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德福德·德隆

雪上加霜的是，不平等增长有可能助长政治或社会动荡，其特征通常为意识形态或种族极化，并导致剧烈的政策波动或者政策瘫痪

美国财政部前助理副部长，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一共17个，人们期望以此解决包括贫困、饥饿、疾病、不平等、气候变化、生态破坏等问题。显然，17个目标太多了，强调一切等于什么都没强调。因此，要通过共识制定目标。

但路上可能会有障碍。香港大学的沈联涛和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认为，这些障碍包括“技术破坏、地缘政治对立和社会不平等性加剧”，但首先是“对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在内的民族主义政策的民粹主义吁求”。

沈联涛和肖耿认为，当今世界主权国家仍拥有支配地位，国家利益始终大于共同目标。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建设全球公共品越来越不具有号召力，因为不论是民主还是极权治理，都难以实现平等发展。结论是，在一个受制于过时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模式的世界中，实现SDG也许是不可能的。毕竟，没有全球税收机制来确保全球公共品的供给，也没有全球货币和福利政策来维持价格稳定和社会和平。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马克·苏兹曼提出了另一个障碍，即“如果不更成熟地、基于数据推动地去特别关注妇女和女孩的需要，朝向广泛SDG目标的进步就会遇到阻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则警告说，只要发展中和发达经济体存在“非包容性增长模式”，我们就没有什么希望能减少贫困并充分实现健康、安全和有机会为社会作出生产性和创造性贡献的基本人类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