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黎明

为满足阅读古典文献的需要，《现代职业教育》杂志社组织编辑的《重学汉字》有针对性地对当前已经不再作为通用规范汉字的繁体字进行释读解说，看后确有耳目一新之感，受益匪浅。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是具有“据义构形”特点的自源表意文字。她不仅对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型塑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累和广泛传播，可以说主要是汉字的功劳；中华民族所取得的每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成果，也无一不与汉字有关。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不仅自身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且也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字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汉字是历史最悠久、使用最广泛的文字，已成为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个人类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汉字之所以能发挥这么重大的作用，与其在整个人类文字体系中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体制密切相关。作为自源表意文字的汉字，是形、音、義的统一体，具有很强的超时空性，其形体、意符、音符乃至自身结构中都饱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每一个汉字所拥有的独特部件和构造原理，都坦呈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意蕴。如“舟”“車”保留了所指事物的轮廓，“本”“末”用符号提示所指部位，“取”蕴含以手取耳，“涉”表示两脚过河，“洋”字以水示意、以羊示音，“錶”字以金示意、以表示音。也正因此，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发自内心地赞叹：“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国学大师陈寅恪也指出：“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只是由其独特的文字体制所决定，汉字本身具有“字数繁多、结构复杂”的特点。尤其随着时代的推移，部分汉字的“繁”（笔画繁多）“乱”（异体纷呈）程度与日俱增，繁简（简体字，而非简化字）混用成为常态，增加了学习者和使用者不必要的负担。因此，需要根据社会发展、汉语记录的需要，对其进行简化与整理。

实际上，汉字简体古已有之，现行的简化字大多也来源于历代的简体或“俗字”。清末学者自觉倡导使用简体字，陆费逵《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民国学者更曾提出简化汉字的具体方案，尤以钱玄同提出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等最为著名。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都是汉字简化整理的重要成果。1986年国务院重新发布1964年编印的《简化汉字总表》（对原表中的个别字作了调整，共收简化字2235个），更是中国政府正式公布推行的简化汉字总汇，至今仍是简化字的规范标准，不仅在中国大陆全面普及，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客观来说，汉字简化迎合了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也照顾到人们使用汉字的认知心理，确实方便了人们的学习和书写，已经对社会发展、文化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某些汉字的简化不合常理。如“廬”字，在有些字里被简化成“卢”（泸、垆、栌、轳、胪、鸬、颅、舻、鲈），在有些字里简化成“户”（炉、芦、庐），这些带有“户”字部件的字不读hù，仍读lú。对简化字，有些港台网友还发出这样的调侃语：“親不见（亲），愛无心（爱）；產不生（产），廠空空（厂）；麵无麦（面），運无車（运）；導无道（导），兒无首（儿）；佇无脚（伫），飛单翼（飞）；湧无力（涌），有雲无雨（云）；開關无门（开关），鄉里无郎（乡）；義成凶（义），魔仍是魔。”这些话语至少从字形角度不无道理，值得我们深思并且作进一步的审慎处理。也正因此，不少学者提出了“识繁写简”乃至“恢复繁体字”的建议。总之，从汉字的体制特点出发，对语言、文字关系以及汉字使用者的认知心理作综合分析研究，既要科学合理又要便于社会实际使用，是汉字整理简化过程中需要审慎对待的。

