳德的《黑暗之心》里,殖民主义的罪恶令人发指,但它对施害者也并没有放过,致使其灵魂腐蚀,最终失去力量。二十世纪的纳粹主义事实上已销声匿迹,当今的恐怖主义恐怕也不会长久。当然,这种乐观,需要远视不幸落入深渊的每个具体的人,更需要的是《寻求生命的意义》。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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