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科

“蜀锦”，指产于蜀地的锦类总称，是以染色和素色丝线，按照经、纬重组织结构，形成的提花丝织物。具有质地光滑柔软、色彩绮丽鲜艳、工艺精巧细腻、纹样生动灵活、文化内涵丰富、历史传承久远等特点。蜀锦，在古代主要用于衣着服饰和贵重物品装饰材料，在货币交换不发达的时期，一度充当过交换货币，直至近现代发展为展示工艺品。汉代曾用蜀锦缝制过袖章，魏晋南北朝用蜀锦织造过袜子，唐代用蜀锦制作琴袋、鞋面等，宋代用于过文人书画装裱，而近现代，曾批量生产过被面、衣料、旅游纪念品、装饰品等。

“蜀锦纹样”，是指蜀锦上的花纹图案。蜀锦纹样的题材来源十分丰富，常见的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吉祥铭文、山水人物、花鸟禽兽等。纹样图型种类也十分多样，如：“几何纹”、“云雷纹”、“回形纹”、“文字纹”、“对禽对兽纹”、“山水云气纹”、“折枝花鸟纹”、“团窠纹”、“八答晕纹”、“落花流水纹”、“月华纹”、“雨丝纹”、“方方纹”等。由于蜀锦织造的实质，是使染色和素色的丝线形成经、纬重组织结构，这就决定了丝线会因组织方式的不同，形成不一的色彩显隐和高低起伏，这一独特的纹样组织表达方式，构成了蜀锦独特的艺术表现。蜀锦纹样的出现，源于人们原始萌发的审美需求；出于早期的狩猎需要产生的纹身方式，在纺织方式出现后，影响了人们将纹身的图腾性质在织造物上实现了转移；最终，在蜀锦的丝绸材料及织造工艺物质基础条件具备后，实现了蜀锦纹样织造在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从生产角度上讲，一般影响织锦纹样的因素有：丝的练染、图案纹样的设计、织造工艺及织造机具等。

蜀锦的传统纹样按照图示内容，基本可以分为：几何纹、动物纹、植物纹、人形纹、文字纹、器物纹6个基本类别。按照时间顺序，商周时期出现了：几何纹，包括：云雷纹、矩形纹、回形纹等，动物纹，包括：龙、凤、麒麟、马、鹿等，人形的舞人纹；秦汉时期出现了：几何纹，包括：散点几何纹、波纹、菱形纹、穗状云纹、山状云纹、带状云纹，动物纹，包括：虎、豹、熊、羊、辟邪、獬豸、仙鹿、鸾、鹤、鸿鹄、鸳鸯等，人形纹：包括：羽人、西王母和东王公、骑士等，文字纹，包括：祈祷延年益寿、子孙昌盛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韩仁绣文广有子孙无极”，意指祝颂或意指代事的“长乐光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少量植物茱萸纹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动物纹，包括：飞龙、奔虎、卧牛、卧狮、大象、鸭、牛、骆驼、羊、孔雀等，植物纹，包括：缠枝连理纹、树叶纹、葡萄纹、忍冬纹、简单花卉卷草纹等，几何纹的联珠纹，人形纹的胡王纹、饮酒人、佛像天神纹，云气纹的涡云纹，器物纹，包括：华盖、鞍鞯、莲座等。

不同时代的蜀锦纹样，富含不同的审美特征。

商周时期的蜀锦纹样，带有强烈的抽象意识和权利严肃观。具体体现在，一是，对物态的原始共性结构，进行了抽象化处理，多以直线和折现组成的对称规矩的图案，勾勒出简单古朴的抽象几何纹。二是，原初于各氏族图腾的纹样经过了抽象、复合，到商周时期产生了带有图腾精神共性的龙凤、饕餮、夔纹等纹样，附着其上的还有着宗教和权利的象征意蕴。三是，基于上述两点，为了体现物态抽象和权利严肃的要求，纹样进一步向闭合性的“几何纹”发展，出现了“云雷纹”、“回形纹”、“矩形纹”、“简单龙凤纹”等纹样。

