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上，社会距离暴露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隐藏的心理距离，内群体与外群体转化的过程中，伴随着隐性民族刻板印象的进一步深化，反刻板印象的事物又进一步引发认知上的归因模型与行为上针对反刻板而产生的抵制功能模型的运作。在单一化的文化背景下，文化身份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更在于人物的姓名之中，在被污名化之后，民族刻板印象最终挫败了艾米与杨柯之间的爱情，即他们赖以成为共同体的“想象力”。

关键词：《艾米福斯特》 异乡人 社会距离 民族刻板印象 反刻板印象

一.引文

出身于波兰的英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对他新的文化身份采取积极认同，“如果不是用英语进行创作，我就根本不会进行创作”。在康拉德眼中，语言与姓名作为文化身份的一种标志，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之中，难以磨灭，它回答了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给与我们文化认同的归属感。同时，这种文化差异也产生了民族刻板印象，让我们决定彼此社会距离的远近。文本中，在被心理防御机制的排斥及污名化产生的社会拒斥之下，杨柯被彻底的排除在人们的记忆之外，正如略带讽刺的文章标题寓意《艾米·福斯特》，艾米在接下来的一生中，“在每个人的眼里，她是艾米·福斯特”，而不是艾米·古拉尔。

“有的悲剧不那么难听，那么强烈，起因在于人们不可调和的差異，在于害怕悬在我们所有人头上的那个不可理解的东西——悬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142）

在肯定文化身份作用的同时，文中见识广博的肯尼迪医生反复强调“命中注定”，将一切悲剧的缘由定为“希腊悲剧”式的命定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力”将民族凝聚在一起，也促成了对异乡人的排斥，随即形成了民族刻板印象。

二.“想象力”与民族刻板印象

命运被认为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在文本中使人们产生“不调和的差异”的是人固有的文化身份。作为异乡人，身为新文化环境中的他者，社会人际交往中的局外人，杨柯在认知与行为上都体现出他的文化身份焦虑。而“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的那个不可理解的东西”正是我们的民族刻板印象。

社会距离可以作为心理距离的一种尺度，是民族刻板印象的一种衡量，而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个“突变”出现于艾米与杨柯的婚后阶段。艾米与杨柯因婚姻而形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此时的艾米不再是徘徊在内群体边缘的小人物，她的文化身份转变成了异乡人的妻子，与异乡人同样成为了当地人们眼中的外群体。这样也拉远了他们与内群体的社会距离。他的文化身份不会因为他的友善与工作得到外群体的认同，他只能盼望着他们的孩子快快长大，教他同样的民族语言，信仰与习俗，用他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方法（文中曾两次提到），将他这一民族与文化身份传承下去。

“我想我大概是上了年纪的伤感主义者，忘了人们对生活有出于本能的爱，要攻克这种爱，需要一种不寻常的绝望使出所有的力量”。（160）

这种本能的爱就是“想象力”，也是艾米同情心的来源。艾米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摇摆不定也导致了她在内群体与外群体左右之间徘徊。“没有一定的想象就不会有一颗善良的心，这就更有道理。他有点想象。了解别人的痛苦，怜悯的感动，必须要想象”。而艾米之所以会爱上杨柯，或许也正如肯尼迪医生所言：“因为你能形成一个美的观念，需要想象力，在不寻常的东西里发现你的理想，更需要想象力”。艾米在杨柯身上看到了她的理想，一种“高尚品质”。但是在内群体的人们眼中，这种高尚的品质与他虔诚的信仰一样没有价值。“他是与众不同；心地纯良，心眼儿好，单笔人不需要这一些，这个遇难的人像是被移植到另一个星球上，同他的过去相隔着无边无际的空间，他的未来又无从卜测。”（162）即使杨柯已经学会了英语，但“他说起话来又快又热切，肯定使大家惊讶。他们称他为‘一个激动的魔鬼”。民族刻板印象的存在使得人们无法从真正意义上接受这个异乡人。

随着绝望对生活的消磨，艾米与杨柯重新认识了文化身份以及潜藏在每一个人心中固有的民族刻板印象，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迅速瓦解。艾米“渐渐产生对于那个她不了解的人的恐惧感，莫名地恐惧感”。此时从心理上，艾米已经回归于内群体，并且要求与作为外群体的杨柯保持较远的社会距离来缓解已经被污名化的杨柯所引起恐惧与焦虑。她只剩下“母亲的本能和那封无法解释的恐惧”。

