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拒绝承认伊朗遵守核协议，中东格局可能由此生变，当然，它改变的不止中东。

预热近一个月之后，特朗普的重拳终于砸到了德黑兰头上。而且是一整套“组合拳”。

10月13日，美国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宣称：鉴于伊朗的“流氓政权”长期在海外资助恐怖主义活动，并继续通过试射弹道导弹等行为向国际社会进行挑衅，白宫认为德黑兰当局已经丧失了继续履行2015年核协议的诚意。特朗普宣布，他已指示美国财政部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对其施加进一步的资金和技术制裁;同时不会在10月15日的例行评估报告提交日向国会确认伊朗仍在履行核协议。国会将有60天来决定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全面制裁，抑或修改核协议评估法案。

2005年3月30日，工作人员在位于伊斯法罕市的核设施内等待伊朗总统哈塔米的视察。在伊朗的核能发展计划中，伊斯法罕核设施负责将铀浓缩物制备成六氟化物气体，随后在纳坦兹的工厂内利用离心机进行富集。根据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两处工厂目前均处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控之下

签订于2015年7月14日的伊朗核协议，全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以伊朗为主要执行方，安理会“五常”、欧盟和德国为监督及配合方。依照该协议，伊朗在2025年之前须移除并封存其纳坦兹铀浓缩工厂内2/3的新型离心机，仅保留5060台较老的型号。德黑兰在2015年之前已经制备并储存的10000公斤浓缩铀中，仅有300公斤（浓度不超过3.67%）获准继续保存在国内，其余部分应和过剩的重水减速剂以及其他化学材料一起，在2025年之前运往俄罗斯做再处理。在2030年之前，伊朗承诺不再兴建新的铀浓缩设施，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对其核供应链建立严密的监控。作为交换，欧盟承诺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經济制裁措施，允许其重新动用1978年革命后被冻结的数百亿美元海外资产，并恢复伊朗原油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而美国虽然继续坚持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但也承诺在2025年之前不会追加新的制裁条款。

1. 2017年9月20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纽约结束和伊朗领导人的会谈后，对媒体发表讲话。他在此次讲话中重申了特朗普总统前一天的表态：2015年的核协议必须加以修订2. 2016年3月6日，装载有100万桶伊朗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托莱多山号”抵达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附近的炼油厂码头。这是自2012年欧盟对德黑兰实施石油禁运以来，第一批从伊朗运抵欧盟国家的原油，标志着核协议的实施已步入正轨

从2015年盛夏到2017年初秋，IAEA一直确认伊朗正在依照协议削减其核材料库存和铀浓缩能力，美国政府对此也大体持认可态度。然而自2017年1月下旬特朗普正式上任开始，风向逐渐生变。按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接受采访时的说法，美方对两项问题始终存有疑虑：首先，伊朗在2017年1月29日试射了推定射程可达2000公里的“霍拉姆沙赫尔”（Khorramshahr）型中程导弹，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2010年通过的1929号决议。美国据此宣称，即使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已经暂停，但德黑兰仍未放弃发展拥有核投射能力的中远程火箭载具的计划，并企图自朝鲜等同样遭受制裁的国家购买相关器材和技术，是对核协议的“藐视”。另外，特朗普政府对核协议包含的“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也极感不满——尽管伊朗在2025年之前必须履行的义务在协议中已经获得了相当明确的规定，但在2025年协议到期（“日落”）之后，IAEA的监管是否将继续生效，德黑兰会如何与谈判各方续订新的条件，届时终止履约是否应被视为背信，目前均无一致的约束。美方认为，除非对这些盲点追加补充条款，否则仍不足以彻底冻结伊朗潜在的核能力。

以备受瞩目的核问题作为敲打德黑兰的突破口，用意当然绝不仅在核问题本身。从特朗普表态之后沙特和以色列政府的热烈回应看，此番白宫突然变卦，预示了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新思路：终结奥巴马时代“人不动我亦不动”的多边主义姿态，直接领导和策动在本地区的战略伙伴投入针对伊朗的遏制行动。其目标不仅要防范德黑兰因经济制裁解除而恢复元气，更要抵消后者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导作用。至于这种“急转弯”带来的接续影响，特别是美国行政和立法机构内部对其存在的疑虑，则尚未被顾及。而在政策倾向上与特朗普存在分歧的国务卿蒂勒森，目前已经处在了辞职边缘：在风波不断的本届政府中，他不会是最后一个。

