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旭

放眼人类有关发展的理论学说，由于经过实践检验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出现，开辟了新的境界。

同是在战后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政治上走向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有的仍为贫穷所困而有的奔向富裕？为什么有的深受发达经济体的干扰而衰退，有的却可以快速崛起并行稳致远？

探讨人类从贫困到富裕的方法和路径，是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最主要的使命。上世纪40年代以来，这个话题集中为广大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个目标在中国被生动地表述为“脱贫致富”以及“小康”等具体要求。

直到上世纪60年代，包括一些民族独立国家領导人在内，不少人仍认为存在无法彻底摆脱不发达状态的情况。也就是，对于 “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只能使富裕群体相对扩大，而可能无法改变贫穷人口占主体的历史状况。他们认为，极端贫困人口始终将在全体国民中占显著比例。

在这些悲观主义者看来，一个拥有较大人口的经济落后国家，不太可能在可见的历史时期内——比如100年内——解决一系列发展问题：生产率水平低下，人口增长率高，城乡发展不平衡，严重依赖农业生产和初级产品出口，市场发育迟缓，市场体系不健全，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受支配、依附和脆弱地位等等。

所有这些，最终反映为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下，如住房短缺、卫生保健水平差、受教育程度低、预期寿命和预期工作年限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