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爸爸和妈妈摄于1950年代初驻瑞士使馆期间。

这简直像一个荒诞电影脚本：

和我老爸一样，我叔叔出身富家，从小公子哥儿吃喝玩乐，学过拳脚（据说是京城有名的大刀王五的再传弟子）、背过外语词，却从未跨出过奶奶家的安乐窝，就那么晃晃悠悠地长大，直到1949年参加工作。

这个年轻人，理想谈不到，热情还不缺，1957年党号召提意见，头脑一热，就忘了自己先天不足的坏出身，谁知道在单位说了什么，总之最后被扣上一顶右派帽子，解送塘沽盐场劳动改造。

盐场那苦活儿，不是人干的。盐田里，赤脚趟着海水，头上太阳暴晒，得不停扒盐，等到海水被一点点蒸发，析出白花花的盐粒。一天，一月，一年，和海水一起被熬干的，还有叔叔的生命。

一转眼九年过去，1966年“文革”开始，叔叔兴奋地听到，当年打他右派的家伙，一个个都是走资派。原来如此哇！他一激动，上书党中央，申诉当年自己被打成右派是个错误。哇呵，阶级斗争新动向：右派想翻案！叔叔得到的回答很简单：加刑！

这一加，就加到了1980年，叔叔五十五年的生命，被装进了塘沽盐场的盐口袋。这期间，我爸爸是“老革命”，必须和右派亲戚划清界线，只有我爸的姐姐，我大姑，心疼这个幼稚的小弟弟，时不时带上省下的口粮去探望他，直到1980年叔叔终于回到了北京。

故事到此为止，只能算悲剧，还够不上荒诞。真正的荒诞剧情，得等到右派开始被平反，叔叔也回到原单位，要求平反和补发工资，可单位里的人一查：“右派名单上没有你，你不是右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