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江涛

10月6日，91岁的高莽逝世，离开他已从事73年的翻译事业，留在身后的是包括普希金、冈察尔、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阿列克谢耶维奇等诸多名家的译作与选本。

10月8日，在下了一天的秋雨中，李明滨送别了比自己年长7岁的俄苏文学翻译家高莽。

李明滨真正和高莽熟悉起来，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北京大学俄文系的负责人，他经常和高莽一起开会，向他约稿，交往很多。一次，高莽译了一本俄国讽刺小说家阿尔卡季·阿威尔岑柯的《插向革命的十二把刀子》，问李明滨，这个你敢发表吗？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学术风气并未完全开放，李明滨最终未敢在自己参与编辑的《国外文学》上发表这部作品，原因是尽管作者曾被列宁夸赞很有文采，却在思想上“很反动”。

多年之后讲起这段往事，让李明滨感受最深的并非愧疚，而是高莽作为一个翻译家，对外国文学涉猎的广泛和对思想风气变化的敏锐。

高莽常说自己是非科班出身。他早年在日据时期的哈尔滨青年基督教学会学习过10年，并自此喜欢上了俄罗斯文学，也学过俄罗斯绘画。哈尔滨当时有大量俄国侨民，受俄苏文化影响很深。1943年5月的一个晚上，高莽在读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时激动难眠，当晚便译出了后来发表在《大北新报》上的《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17岁的高莽自此进入译林，一发不可收拾。2年后，高莽到成立不久的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之后又从哈尔滨到沈阳，并于1954年调到在北京的中苏友好协会总部。1962年，中苏关系破裂后，高莽被调往《世界文学》杂志，在那儿一直工作到退休。

苏俄文学翻译家、画家、散文家高莽（1926～2017）

翻译家的敏感

用李明滨的话来说，“高莽有很高的思想高度，他的翻译一直能做到与时俱进”。早在1947年，高莽翻译了苏联作家邦达连柯根据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在哈尔滨上演时曾引起轰动，随后更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演。

让李明滨印象深刻的一部作品，是高莽在1951年翻译的乌克兰小说家冈察尔的《永不掉队》。小说讲述两个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军人，在战后回到学校，分别成为讲师和在读大学生。而在战时，两人的身份则是战士和连长。打仗时，连长对他说：你不许掉队，掉队即意味着死亡。可战后在学校里，已上了年纪的连长读不下去，讲师回过头来告诉他：你以为只有战争期间才永不掉队？现实生活中也要永不掉队。“这个太有现实意义了。”李明滨说。也正因此，这篇小说很快被选入中学课本。只是，早就读过这篇小说的李明滨，还一直没有把乌兰汗与高莽对应起来。

像李明滨一样，没有把笔名与高莽本人对应起来的，还有俄苏文学研究与翻译大家戈宝权。1949年初春的一天，戈宝权路过哈尔滨时，希望与当地的俄苏文学译者和研究者见见面。等到了那里，高莽发现只有自己一人，已过了约定时间，戈宝权问高莽怎么其他几个被邀请的人都还没来。高莽问他还有哪些人，戈宝权拿出笔记本念出几个人名，他不禁傻眼了，过了半晌才带着惶恐回答：“这些人都到了……那名单上写的都是我的笔名。”

正是经过这次只有两个人的座谈会，戈宝权成为高莽终生的恩师，也打消了他对口译的抵触心理。早年日伪统治时期，翻译在他眼里都是汉奸，戈宝权告诉他，关键在于翻译什么，为谁翻译。此后，在中苏友协工作期间，高莽随代表团访苏期间便承担起口译任务，并为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

1956年苏联作家代表团访华演讲，后来因翻译莱蒙托夫诗歌成名的翻译家顾蕴璞当时还是北京大学俄文系的“大一”新生，在台上为小说《真正的人》作者波列沃依担任口译的是高莽，顾蕴璞为他漂亮的俄语倾倒：“不但准确，反应很快，而且即兴的演说，能翻译得那么有文采，完全是书斋中出来的人比不了的。”

在顾蕴璞看来，中国对普希金诗歌的翻译，高莽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比较而言，戈宝权精准而流畅，高莽看准原文并多让口语入诗，查良铮译得精炼并注重韵律，各有特色。

高莽的翻译从小说、戏剧到诗歌，涉猎极广。可不论是顾蕴璞，还是高莽的家人，都认为他在阿赫玛托娃诗歌的翻译上耗费心力最大。某种程度上，對阿赫玛托娃作品的翻译，正如高莽在《安魂曲》一书前言所写，暗含着他心路历程的转变印痕，还有作为翻译家的那份自觉与敏感。

