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

【摘要】：鲁迅、老舍二人是性格迥异的现代文学作家，二人都以幽默讽刺的文风著称。本文采用比较的手法，分析了二人采用幽默讽刺艺术的不同原因和侧重，肯定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别是中国幽默讽刺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这对于当今幽默讽刺文艺的丰富和深化，某些不良倾向的纠正，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鲁迅；老舍；幽默讽刺

一、 “为人生”的利器（鲁迅）

鲁迅出生于绍兴，这里有着众多的古迹名胜，展现着历代英雄豪杰的成功伟业，记载着许多文人学士的逸闻轶事，再加上受吴越文化浸染的绍兴人倔强的性格核心，自然使鲁迅承袭了这种斗争的天性，造就了他倔强、耿直的性格特征。这种历史文化氛围对他后来讽刺艺术的采用有着内在的影响。鲁迅从小就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中国传统文人的忧患意识对其也有着直接的影响。不过，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的学习兴趣也日渐广泛，开始对中国传统教育抱有质疑和不满，由此他冲破了狭窄的私塾教育的范围，关心自己故乡先贤的著作和遗迹，熟悉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等民间艺术。在他的幼年时期，经常跟随母亲住在乡下的外婆家，广泛而真实地接触农村生活，他看到了农村和农民的贫穷与落后，故乡民间文化中的滑稽趣味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智慧在他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是“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1]。鲁迅接触到了很多种类的民间艺术，这都是他幼年和少年时期文化教育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他后来采用幽默讽刺艺术特别是讽刺打下来坚实的基础。

后来因其祖父科场一案，家道中落，结束了他宁静和平的少年生涯，这也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因家庭的败落、变故，使鲁迅在社会的世态炎凉中，饱尝了别人的欺辱和冷眼，“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2]。他幼小的心灵因此受到了极大创伤，逐渐变得异常孤高、多疑和敏感，高估生活中的困难和危险。在后来的求学期间，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又使他感到压抑和孤立无助，使本性内向、敏感、聪颖的他愈发变得执着而刚強。鲁迅幼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给他带来了深刻而又明显的影响，所以，从小他就持有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世界，敏感于社会现实问题，关注上层社会的腐败和下层社会的不行，清醒地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因而有着坚定的反抗意识。同时，家庭的变故使得鲁迅抛弃了封建士大夫的仕途之路，学习、吸收了许多古今中外的知识，还接触了西方的新文学、新思想，吴敬梓、马克吐温、果戈里等作家都对鲁迅的幽默讽刺艺术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对此有很高的评价，这些都对鲁迅以后侧重于讽刺艺术有着直接的影响。

鲁迅于“五四”时期正式登上文坛，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社会斗争异常尖锐，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他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种黑暗统治和白色恐怖之下，反动派实行严酷的思想文化统治，人们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连作家们也毫无言论自由可言，创作的作品不能发表，若使用尖锐犀利的语言来直接评论现实政治，必然会遭到迫害，自寻死路。这也就决定了鲁迅必须选择较为曲折隐晦的表现手法，来满足自己在当时的写作要求，而幽默讽刺特别是讽刺就再合适不过。

鲁迅将幽默讽刺作为“为人生”的一种工具、手段、利器，揭露旧中国现实的黑暗，抨击封建传统文化，以此同时，对贫苦农民的精神弱点进行善意地嘲讽，他借助幽默讽刺，渗透社会的各个角落，塑造了众多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冷静客观而丝毫不留情面。他通过“笑中含泪”的方式将“惊人的真实”、“可怕的真实”、“极度的真实”如实地、不加任何粉饰地反映出来，直指当时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要害，特别是农民问题，不过，他不是停留在表层，去表现农民的不幸和苦难，而是深入农民的灵魂深处，揭示其守旧、愚昧、狭隘、麻木的传统心理习惯，并在批判中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和新方法，以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但是，在幽默讽刺小说中，鲁迅虽然彻底否定了封建主义制度，无情批判了封建主义文化，并深刻揭露了这种文化制度下扭曲、变异的人性，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实现了自己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的转变。在鲁迅的幽默讽刺小说中，思想内容反面仍侧重在“讽世”——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是对社会现实的绝望和反抗。

所以，鲁迅因其经历和遭遇而看透了人世间的“真面目”，社会内容方面的幽默讽刺是他及其重视的，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鲁迅的侧重点在于讽刺，就连幽默也是讽刺性的幽默。

二、 “写人生”的妙笔（老舍）

老舍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满族，属“八旗”里的“正红旗”，父亲舒永寿是一名保卫皇城的护军，死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争中，当时老舍一岁半，所以，他自小深受母亲的影响。老舍曾说，他真正的老师是母亲：“我之所以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3]老舍的母亲姓马，当时乡下农家规矩，女人都需干活，这养成了她勤俭诚实、清洁守序、热情好客、自尊有同情心，讲义气的品格。可以说，对自小失去父亲的老舍来说，母亲是老舍的“生命之源”，是他的第一认知世界，是形成他以后认知的雏形。他的童年生活和学业靠好心人的救济和帮助，这对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并且因为家境贫困，老舍做事很早，饱尝成功与挫折的滋味，这使他不再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洞察了人世间的方方面面，对周围的一切持“看透”的态度，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通达圆熟的性格，比同龄人较早地进入“中年人”的阶段。他以一种“笑的哲人”的态度来对待生活，由此形成的幽默心态即是一种“和颜悦色，心宽气朗”，“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4]。另外，老舍从小生长于满族旗人家庭，满族曾是中国历史上剽悍勇猛，叱咤风云的民族，最后却沦落到无以为生的“末世人”的境地，前途无望和自尊心的伤害迫使老舍借助戏谑和自嘲来暂时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与快感。这种民族的历史悲剧和他生活的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生态度也是他形成幽默讽刺特别是幽默心态的重要原因。

当老舍远渡重洋返回国内时，中国文坛正进行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革命文学逐渐取代了“五四”时期注重思想解放与精神批判的文学传统，因此，不同于鲁迅启蒙与立人的思想，老舍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看到了文化的力量。在他的小说中，文化反思的历史责任占据很大比重，他反对变动与破坏，认为知识与道德的结合才是“救国”的方式，他的小说是“写人生”的，他自称是个“写家”。老舍在对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方面体现着他创作的深度与广度，创作的主题是通过他对人生经验的摹写来挖掘的，所以，老舍自觉地拿起幽默讽刺这支“妙笔”尽情地展现他最熟悉的北京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北京人的心态，清醒地看到遭受旧文化和新文化双重压迫下的小人物生活和人性的双重悲剧。可见，“悯人”——文化批判，是老舍的幽默讽刺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的侧重。

所以，老舍身处于底层市民社会，他的幽默讽刺必然是重视文化、市民性格的，侧重点在于幽默，讽刺也是幽默性的讽刺。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35

[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5

[3]老舍.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321

[4]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