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安

1978年我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其时钱先生六十不到。我时常会在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走廊里、师大的林荫道上、波光摇曳的丽娃河畔，看到钱先生比年轻人还潇洒挺拔的身影。有时穿着西装，风会掀起他米黄风衣下摆的一角。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大家求知若渴，每有新书出版争相购买阅读。钱先生的《〈雷雨〉人物谈》就在那时出版。我买了，一口气读了几遍，对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怎么能把周朴园、繁漪分析到如此让人叹为观止的精细深透，几乎每一句台词都逃不過他锐利的目光，都可以微言大义，而且入情入理。我知道，先生其实对安娜·卡列尼娜、对祥林嫂都有过这样入木三分鞭辟入里的分析。同学们也都知道钱先生在曹禺和《雷雨》研究中的无与伦比的造诣。上现代文学课大家都盼着钱先生来讲《雷雨》。终于盼来了。那是大课，在校园深处的地理教学楼的阶梯教室。偌大的教室里满满当当坐满了人，除了我们还有教师。钱先生侃侃而谈，不像在上课，几乎就像拉家常一样，趣味盎然，随意亲切又引人入胜。两节课，清风拂面，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好像也就刚开了个头就结束了。心里痒痒的，很不过瘾，最好这堂课越长越好。让我们一下子理解了举重若轻、信手拈来、妙趣天然的含义，着实领略了一番大家风范。1981年我在《上海文学》第6期专门写了一篇《谈〈雷雨〉人物谈》的短论，谈了自己的浅薄看法，甚至一度对曹禺剧作痴迷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