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英子　覃正

摘要：以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分别从微观创业、中观集体认同、宏观制度三个维度研究了制度与集体认同在非正式经济中对创业机会识别和利用所产生的影响，并以莆田系为案例探讨了中国民办医疗行业的制度创业特征，解析莆田系从追求正当性到合法性的发展过程。从案例研究及理论创新表明：通过集体认同理论揭示了在缺乏正式制度供给的条件下，非正式经济创业者如何创造并接近要素和产品市场的过程和原因。

关键词：正当性；合法性；制度创业；集体认同

中图分类号：F2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7）05012706

一、引言

2016年5月，大学生魏则西医疗死亡事故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在外界的口诛笔伐中，莆田系是否诚如魏则西所言，从一开始就背负着“人性之恶”？混迹江湖的莆田人是如何一步步完成制度化的蜕变，在扩张过程中莆田系如何实现从非正式经济到正式经济的过渡？本研究分别从微观创业、中观集体认同、宏观制度三个维度来研究制度与集体认同在非正式经济中对创业机会识别和利用所产生的影响，然后分析创业者从非正式经济向正式经济转变的机理，最后以莆田系为案例来探讨中国民办医疗行业的制度创业特征，深入解析非正式经济中莆田系的正当性到合法性的演变过程，并阐释每个阶段创业机会的制度化动因和结果。

二、文献回顾

（一）非正式经济的形成与制度创业

回顾制度的起源， Scott指出，被一些较大社会群体所认同的价值、规范和信念的基础可能成为制定特定法律和规制制度的依据[1]。然而，Weber认为，社会群体间的异质性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从规范、价值、信念到相应的法律、规制制度之间的天然差异[2]。因此，合法性与正当性很难具有普适性。在不同群体的制度环境中存在正当性（Legitimacy）和合法性（Legality）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成为了直接推动非正式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原因。Castells&Portes认为，非正式经济是由行动者识别和开发的一种不合法但却具有正当性的市场机会[3]。对于制度尚未完善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大量的经济活动发生在非正式制度的边界以内，如盗版软件、山寨产品、农村的个体户等等，这些行业往往源自非正式的制度环境，许多草根创业者试图通过非正式经济挖掘最初的市场机会。

1988年，普林斯顿大学的Paul DiMaggio教授注意到个体对外界制度环境所具有的能动性，进而引入了制度创业概念[4]，由此将重结构而轻能动性的制度研究和重能动性而轻结构的创业研究两方面统一起来。此后，学界针对制度创业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5]，制度创业被理解为现有制度环境中的行动者为获取资源，与制度环境进行互动并主动改变、创造的行为过程，制度创业一词也成为了制度变革的代名词。

（二）创业的正当性悖论与集体认同

近期的研究注意到基于集体行动的制度创业的新特征[6，7]。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资源环境的约束，新的组织往往更需要从制度环境中获得集体认可与支持，然而创业活动内在的超前性、创新性和风险性往往会造成资源的提供者对创业活动的不信任，“肮脏的第一桶金”和“企业家原罪”等固有的负面观念进一步强化了初创企业与外界制度环境之间的张力。这一矛盾构成了新生组织正当性构建的悖论，同时从侧面凸显了企业与制度环境关系间的重要性。

在社会学制度学派而言，创业的本质是创建新的组织，公司作为治理机构的存在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集体认同，从集体认同理论[8]来看，创业者可通过集体合作来识别、利用、开发非正式经济存在的诸多创业机会，集体认同理论的意旨在于解释在缺乏正式制度供给的条件下，非正式经济的创业者如何创造并接近要素和产品市场的过程和原因。

三、理论框架

（一）正当性与合法性

Suchman指出，正当性是指在由规范、价值观、信念和定义建构的社会体系内，一个实体的行为被认为是可取的、恰当的或合适的一般性感知或假设[9]，正当性是普遍性的评价，而非对具体事务的评价。Clemens&Cook指出，随着群体认同基础中的法律、规制、规范、价值观和信念等因素的社会化扩散程度加深，制度在行动、定义机会和促进互动模式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露出来[10]。Jepperson同样认为，制度赋予创业机会的正当性很可能强化制度的负面作用[11]。本研究假定以正式制度作为维度来确定合法与否，以确立法律的正式性与规制性；以非正式制度作为另一维度来确定正当与否，以此确立规范、价值观、信念的社会认可度。基于此，本研究以正当性与合法性来划分正式经济与非正式经济，正当性与合法性成为了创业机会的手段和结果的标准。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7年第5期

2017年第5期（总第209期）倪英子，覃正：基于非正式经济的莆田系制度创业研究

（二）正式经济、非法经济与非正式经济

根据创业的手段和结果正当与否、合法與否的组合可分为三种经济活动，即正式经济、非法经济和非正式经济。正式经济意味着创业的手段和结果都处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界限以内，而在非法经济中，创业的手段和结果既无合法性也无正当性，非正式经济则混合了正当性和非合法性，因为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开发发生在正式制度以外、非正式制度以内，非正式经济的创业手段和创业结果都可以不具备合法性但具有正当性。这三种创业活动按照制度的分类如图1所示：