春秋战国时期，蜀锦织造工艺初成体系，纹样除了延续前代纹样的抽象和权利审美观念外，蜀中地区出现了服务于“彩条起彩，经线显花”织造思想和技艺核心的丁桥织机，比起原始的腰机，丁桥织机具备了较为完善的送经、卷取、开口、提花、投纬功能，纹样创制更加灵活多变，抽象几何纹样逐步向生动灵活的舞人、瑞兽、动物等形态发展，纹样种类得到了丰富。

秦汉时期，成都地区发展为蜀锦的主要产地。这一时期纹样创制以大气恢宏、寓意吉祥、气韵畅达为核心特点，出现了符合帝王寻仙、舒展恣意的“云气纹”，带有吉祥寓意的“文字纹”，动物纹样形象丰富形象，较为独特的还有“兽头纹”，植物纹样也出现了“茱萸纹”。可以说，秦汉时期的蜀锦纹样创制，积极寻求摆脱宗教和权利观念束缚的表现形式，在纹样形态创制上潮流上，出现了从对自然的审美对象进行模仿，向社会生活中的审美对象进行模仿。乃至有西汉杨雄《蜀都赋》有：“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的盛况。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基本延续了秦汉代时期纹样特征，但在彩条运用上作了部分创新。织锦纹样的动物图案多呈现出卧和立的静态凝固形态，并与几何方格纹内的彩条经纹相映衬，出现了新颖的卧牛、大象、飞虎嵌入方格的形象；同时，国内织锦还受到萨珊波斯、粟特、印度风格的影响，出现了带有异域风情的横向联珠、对人对兽等纹样；此外，带波状主轴的植物纹样以缠枝连理、对称的形态少量的出现。

唐代时期随着“经向织锦”向“纬向织锦”转变，纹样创制主要有三大特征：一是，进一步丰富和延展了传统纹样的形态和内容，如在动物纹样中，出现了对雉、鸳鸯、白头翁等形象，在植物纹样中出现了莲子莲花、格子花、龟甲花等形象，植物纹样还多以缠枝连理形态展现，形态益趋自由多变。二是，在纹样创新上，出现了写生的“折纸花鸟纹”，富有想象意味的“宝相花纹”，以及多种组合排布奇特的“陵阳公样”。三是，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包，带有萨珊波斯王朝和粟特流行风格的珠圈纹和球路纹、联珠对禽对兽纹占外销纹样的比重十分巨大。这一时期的纹样多数呈现图案饱满、自由生动、色彩富丽的特点，一举突破了汉代后魏晋南北朝以来形成的凝固、呆滞之感。

至于唐代以后，宋代蜀锦继承了唐代写生花鸟纹样的艺术思想和手法，在几何骨架上缀以花卉纹样，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工艺系统，具有代表性的“八答晕”、“灯笼锦”、“落花流水锦”均是这一思想和技艺的延续。元明清时期，由于经济中心的南移以及战争影响等多重因素，蜀锦逐步迈向衰落，虽然出现了如晚清三绝的“月华锦”、“雨丝锦”和“方方锦”的纹样创新，却难以与南京、苏州等地织锦发展相比。

近现代时期，蜀锦发展受到了纺织机械化、战争动荡和资本市场经济冲击的三重影响，四川织锦业严重衰退。虽然在建国后，由政府组织实施了多次抢救性和保护性扶持，如设厂改制、采用铁织机和电动织机、生产市场接受的用品等手段，蜀锦织造却陷入困境，这一时期的纹样生产偏向于生活化纹样创制，简单流畅、符合大众审美需求，先后开发了一批具有四川代表性的大熊猫、名胜景区、川剧脸谱等纹样。

通过梳理蜀锦纹样的审美特征，更能加深对蜀锦这一具有技艺活态传承、历史文化悠久、工藝水准极高、富有审美情趣、传播影响广泛特色的手工艺艺术品的理解。对进一步丰富蜀锦认识、挖掘文化内涵、强调织锦地位及重申蜀锦工艺价值具有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