现行汉字都是从古代汉字逐步发展而来的，有继承又有创新，大致包括以下四类：（1）传统汉字，即产生于古代而现今仍继续沿用的，约占75%；（2）新造字，《康熙字典》未收而现今通用的字，约占2.7%；（3）借用字，古代曾经使用过的但原本的音义已经消失，现代重新使用该字形并赋予新音义的，约占1.3%以上；（4）简化字，经过简化整理的字，约占20%以上。清代大学者戴震曾经指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也就是说，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细胞，要达到阅读古典文献的目的，就必须要掌握约占通用汉字20%的简化字所对应的繁体字。繁体字原本属于传统汉字，是汉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记录古、今汉语都可以使用的，只是由于现代的简化整理而被简化字所取代，因此，繁体字还大量存在于古典文献之中，在文物古迹、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以及相关的题词和招牌里也时常可见。同时，由于传统汉字在简化的过程中，大都是按照“约定俗成、稳步推進”的原则进行的；简化字大多属于在民间长期流行的简体字（从俗字、古字、草书中演变而来的笔画较少的字），简化时只对其作了必要的梳理和必要的规范；少量的简化字属于笔画较少的同音字或近音字。有的学者将这些规律归纳为如下8种方法：（1）整字改换；（2）草书、行书楷化；（3）同音、近音代替；（4）改用本字；（5）部分省略；（6）部分改换；（7）符号代替；（8）偏旁类推。这些方法实际上又可归结为三种：（1）省简，大多来源于传统汉字的俗体。如“袄”直接来源于“襖”的俗体“袄”，“鸡”则由“鷄”的俗体“鳮”进一步简化而来。（2）省变，大多来源于传统汉字的草书。如“言（讠）”“食（饣）”等可类推的偏旁，以及“車（车）”“書（书）”等可作偏旁类推的汉字，都由传统汉字的草书演变而来。（3）代替，大多由归并使用场合不同的字而来，如稻谷的“穀”和山谷的“谷”，本来是两个字，简化时笔画多的“穀”被笔画少的“谷”取代。总之，汉字简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了解简化方法对掌握繁体字具有事半功倍之效。

综上，由于繁体字具有数千年的历史，繁体字也是对汉字演变的一种记录，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精华，所以不仅在中国（尤其港澳台地区），而且周边国家中，繁体字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同时，简繁互补是中国文字的演变规律，繁简转换是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因此，“重学”繁体字对敬重传统汉字、阅读古典文献、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现代职业教育》杂志社组编的《重学汉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本书的主要特点有三：

（一）选取条目方面，精到准确，可以少驭多，掌握所有繁体字

该书选目虽然以1986年新版《简化字总表》（共3个字表1个附录）为依据，但不是照搬其中各表所收繁体字、繁体偏旁，而是择取其中第一表“不作简化偏旁用的”350个简化字所对应的365个繁体字，第二表“可作简化偏旁用的”132个简化字所对应的138个繁体字和14个可类推的简化偏旁所对应的14个繁体偏旁，合计517个字头。该书之所以没收第三表所列1735个简化字对应的繁体字，是因为这些繁体字通过应用第一表、第二表就可以推认出来。需要说明的是，掌握这些字头，还可以进一步掌握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字8105个）所附列的2574个繁体字。也就是说，掌握好本书所收繁体字和繁体偏旁，对掌握传统汉字确有提纲挈领之功效。

除此之外，该书还收录了39个“习惯被看作简化字”所对应的46个异体字。这些异体字都属于传统汉字，主要依据从俗、从简、方便书写的原则，通过取舍法被相关汉字所取代，一般可视同繁体字。掌握这些异体字，对阅读古典文献也大有助益。

（二）条目说解方面，思路清晰，层次分明，通俗易懂，可以将掌握繁体字落到实处

该书对所收503个繁体字，首先指明其简化方法，阐发从传统汉字到简化汉字的演进规律，然后借助权威字书、古典文献阐释其本义、引申义，同时兼采各种历史字形，解读其蕴含的文化。在指明简化方法时，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如“‘兒简化为‘儿，部分省略”；“‘觀简化为‘观，兼用符号代替、偏旁类推方法。”有的还指出其简化的范围，如“‘積简化为‘积，部分改换。此字属于个别简化，它的右边‘責不能类推简化为‘责”；“‘階简化为‘阶，部分改换。简化字更换了原来的声旁，用‘介表音，但是楷、谐等的声旁并不简化。”有的在指明简化方法后，还对其作进一步解说，如“‘愛简化为‘爱，草书楷化。‘愛在手写过程中逐渐连笔、简化，还省略了‘心，就成了简化字‘爱，实际上它原本上面的不是‘爫，下面也不是‘友。”为提供多元视角，个别字还通过“或以为”的形式指出该字的其他简化方法，如“‘漥简化为‘洼，同音代替，或以为部分省略。”对46个可视为繁体字的异体字，该书均以“‘A整理为‘B，取舍法”的形式加以注明，以示其与经过简化的繁体字的不同。