（三）集体认同下的创业伦理

Nahapit和Jasper认为，认同感是基于个体相似特征的认知、道德观和对群体的情感依赖[12]。首先，基于地域和宗族文化的集体创业具备明显的排他性，集体创业网络中具有极强的规范性，加强了创业者集体行动的效率；第二，在基于地域和宗族文化的集体创业过程中，虽然创业者彼此间的血缘、亲情等伦理关系是明确而固定的，创业者彼此之间的责任、权利和利益分配关系是模糊而不确定的；第三，基于地域和宗族文化的集体创业在成员网络内部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和刺激效应，家族荣耀心理促使后发创业者争先恐后学习先发者的创业经验和发展路径。endprint

（四）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创业者伦理困境

创业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活动，机会导向是创业的核心，创业者通过创造性地整合资源来满足市场需求并创造价值的可能性。对于资源依赖性程度高的初创企业而言，面对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时刻存在的竞争压力，以及不断变幻的市场风险，一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出现了缺口，创业者就难以避免地陷入了追求经济利益与遵循伦理规范之间的两难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自身的伦理特质、个性思想势必在整个创业过程中发挥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在创业机会的选择、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创业者伦理的介入会直接影响到创业的结果和发展方向。

从社会的认可而言，正式制度比非正式制度更严格，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制度机构会逐渐认可新的技术和服务，正式制度的边界会随着产业的发展演化开始向外扩展，如“互联网+”等行业发展亟需新的制度供给，原本的非正式制度很有可能成为了正式制度制定的基础；其次，在一些由突发事件引发的社会议题中，相关的利益群体施加的制度压力会进一步催化已经存在的制度变革动力，迫使制度机构主动调整正式制度的边界，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知，在非正式制度的边界下，创业者很难越过非正式制度的边界完成从非法经济向非正式经济的跨越，原因在于非法经济中的创业活动既不具备正当性更无合法性；而在非正式经济中，尽管新生组织可通过集体认同来构建自身的正当性，但是这一正当性随着集体创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不得不面临来自正式经济的竞争，同时由于正式制度对创业者伦理困境形成的约束作用也会愈加明显，创业者必须想方设法跨越非正式制度的界限，完成从非正式经济向正式经济的转变，最后通过实现组织的合法性来谋求更大市场。

四、研究方法

（一）案例选取与描述

为探索新兴的创业理论，本文将采用理论驱动的探索型案例研究，同时为展示制度环境对企业正当性和合法性影响的演进过程，本研究的案例标准满足以下要求：一是本研究的创业团队主要以同一地方的成员为主，具备形成非正式经济的条件，体现出集体行动对于非正式经济中创业活动的影响；二是本研究选取的莆田系在中国的发展时期较长，是本行业的领先者，有一定的代表性；三是本研究选取的莆田系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其行业正当性和社会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能够体现出制度压力与制度创业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四是本研究选取的行业属于医疗行业，该行业属于市场化改革的对象。

（二）资料获取方法和分析手段

本研究将采取多种方法收集案例资料。为保证收集资料的效度，本文采用三角互证法，本研究根据莆田系发展所历经的重大事件，通过描述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采取事件结构分析法来研究莆田系在不同阶段的制度创业实践原因和结果，并在最后给出研究的假设和结论。

（三）案例分析过程

1創业初期。

20世纪80年代，莆田人陈德良凭借着一个治疗皮肤病的偏方游医四海，在80年代初期就已月入上万，从现实情况来看，80年代初农村合作医疗大规模解体，以赤脚医生为代表的农村医务人员锐减，且当时许多地区的医院尚未成立皮肤病治疗的科室，而在福建沿海等地皮肤病频发，具备巨大的市场机遇。1980年，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出台，该文件为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医疗服务机构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1981年，卫生部发布《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报告》规定由县卫生局负责对赤脚医生的管理。

在这样一种制度背景下，当时行走四方的游医陈德良具备了类似于赤脚医生的一种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来源不仅是对正式制度空缺的弥补，还有农村医疗市场环境的巨大需求，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命题：即当创业者对于非正式制度的正当性感知超过正式制度时，创业者就会对非正式经济中的创业机会充满警觉性，即便不符合正式制度的要求，但制度间的缺口允许具备正当性创业机会的存在，同时也加大了创业者识别这一机会的可能性。

2规模扩张。

20世纪90年代，由于很多人对性病难以启齿，于是莆田人通过“老中医、包治淋病”等贴小广告的方式进行宣扬，早期是租赁医院房子和设备，聘请相关科室医生进行包装，继而针对一些正规医院无法得到治疗的疑难杂症大打广告。后期是对一些营运情况较差和投入不足的一级医院实施托管，莆田系通过购买先进设备，包装医疗费用较高的科室来获利。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指出“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办成经济实体或实行企业化管理，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1994年2月国务院发布《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该条例对于医院来说，意味着可以通过诱导需求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莆田系非正式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从租赁、托管最后到承包医院的弱势科室，莆田系利用制度的漏洞开始了急剧扩张。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二个命题：创业机会从识别到利用开发的过程中，正式制度的执行不力客观上促进了非正式经济中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开发之间的转化。