被夸大的阴影

按照美国国会在2015年夏天通过的《核协议评估法案》（INARA），在任总统须以90天为一个周期，持续向国会报告伊朗履行核协议的状况。若总统认定伊朗已经背约，参议院将在60天内进行表决，裁定究竟是继续在协议框架内继续推动各方联合对德黑兰采取行动，抑或退出协议、恢复和追加制裁措施。推翻协议须取得60%的赞成票。特朗普正是在10月15日的第三期审核报告（本届政府任期内）提交之前，做出了指责伊朗的表态。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已经陆续做出回应，称继续履行核协议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2015年8月31日，德黑兰的一名街头小贩在人群中吹出肥皂泡。一个半月以前，伊朗与联合国安理会以及欧盟达成核协议，以放弃铀浓缩活动为条件换取欧美国家解除经济制裁

参与过前期对伊谈判的IAEA前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在其回忆录中认为：伊朗核问题与朝鲜核问题在性质上具有明显的差异。从IAEA的核查结果看，德黑兰在铀浓缩活动的规模和水平上远不足以与平壤相提并论，其核活动带有更强的机会主义色彩：借助废核进程恢复并维持与欧美国家的正面接触，以之为契机、解除长久以来的经济封锁;实际“拥核”反而不是重点。与朝鲜相比，伊朗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远为稳定，主政者的危机感也相对较弱，无须核武器亦足以自保。核协议的达成，相当于用一个原本就不存在的“核武时间窗”——理论上德黑兰仍可随时恢复铀浓缩活动，并在12个月里制备出组装一枚原子弹所需的武器级高浓缩铀，但巴拉迪认为其并不具备相应的后期技术——换取到上千亿美元的经济酬赏，足够划算。

不仅如此，即便伊朗突破了射程在2000公里以上的中程导弹的技术门槛，并继续维持一年左右的“核武時间窗”，对中东的战略平衡起到的实际影响也较为有限。作为美国在本地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之一，沙特阿拉伯早在1987年就已经购入了搭载常规弹头、射程可达3000公里的DF-3型机动式中程导弹，并在2014年进行了公开展示。今年5月，特朗普又批准向利雅得出售一套“萨德”反导系统，使后者兼有“矛”与“盾”。而另一个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越过核门槛的盟国以色列，则在美国的直接技术和资金援助下，开发出了拦截成功率号称可达99%的“箭”3型反弹道导弹/反卫星武器系统，同样足够自保。除去这两个强国外，中东范围内至少还有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阿联酋等5个国家曾经购买或研制过弹道导弹，但实际部署的数量较为有限，从而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平衡。在预定打击目标上，这些导弹基本都指向本地区内部的假想敌，不具备跨地区效应，有的甚至仅仅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反击能力，因此并不会被伊朗的动作所左右。

由此看来，指责伊朗“藐视”安理会决议也好，质疑其履约“诚意”不足也罢，都只是借题发挥。特朗普真正关心的问题，乃是他在10月13日的讲话和9月19日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不经意间提到的：伊朗在中东持续输出影响力的政策令美国感到担忧，且这一进程正随着经济制裁的解除而不断加速。在环绕阿拉伯半岛西北的“新月沃土”地带，德黑兰直接资助和指导着黎巴嫩真主党以及若干巴勒斯坦激进抵抗组织的活动，在叙利亚内战中为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提供武器装备、兵力补充和政治支持，在同样由什叶派掌权的邻国伊拉克影响力也不可小觑。而在半岛南部，由德黑兰扶植的胡塞武装正在争夺也门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在美国支持的以色列—沙特双轴心外围，已然形成了一个以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新月”，大有咄咄逼人之势。

在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中东的行程中，原本就有撮合沙特与以色列，并利用海湾合作组织的结构组建遏制伊朗的“中东北约”的安排。孰料短短一周之内，拒绝为华盛顿分担更多安全压力的卡塔尔率先“反水”，使海湾国家发生内部分裂，美国的大计也不得不暂时搁置。而叙利亚内战形势的逆转，还在使德黑兰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正面化——伊朗政府一贯对外宣称，支持巴沙尔政权是为了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势力。随着“伊斯兰国”的节节败退，这种标榜的正当性和受认可程度一时急剧上升。逼得美国不得不直接出马，以虽无可靠证据但国际影响力最为显著的核问题作为话柄，挑起针对伊朗的攻讦。无须赘言，对此反应最为积极的恰恰是沙特和以色列两国——沙特王国政府在10月13日发表声明称，欢迎特朗普“致力于与该地区的美国盟友合作共同直面挑战，特别是伊朗的侵略政策的挑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样表示，此举构成对“世界第一恐怖主义政权”的沉重打击。而这两国恰恰也是5月初特朗普中东之行的前两站。