早在1947年，高莽刚到中苏友协工作就知道了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名字，不过却是来自他翻译的当时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一篇长篇报告。在报告中，阿赫玛托娃被斥责为“奔跑在闺房和教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夫人”“混合着淫声和祷告的荡妇和修女”。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文学领域的书籍逐渐解禁，高莽有次在北京图书馆看到在美国出版的俄文版阿赫玛托娃文集，借回家中，连夜阅读，早年的印象完全被颠覆，眼前的抒情女诗人完全是位炽热的爱国者，始终与多灾多难的人民在一起。高莽自此开始翻译她的作品，并陆续在1991年翻译出版《爱》，2011年翻译出版《安魂曲》。也因为对阿赫玛托娃叙事诗《安魂曲》的翻译，高莽在2013年获得了“俄罗斯—新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

1983年访问苏联时，高莽前往圣彼得堡喷泉楼访问了阿赫玛托娃纪念馆。2001年，高莽又在诗人于圣彼得堡郊外的故居与墓园长久徘徊，为诗人画下画像，并写下献诗：“俄罗斯可有比她/更不幸的妻子/更可怜的母亲/更多难的缪斯……”

《世界文学》编辑部

“高莽是一个有浓郁艺术家气息的人，特别可爱。我记得第一次到编辑部见到他时，他穿着一件画画用的类似于工作服的衣服，上面油迹斑斑。第一次见到我，就说了一句话：如果要趁名趁利的话，就不要到编辑部来。”30年过去了，《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还记得刚到编辑部报到时的情景。endprint

在很多了解高莽的人眼中，仅用翻译家难以概括他的身份，连接在他名字前的前缀至少还包括画家与散文家。刚到编辑部，高兴便被他身上随意流露出的艺术家气质所吸引：“他热爱艺术文学到了几乎痴迷的程度，比如说画画，他基本会逮着每个机会去画画。有时候在过道里碰到一个漂亮的女孩，他都会说：美丽的，你能不能停一下，让我帮你画张画？我们举办一些交流活动，他都会拿出本子来画。”

高兴记忆深刻的是，高莽那时带着他挨个拜访冯至、卞之琳、戈宝权等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前辈名家。每次去之前，高莽都会在附近水果店买些东西带给老人。每个前辈留给高兴的印象都不同，冯至声音洪亮，特别沉稳，每句话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底气;卞之琳口音特别重，讲起话来语调很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尽管听不懂，却特别有韵味;戈宝权则热情得让人受不了，又是倒茶，又是拿点心水果。每次拜会，高莽都会详细问起老先生的生活情况，临走再约约稿子。

上世纪80年代，学术交流的气氛逐渐活跃。高莽每周为编辑部同事组织一个讲座，邀请文艺界各个领域有影响力的人来演讲，其中不但有成名的作家、批评家，还有指挥家李德伦、画家丁聪等人。“讲座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一下子拓宽了视野，每个人為你提供了一种文艺的可能性。”高兴说。

在《世界文学》漫长的工作生涯里，高莽留给同事们的记忆，更多还是在日常工作中的点滴。编辑部在约稿翻译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捷克作家塞弗尔的回忆录时，给过来的稿子最初定的名字是《世界如此美好》，但高莽、杨乐云觉得太过普通，和大家一起琢磨，最后敲定为《世界美如斯》。巫宁坤最初在翻译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最初来稿的书名是《伟大的盖茨比》。“实际上great有伟大、了不起、你真棒等意思，结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个为了情感牺牲自己的暴发户，用伟大形容并不到位，后来经过大家反复推敲琢磨，最后才定为《了不起的盖茨比》。”高兴说。多年过去，这些书名的翻译都已成为后人无法绕过去的经典。

1953年，27岁的高莽（左侧伸手者）随中苏友协同事访苏时，在运河上接受苏联友人的鲜花

高兴回忆说，高莽的大量工作，都是在外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中完成的。高莽的母亲活了102岁，妻子在60岁时双目失明，很多时候家里的两个女人都需要他来照顾。可在高兴看来，高莽是一个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热情和激情，心中有光的人。他曾经说，自己每天给妻子滴眼药水时，是最幸福的时刻。

对于最后的告别，高莽想得很清楚。据他的外孙回忆，早在20年前，高莽就经常对家人说三句话：“今年大概是我最后一年了;我怕工作做了一半;希望自己能送走妻子再走。”在他的内心，隐藏着强烈的情感，如他翻译的阿赫玛托娃的诗句：“千万人用我苦难的嘴在呐喊狂呼，/如果我的嘴一旦被人堵上，/希望到了埋葬我的前一天，/她们也能把我这个人怀念。”

（本文写作参考《高莽》一书，高莽自述，杲文川整理。感谢王晓宇对采访的帮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