3制度规避。

2000年，卫生部出台《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该文件明确禁止医院与其他组织合作设立无独立法人资格的盈利科室。之后，莆田游医转而将触角伸向了解放军总后勤部管理的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一些资本雄厚的莆田系开始自建高端医疗机构。2010年，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很快，随着莆田系资本化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内部的责任、权利和利益的分配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家族利益的需要逐渐发生了变化。

从制度背景来看，莆田系早期承包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的科室，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规避正式制度的管制，然而随着原始资本的持续积累，使得组织获得了足够多的资源回应外界的制度压力，同时整个民营医疗产业的发展推动了非正式经济的边界向外延伸，从而使莆田系在制度环境内获得更多的集体认同。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三个命题：创业者在起步阶段很难获得所需的生产要素，早期单个的创业者需要以制度规避来获得所需的资源，然而后期的集体创业会逐渐促进非正式经济活动的演化，通过持续扩展非正式制度的边界，使非正式经济中创业机会开发成功的可能性随之增加。endprint

4制度创业分化。

2009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举措》等多个有实质推动意义的文件，放宽社会资本办医准入。一些资本雄厚的家族企业由非正式经济过渡到正式经济实现了企业的社会合法性塑造。然而，对于莆田系中的其他中小企业而言，非正式经济活动特征依然明显，莆田系的集体创业结果不仅加剧了创业网络内部的竞争性，同时使得集体创业网络朝着不同方向进一步分化。

在魏则西事件中，尽管承包部队医院科室并非直接违规，但是采用的虚假医疗广告宣传和国外快放弃的“斯坦福生物免疫疗法”来收取患者高额费用的手段可看出其对外部制度压力的消极回应。从制度背景而言，虽然在2016年3月中央军委已下发《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但是，这并不能有效解决非正式经济内集体行动的分化问题，根源在于民办医疗产业这一新兴场域中的制度化是异质性的，原本基于集体认同的非正式制度规范已被打破，四大家族在追求社会合法性的过程中推动了莆田系内部创业手段和创业结果的分化。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在非正式经济中若创业手段具备正当性，创业者将积极寻求突破正式制度的界限来实现其创业手段的合法性，然而若是创业的输出具备正当性，创业者突破正式制度界限的意愿将相对消极，因为提供新产品和服务将使组织面临较高的成本和风险，创业者很可能选择规避正式制度和法律的规制，甚至转向非法经济以谋求更高的收益，因此，具备创业手段正当性的组织完成非正式经济向正式经济转换的成功可能性更高。

5莆田系制度创业的动因、主体、过程及效果。

从上述四个阶段的分析中可看出，莆田系的发展是非正式经济到正式经济的转换过程。创业者的利益诉求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对莆田系的制度创业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如表1所示。

五、研究结果与启示

（一）研究结果

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开发是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必须解决的两大问题[13-15]。如果创业活动属于正式经济范畴，这时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开发乃是源于知识的重新组合，良好的制度供给可赋予组织“天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然而，随着集体性创业活动在场域内的多元化扩散，更多的创业活动源自非正式经济，这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缺口随之显现，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开发更依赖于集体认同。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缺口是产生非正式经济的动因，制度机构的执行不力则在客观上刺激了创业者的机会开发，推动了非正式经济的发展演化。而对微观创业者而言，早期行动者制度创业的目的是通过集体认同来获得正当性，到了中后期，行动者制度创业的目的则转为主动参与制度化实践，通过主动回应外界制度压力来获取社会合法性，非正式制度的边界也随之向正式制度扩展，在这一过程中，源于集体认同的非正式制度均衡被打破，基于正式经济的合法性与基于非正式经济的正当性矛盾激化，制度变革动力由此而形成。具体如图3所示：

（二）管理启示

医疗行业既有公益属性，又有经营属性，对于套利型企业家而言，创业机会稍纵即逝。在本研究中，首先，莆田系草根创业者为获得发展资源，不断扩张产业资本，一步步模糊且扩大非正式经济的边界，一方面虽然提高了创业者集体行动的效率，另一方面也绑架了企业家个人伦理，将企业社会责任、医疗公共性置若罔闻，最终导致企业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嬗变；其次，由于医疗部门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医疗资源的发展不均衡，中国的医疗市场存在巨大的套利空间，急需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规范医疗市场秩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边界随着社会文化、技术创新、政治和法律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创业者习惯于通過对非正式经济中创业机会的开发利用来预测非正式制度边界的演化趋势，以此来获得在正式经济中的先发优势，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缺口意味着需要对相关政策进行改革。

（三）未来研究方向

考虑到创新与创业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如何以新的制度供给来促进创业的扩散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多元性和制度创业问题，全面探讨转型期的制度多元性对不同行业制度创业的多重影响，同时系统地探究制度创业的动机、条件、行为过程三者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行为模式，进一步展现出制度创业的整体过程及背后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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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铁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