杨柯死后，随着外群体的消失，内群体重新整合，并从记忆上彻底抹灭这种反民族刻板印象所引起的不安。那就是连同包含着杨柯·古拉尔，这个满含民族语言文化标识的“山里人”彻底消失。这也是为什么艾米像是回到了以前的生活，“在每个人的眼里她是艾米·福斯特，孩子是‘艾米·福斯特的男孩”。按照英国文化习俗，婚后女方因和男方姓，但是她却不是艾米·古拉尔，孩子也不是艾米·古拉尔与杨柯·古拉尔（Yanko·Gallroll）的孩子。男孩的名字是约尼（Johnny），小约翰的意思。杨柯（Yanko）也曾解释自己的名字是小约翰的意思，古拉尔是他们的方言中的“山里人”。但是这是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解释，即使男孩约尼继承了杨柯名字的意思，却在文化意义上差异甚大。姓名在此象征着一种民族与文化身份。“这个逃亡者划的歪歪扭扭的十字，对于他来说无疑是整个婚礼中最严肃的部分，是唯一遗留下来是他的名字永存的东西”。也只有教堂的婚姻登记簿上对他的文化身份有所接纳，这无疑是最大的讽刺。

“我边想便走了开去；我不知道他的与众不同，他的奇特之处，曾经不可抗拒地吸引过那个呆板的人，后来是不是引起了他的反感。我不知道……”

前一个“与众不同”是他不同于常人的“想象力”与“高尚品质”，这正是杨柯鲜活的文化身份特征的一部分，但也正是他固有的文化特征让他激起了人们的反民族刻板印象的心理防御机制，最后并没有引起内群体对外群体固有态度及刻板印象的变化。

也正是文化身份的根深蒂固，使得艾米最后回归了内群体，抛弃了外群体中这个“异乡人”妻子的身份。endprint

民族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社会距离也使得杨柯对误判了艾米的文化身份。在她第一次给他白面包的时候，由于白面包在杨柯的家乡是贵族的食物而将贫穷的艾米错认成了“贵妇人”，从他以自身的文化作为判断标准，艾米的怜悯心使她在他心中成了“周身发出光环的天使”。他认为艾米有“一刻金子的心”。“她这张脸是他唯一能够理解的脸，比不得其他所有的人的脸，神秘莫测，闷声不响，象死人似的，含有活人无法理解的东西”。杨柯在于内群体划清界限，格格不入的同时，他将艾米当做唯一的同类。可是在“我”的眼中，艾米红通通的两颊红得不正常，“象是他扁平的两颊被人狠狠的打了一巴掌”，“矮胖的个儿”，头发也是“稀疏”的“昏黄色”。连肯尼迪也评论道：“我不知道他注没注意到他的长相平常。也许他生活在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类人中间，他没有判断能力；也许他为她富于同情心的高尚品质做俘虏”。很显然，他们之间的民族文化鸿沟构成了他的错误判断。

三.小结

在外群体与内群体变化的过程中，艾米·福斯特的左右摇摆中，在杨柯·古拉尔对自己文化的坚守中，都可以看出文化身份的根深蒂固，直到“猎人的矛刺进了他的灵魂里”使他同他的文化身份一起彻底消失，连同他的语言与姓名。一个人可以具有多重身份，但在某些情况下，某种身份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无论艾米与杨柯的选择，社会上“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的对于异乡人的恐惧，面对民族刻板印象的无力，伴随着社会距离的变化，我们因为心理防御而产生了恐惧，憎恨与厌恶，不断地给于他们污名：“面目可怕的人”，“疯子”，“玩偶盒”等等，似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取一种安全感，一种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维持。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在单一的文化背景下最为常见，受文化多元化影响下的人们可以缓解民族刻板印象，如刚从国外回来的“我”，旅游过多地的外科大夫肯尼迪与多面手喜欢“洋”东西的老史威弗，他们对于杨柯的态度与当地只具有单一文化的人不同，显得更为缓和。福斯特说：“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了结”。杨柯“被神秘的大海驱逐出来，死于孤寂绝望的特大灾难之中”，人们的民族文化身份与生俱来，在民族刻板印象的影响下将异乡人孤立至绝望的贴切阐述。当地的单一的文化不利于克服刻板印象威胁，即使是夫妻间的爱是他们产生了共创新的共同体的“想象力”，也终究会被民族刻板印想带来的“不同寻常的绝望”挫败。

参考文献

[1]赵启超.康拉德短篇小说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增订本）[M]，吴叡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吕伟民.认同与接纳：康拉德及《艾米·福斯特》[J].河南：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會科学版），2003.7.

[4]高继海.康拉德人格与作品的二重性[J].河南：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

[5]杨廙，胡金生.内隐种族偏见的干预策略[J].北京：心理科学进展.2013.No.11.

（作者介绍：周曦，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