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

正是中国金融体系空前绝后的“爆炸式”发展，为中国储蓄率的提高奠定了可靠的体制和机制基础

如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曾经是储蓄短绌的国度。1958年的“大跃进”和1977年的“洋跃进”所以给国民经济造成灾难性破坏，就是因为“跃进”所需的国内投资远远超出了国内储蓄可以支撑的水平。

因此，有效地动员储蓄，借以支撑高水平的投资，启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确保日益增长的适龄人口就业，就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质言之，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人口红利、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展开且相辅相成的话，那么，这些因素的“风云际会”，则显然以储蓄率的提高为必要条件和基础;而储蓄率的提高，则归因于我国金融体系在改革之初的“爆炸式”扩张，归因于我们引入了对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的正向激励机制。

改革激发储蓄意愿

动员储蓄的第一要义，就是激发各类经济主体从事储蓄的意愿。这一目标，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主要通过推进渐进式分权改革和大力发展金融体系实现;1993年之后，则全面蕴含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之中。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本质，就是在资源配置的决策过程中由“集权”走向“分权”。这种资源配置权力的分散化（“分权”），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政府向企业和居民户分权。这是一种“经济性分权”，它代表了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分散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