复杂的博弈

就在特朗普酝酿敲打伊朗之时，10月5日，沙特国王萨勒曼突然造访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此行的公开目的是商讨下一阶段稳定国际油价的对策，内里也不乏与叙利亚、伊朗问题的勾连：经过2017年前9个月的混战，受莫斯科和德黑兰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已经重夺全国主要城市的控制权，以沙特为奥援的逊尼派反政府武装则被压缩到了西北和南部的几个小块控制区之内，前途黯淡。在下一轮日内瓦和平谈判中，对这部分反政府武装应做何种安置，以伊朗和俄罗斯为靠山的阿拉维派又当如何与逊尼派在停战后的叙利亚共存，都需要普京的首肯。这恰恰显示了叙利亚乃至整个中东局势的复杂性：敌中有友，友中有敌。

交结沙特和以色列、重点遏制伊朗，并非特朗普的发明创造，而是对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东政策的回归。但现实情形远比当初来得混乱：为了平衡俄伊联盟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在叙利亚北部的攻势，华盛顿在2017年开始大力扶植由库尔德人建立、处于准独立状态的“北叙利亚民主联邦”（Rojava）。目前正在对“伊斯兰国”自称的首都拉卡发动全面进攻的“叙利亚民主军”，即是一支获得美国军援的库尔德人武装。但库尔德人势力的坐大，首先威胁到了与叙利亚北部毗邻的土耳其的战略利益：该国境内的库尔德人多达1000余万，占全国总人口的接近1/4。倘若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建立准独立政权，并与已经举行过独立公投的伊拉克南库尔德斯坦地区连成一体，势必加剧土耳其库尔德人的离心倾向。因而在2016年夏天，土耳其公开派兵进入“北叙利亚民主联邦”，建立面积达数千平方公里的安全区，试图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控制区与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隔离开来。此举显然干扰到了美国的战略安排，也使美土关系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整个“冷战”年代，土耳其始终是美国在中近东地区最可靠的战略盟友，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一度超过了美国和沙特的友谊。然而就在最近几年，随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谋求执政长期化和变更宪法的企图遭到美国和欧盟的排斥，特别是2016年7月安卡拉当局粉碎一场未遂政变（土国政府指控流亡美国的政治活动家居伦为幕后黑手，但美方拒绝引渡居伦）之后，埃尔多安与昔日的宿敌普京迅速接近。就在今年10月4日，土耳其政府逮捕了美国驻君士坦丁堡临时馆的一名当地雇员，指控其犯有间谍罪和意图颠覆政府罪;作为报复，美土两国使领馆在10月8日暂停了在对方国家的大部分签证服务。换言之，特朗普仅能巩固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既存伙伴关系，伊朗—俄罗斯同盟的利益关联方却在持续增加，甚至连沙特也不能免俗。endprint

相形之下，依靠以色列来遏制德黑兰影响力的增长，意味着美国将使自己被拉进一场以牙还牙、寸步不让的报复游戏。作为德黑兰核计划的突出反对者，以色列情报机关自2008年起至少在海外暗杀了4名伊朗核物理学家;而伊朗及其庇护下的黎巴嫩真主党则以报复以色列外交官和平民作为回应。2012年2月，一枚安装在摩托车上的小型炸弹在以色列驻印度大使馆附近爆炸，造成4人受伤;5个月后，一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在保加利亚的海滨度假区引爆了一枚自杀式炸弹，造成5名以色列游客身亡。类似的袭击—反袭击循环已经造成了全球范围内一场无休止的游击战，而特朗普对伊朗的政策突变，将使美国也被卷进这一旋涡。

某种意义上，奥巴马选择在2015年与伊朗签署核协议，多少是出于明智的“止损”考虑：伊朗绝不仅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它还是穆斯林世界中什叶派的军事、经济和精神领袖，其影响从中亚的阿富汗一路绵延到地中海之滨的黎巴嫩。在国际组织的担保下冻结伊朗核计划，至少构成一种局部解决，使美国不必在相互勾连而又至为分散的问题上耗费资源。而特朗普选择重新将矛头指向伊朗，恰恰把华盛顿重新置于一场空前复杂的博弈中：美国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德黑兰和莫斯科，还有大马士革、巴格达、萨那、贝卡谷地……