在说解汉字的本义、引申义时，主要征引《说文解字》，兼采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古文字字形，通过分析字形揭示字理；《说文解字》未收者，则征引《玉篇》《说文新附》《集韵》《字汇》《汉语大字典》等字书及“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唐诗、宋词等古典文献用例，详加说明。这种说解方式几乎涵盖每一个汉字，如“‘穩的本义是捣谷时扬弃批糠留下的一堆谷实。《说文解字·禾部》新附：‘穩，蹂谷聚也。一曰安也。从禾，隱省。这个意义在一般古籍中没有见到用例。引申表示安定、不摇晃，例如《晋书·顾恺之传》：‘行人安稳，布帆无恙。又如平稳、稳如泰山、四平八稳。又引申表示可靠、有把握，例如杜甫《长吟》：‘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又如十拿九稳、稳操胜券。还引申表示稳重、沉着，例如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通过对各种字形、古典用例的征引、说明，繁体字本义、引申义的变迁跃然纸上。

更重要的是，该书在说解汉字时，还随文普及了很多语言文字学知识。如，“上古汉语中没有zh、ch这样的声母，现代汉语中的一部分卷舌声母上古往往读为d、t，所以‘占可以用作‘點的声旁”；“咱们的汉字里有相当一部分形声字的声旁是可以同时表示意义的”，“‘曾是表示声音的部件，这里也表示意义”；“古代汉字中，有些义近的部首是可以通用的，比如止、辵（即‘辶）通用，‘近的古文写作‘■；再如米、禾通用，表示谷壳的‘糠，俗字也写作‘糠。同样，骨、月（这里指“肉”）也能通用，如脾还可写作骸。”与此同时，该书在说解汉字时还大多结合了现代用例，将传统文化及语言文字运用的道理寓于鲜活的语言表述之中。如“‘襪的本义是袜子。《说文解字》作‘韤。《说文解字·韋部》：‘韤，足衣也。从韋，蔑声。《玉篇·衣部》：‘袜，脚衣。‘韤和‘袜互为异体字关系，此外还有韤、靺、韎、帓等异体字，形符有革、韋、皮、糸、巾、衣等，显示了古代制作袜子材料的变迁，古代最早的袜子可能是用皮子做的，后来才用丝等来做。”“‘闆只有在表示‘老闆这一意义时写作形体简单的‘板，相应的，‘板也只在作‘老板义时可以写作所谓繁体的‘闆，在表示木板以及相关意义比如印版、呆板时不能写作‘闆，因为他们和‘老板的‘板只是形体相同的字，是不同的两个词。《说文解字》没有收录‘闆，梁代的《玉篇·门部》有‘闆，门中视，本读作pǎn，这是个使用率极低的生僻字，现存的文献中很难看到用例，但却用为‘老板，有人認为这是因为老板常暗中监视员工干活。历代语料显示，这一意义除了写作‘老板、老闆，还写作‘老版、老办、老班等，而且‘老闆出现的时间也不是最早的。”这种说解体现了汉字的魅力和汉字所蕴含的情趣，对理解和掌握繁体字的用法大有助益。

（三）条目编排方面，打破原行格局，采用繁体附列简体的形式，便于“重学”繁体字，并编制了供双向检索的汉字笔画索引，便于读者“重学”、翻查。

如前所述，该书字头择取以1986年新版《简化字总表》（共3个字表1个附录）为依据，但该表以简化字附列繁体字形式，并不适宜于“重学”繁体字。有鉴于此，《重学汉字》以繁体附列简体形式，翻转了以简体附列繁体的字头排列顺序。不成字的14个可类推偏旁，则在繁体附列简体的基础上，按笔数排列，符合汉字排检习惯。

该书的作者都是接受过汉语言文字学专门训练的高级专门人才，有多年汉字学习与教学的经验，视野广阔、知识渊博、功底深厚，因而能寫出这样既有较高学术价值，又富有广泛实用意义的高水平学术著作。相信本书的出版，肯定会在语言文字学界和语文教学领域引起很大反响，肯定会为汉字研究水平和汉字应用水平的提高提供强大的正能量，肯定会对海峡两岸、港澳地区乃至整个汉字文化圈的文化交流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