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陶渊明的田园诗有大量表达隐居生活的内容，《归园田居》组诗往往也被这样解读。但陶渊明既是一位隐士，也是一个“斗士”，《归园田居》其三就表达了作者平和无争的外表下的愤激的斗志，不宜因其为田园诗就放弃了对它的思想内涵的全面挖掘。

关键词：陶渊明 归园田居 田园诗 斗士 隐士

《归园田居》组诗是晋代文学家陶渊明的代表作品，组诗共五首，其中第三首原文如下：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1]13。

“种豆南山下”，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写实的语句，描写陶渊明乡居生活中的一个片段，表现其亲近自然，接近田园的质朴的生活方式。笔者此句并非写实，而是暗用了汉代杨恽的典故。杨恽歌辞如下：田彼南山，荒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2]14可以发现，杨恽的歌辞和陶渊明的这句诗有太多的相同信息。如果陶渊明仅仅是想写其归隐后亲近自然的田园生活，可以截取的生活画面实在太多了，未必一定要写种地的场景。就算写种地，其当时种植的作物也未必是豆，就算其确实是种的豆子，也未必那么巧在南山也有一块地。以上信息和杨恽的歌辞诸多相似，难道都要归结为巧合吗？似乎这样解释不太合理。

仔细品味杨恽的这首歌辞，表面上是说自己性情疏狂，放任怪诞，不屑与世俗人一样去追求功名富贵，但不难看出歌中蕴含着对朝廷混乱、社会黑暗的愤慨和无力改变现实的无奈。杨恽虽然说“人生行乐而，须富贵何时”，但他并不是不需要功名富贵，而是如果要追求富贵必须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参与到黑暗的朝政中去的话，那么二者权衡，他宁愿选择了不要功名富贵也要远离黑暗的官场。这一点和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是如此的吻合。因此，有理由相信，陶渊明开篇第一句是借杨恽对朝政混乱和社会黑暗的不满情绪表达自己也有相同的看法。与其说“种豆南山下”写实，不如说一种间接抒情，在表达自己对时局混乱的不满。

“草盛豆苗稀”表面上是说他不擅长农事，带着一种自我调侃意味。但也交代出一个重要的事实：陶渊明归隐田园后，并没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民以食为天，田里的收成不好，不难想象陶渊明退隐田下后生活的困境。《五柳先生传》写道：“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这是他实际生活的写照。那么既然家无余财，仓无余粮，为何作者还要坚定的辞官返乡呢？这就挑动起读者的好奇心。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宁愿自己种田也不愿为官呢？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这四句说明陶渊明的归田是真正的自己种田劳作，而不像那些坐享其成的地主，他们虽然不做官了，但是家里有土地田产靠收租也可以生活无忧。谭元春《古诗归》评道“高堂深居人，动欲拟陶，陶此境此语，非老于田亩不知[3]13”。陶渊明的这些诗，若非亲自参加过农事劳作，不可能写得出来。事实上，在过去封建王朝效法陶渊明归隐并写出大量的“仿陶诗”的人有很多，但实际上都是官僚地主阶层，和陶渊明身为一个“农民”自己耕田的身份是不同的。比如唐代的王维，他的“漠漠水田飞白璐，阴阴夏木啭黄鹂”只是他退朝后在他的辋川别墅休闲，观看农民劳动之景，并不像陶渊明一样身体力行参加农事劳作。王维既无身体劳乏之苦，更不用焦虑衣食不足。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像一个普通农民，整日劳作。大清早出门直到晚上月亮升起才扛着锄头回家，非常辛苦。山路陡峭难行，荒草上的露水打湿了他的衣服，备尝农家耕作之苦。

如果说上句的“草盛豆苗稀”只是激起了读者的好奇心，那么这四句诗进一步推动着读者的好奇心不断增加，不断积蓄这种好奇心，这是一个蓄势的过程。让读者们知道，原来陶渊明辞官并不是因为家境优越，不需要考虑生计问题，他辞官后日子过得其实很艰难；也不是因为辞官能够在家清闲，他辞官后在家要每天耕田劳作，比做官要劳累的多。那他到底为什么要辞官呢？把这种好奇心蓄积得越来越强烈，最后，陡然一转，“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干脆利落地揭示主旨。其实，作者想表达的不光是衣沾不足惜，而是包括了上面写到的所有的内容都不足惜，衣服被打湿不足惜，道路难走也不足惜，工作劳累也不足惜，物质贫乏也不足惜，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足惜，那到底什么才是值得珍惜的呢？最后一句，“但使愿无违”，如金石掷地有声，令人恍然大悟。表现出了一个誓不与黑暗官场同流合污的文人的气节和尊严，也表现出陶渊明隐藏在平和淡泊的文字外表下的火热的愤怒和嫉恶如仇的刚强性格。