蒂勒森的困境

在一系列纷纷扰扰的突变中，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角色尤其值得玩味：尽管他在9月20日以一番姿态强硬的表态呼应了特朗普的联大讲话，并率先抛出了要求伊朗修订核协议的言论，但国务院和白宫之间的分歧正暴露得愈发充分。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处理对卡塔尔的关系以及制订对朝鲜的新政策时，蒂勒森和特朗普的表态曾多次出现不一致，以至于NBC在10月初竟爆出一则流言：今年7月，蒂勒森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公开嘲讽特朗普是口不择言的“痴呆”（Moron），并随即向副总统彭斯递交了辞呈。尽管国务卿和总统随后都就这一流言做出了公开澄清，但在伊朗风波公开化之前，不止一位分析人士做出了蒂勒森可能被替换的估计。

65岁的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曾担任全球第五大上市公司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长达11年之久。就职之初，他被认为具有三项优势突出的特质：作为超级企业领导者的大局观;在年复一年的商业谈判中锻炼出的灵活手腕和战略耐心;不被某种虚妄理念所左右的务实态度。但更多的人认为，是他和克里姆林宫的特殊关系成为入主国务院的最终筹码——从1998年起，蒂勒森就负责着埃克森—美孚在俄罗斯境内的业务，与普京的亲信、前俄联邦副总理伊戈尔·谢钦（现任俄罗斯石油公司CEO）私交甚笃，并曾在2013年被俄罗斯总统亲自授予友谊勋章。《纽约时报》危言耸听地表示：“蒂勒森在俄罗斯和伊拉克问题上曾多次无视美国的利益;莫斯科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他一直竭力试图取消对俄方的国际制裁。”这种声名在外的“亲俄派”嫌疑，几乎使蒂勒森未能通过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提名审议听证会。

蒂勒森上任前夕，关于美俄关系重启的声音在舆论界已是甚嚣尘上。然而这种狂热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个月：“通俄门”风波与特朗普政府的就职几乎同时发生，新内阁的每位成员几乎都陷入了“恐俄症”，对莫斯科唯恐避之而不及。当和俄罗斯大使扯上瓜葛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黯然辞职之后，饶是蒂勒森有再巧妙的手腕，也不可能公开重提对俄接近一事。这在无形中削弱了他的履历里最重要的部分。尽管蒂勒森的低调务实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逐步博得了欧盟和主要大国领导人的好感，但他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前所未见的：比起尊重行政惯例的过往建制派总统，特朗普在外交事务上的行事风格带有极强的个人化色彩和随意性。他更倾向于把“灭火”工作交给自己更信任的私人亲信顾问或团队去进行：总统的大女儿伊万卡及其丈夫、白宫首席高级顾问贾雷德·库什纳频频以官方身份出访海外，在贸易政策和中东问题上发表意见。一般认为，特朗普在今年5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50周年之际突然造访耶路撒冷，便是由出生于犹太裔家庭、和以色列政府关系密切的库什纳所安排。而涉及阿富汗局势以及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的安全事务，则被统统交给了以国防部长马蒂斯为中心的资深军人团队。当美国在朝核问题等国际性议题上需要求取安理会内部的一致时，特朗普通常会直接联系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利（Nikki Haley）。《纽约客》杂志说，就连总统的前竞选经理科里·莱万多夫斯基都比蒂勒森更有实权：前者经营的华盛顿政治游说公司“战略大道”承接了多个国家政府的游说和公关业务，并能立竿見影地对政策流程施加实际影响。

对外无法获得素无渊源的共和党建制派的支持，对内不被视为总统真正信赖的“圈内人”，最具经验的对俄谈判短期内毫无展开的可能：勉强入局的蒂勒森在华盛顿的“纸牌屋”内变成了可有可无之人。从特朗普接连解雇白宫幕僚长普里巴斯、高级顾问兼首席策略长班农等阁僚的霹雳手段看，让蒂勒森也就此靠边站并不算是大问题。最有希望的两位继任者就在政府内部：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奧（Mike Pompeo）历来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姿态，与总统立场一致，并且极讨共和党内立场偏右的茶党分子的欢心。妮基·黑利大使则是建制派心仪的人选，还有印度移民后裔和女性政治家的额外加分。无论其中哪一人成为蒂勒森的继任者，无疑都会秉持尽可能强硬的对伊朗立场，从而和现阶段特朗普本人的政策偏好形成呼应。但特朗普的冒险仍须通过国会的考验——在共和党仅仅在参议院占据52席的情况下，倘若要全盘推翻核协议，至少还须争取8名民主党人的支持，这绝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而无论最终的表决是否获得通过——成功会使美国与欧洲的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强，失败则将大大挫败共和党的声势——这都是一场代价足够巨大的冒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