鲁迅先生在《野草》的题辞里这样写道：“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4]。”陶渊明用淡淡的语气诉说着前面几句诗，就好比是地面上长满野草的原野，显得平和而安静：“我辞官在家种田，庄稼收成不好，日子很艰难，從早晨到深夜，整日的劳作也让我备尝艰辛、疲惫不堪。”但这种平静只是地表上的平静而已，“地火在底下运行”，最后陶渊明说：“但就算再艰难困苦，我宁愿作种田的农民过这样的苦日子也不愿意去做官。”这种表达方式就好比是熔岩喷出，爆发是如此的突然，令人看到了陶渊明的铮铮铁骨和桀骜不驯的一面。鲁迅先生曾评价陶渊明：“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5]。”陶渊明的这首《归园田居》其三，最后一句和前面几句共同构成的独特表达方式便是其“金刚怒目式”的表露。

如果不看最后一句，将本诗的内涵定义为对田园生活和自然风光的热爱是没多大问题的。但是有了最后一句，我们反观前面的诗句，将其解释为“田园生活中一切都是美好的。……繁重的农业劳动在他笔下完全诗化了……心间装满充实与欢喜”[6]13恐怕就不合适了。梁启超先生评价陶渊明，“第一，须知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第二，须知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极多情的人”，“第三，须知他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7]。有关学者对本诗阐释时往往忽略了陶渊明的这种“热烈、豪气”的情感内涵，而将本诗完全解释为平淡自然的文风的体现，反应的是平和宁静的隐士生活，似乎有待商榷。endprint

其实关于陶渊明的诗歌所表现出的思想内涵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陶渊明是一个隐士，其作品也主要表现内心平和，超然旷达等类似的思想内容。二是认为陶渊明是一个斗士，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抨击刘宋政权的战斗性，“让蕴藏在心灵深处的感情的烈火象火山爆发一样进裂而出。[8]”前者以昭明太子等人为代表，姑且称为“隐逸派”；后者自宋代曾纮首倡《读山海经》精卫一诗中“形夭无千岁”应为“刑天舞干戚”以来，拥护者甚多，清人陶澍、邱嘉穗等皆力主“战斗说”，部分当代学者继承此说，可谓之“战斗派”，如游国恩等编的《中国文学史》即此说之延伸。

自鲁迅先生撕破陶渊明“静穆”的外表，揭示其“金刚怒目”的一面后，学术界也逐渐全面审视陶诗，不再单独以隐士或斗士来标记陶渊明，这固然可喜。但对陶的田园诗和咏史诗还是容易类型化，标签化。隐逸派多就田园诗来解读其隐士生活，战斗派多针对《读山海经》、《咏二疏》、《詠三良》、《咏荆轲》等作品探讨其“微言大义”，强调“政治斗争”，从而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标签化的划分：即，田园诗便是表现陶渊明隐逸的一面，咏史诗等是表现其战斗的一面。实际这是一种新的僵硬化解读。

笔者以为：陶渊明是隐士吗？是！不光其饮酒诗、农事诗、田园诗中可以看出这点，即便是广为“战斗派”学者津津乐道的《读山海经》组诗也不全是“战斗”，除了写精卫、夸父等几首诗有“战斗力”外，写西王母和追求长寿的几首诗也可见其隐逸思想。陶渊明是斗士吗？是！但也不局限于《读山海经》、《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等作品，在部分田园诗中也蕴含了战斗性，比如本文分析的这首《归园田居》其三，平和的外表下蕴含着愤激而火热的情感，就具有十足的战斗力。

参考文献

[1][2][3][6]周建忠：《大学语文》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鲁迅：《野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鲁迅：《题未定草》（六），《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梁启超：《陶渊明》，商务印书馆，1923

[8]钟优民：《陶渊明论稿》第11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介绍：王德龙，江苏省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运河分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大学语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