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下读着那些翻译书，想象巴黎是什么样子，伦敦是什么样子，马德里是什么样子。等我们真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地方的自由想象反而被具体化了，再也不能随便想了。”

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

发自浙江乌镇

2017年，大英图书馆珍藏作家手稿来中国展出，展品包括英国作家拜伦、王尔德、兰姆和伍尔芙的手稿原件，首站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第二站到了浙江省桐乡市乌镇木心美术馆。对于一座地处小镇的美术馆来说，这样规格的展览实属难得，又并非没有渊源。

2015年，木心美术馆曾从德国借来五件尼采手稿，主办了特展《尼采与木心》。德国人最初很犹豫。“你告诉我，过去一百年，有没有亚洲任何国家来借过尼采（手稿）？”木心美术馆馆长陈丹青反问对方，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文化在过去一百年被大量地翻译过来，真的影响了中国。”很快，德国人答应出借。

英国人也被类似的原因打动。随英国作家手稿展出的，有这些作家的英文原著和各式中译本，最古老的译本已近百年历史，全部由木心美术馆提供。

木心本人就是西方文学的忠实读者。书读得多了，他笔下的人物也仿佛走遍了世界。1980年代，一位文人疑惑地问木心是不是游历过欧洲许多国家。“如果对她说我没有去过欧陆，她会发窘，”木心当时回答，“是呀，像梦游一样。”

事实上，直到1994年，木心才踏足伦敦，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去欧洲。三周的旅行后，他动笔写下散文《英伦夜谭》，仅仅写了九页，便永远搁置了。“我盘桓英伦，反而畏于描摹目击亲炙的那一切。”木心开玩笑说，“但丁如果真的下地狱上天堂，他也写不出《神曲》。”

工整清晰的伍尔芙潦草而疯狂的拜伦

在木心美术馆特展厅，四位英国作家的手稿各据一方。拜伦的诗作《爱情与黄金》写给一位神秘女性，告诫她爱情的危险。拜伦把稿纸叠成小块，随身携带，留下深深的折痕。灵感到来时，他展开稿纸，用铁胆墨汁写作，几乎是一气呵成，通篇墨色均匀。拜伦一边写，还一边旋转纸页，诗行从稿纸的四边流淌下来，在稿纸中心碰撞交汇。

小说《达洛维夫人》手稿则透露了伍尔芙生活的某些痕迹。伍尔芙与丈夫经营过一家出版社，她通常会把稿纸装订成一册精装书的模样，《达洛维夫人》就是如此。这部小说的创作历时两年，伍尔芙会在纸页边栏空白处写下日期，如同某种形式的日记。伍尔芙的字迹从容不迫，但写到男主塞普默蒂斯去哈利街看病时，伍尔芙正饱受着病痛的折磨，这一段，她涂涂改改，写了多个版本。

王尔德的剧本《温夫人的扇子》的手稿和兰姆写给作家朋友的书信也是展览的重头。据说，王尔德的习惯是写完初稿后，让人打出来，随即又在打印稿上做各种修改。

“伍尔芙和兰姆是工整、清晰的。王尔德跟拜伦都是潦草而疯狂的，这两个人才气纵横，都是狂飙式人格，文稿上也是那个样子。”台湾作家詹宏志说。

1970年代，担任文学编辑的詹宏志收到的都是手写稿。在他看来，我们可以通过笔迹书写、修改的状态了解作者的个性，甚至每个作家跟作品搏斗的过程。

“这个工具几乎是消失了。”现在，很多作家都开始用计算机写作，只有余光中等少数作家仍在交手稿。“但是余光中的手稿有不同的意义，他希望你把整个手稿一起印出来。与其说那是一个手稿，不如说是一幅画。”

木心年轻时写过22册手稿。1980年代，木心初到纽约，只画画，不写作。1983年，他与画家陈英德相识，两人交流绘画时，陈英德却惊叹于木心的文字。在陈英德等人的鼓励下，木心重新提笔写作。

1980年代，木心随时随地会在任何纸面上写作。待到定稿时，木心再用正楷工整誊抄，如果出现修改，则全部重抄。正是木心的不厌其烦，使得同一篇文字的抄正稿往往有好几本。

木心不择稿纸的写作习惯与早年经历有关。2001年，木心写于1960年代的狱中手稿首次公开展出。因为纸张稀缺，木心在每张16开大小的稿纸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地写了近万字，一共66张。

然而，木心并没有把这些手稿整理成文字，而是保留了它们本来的面貌。“作者已辨认不清所写的是什么，已全然忘却曾写过的是什么，”木心自陈，“雅典文化全盛时期，是彩色的希腊，我们瞻仰的神殿废墟，是单色的希腊。当事物的第一重意义消去之后，可能有第二重意义出来，往往是第二重意义更深远更近乎事物的本质，我喜欢且也习惯沉醉在第二重意义里。”

拜伦这位哥哥好像在哪见过

“这四位作家，我一行都没读过。”在展览当晚的沙龙上，陈丹青如此开场。参加沙龙的作家王安忆也坦承，这四位作家她都没有好好读过。

“在民国，浙江和江苏交界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个小孩子在读拜伦？”陈丹青感叹，“我和王安忆是上海人，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读过拜伦。”

“我小时候心目中的诗人，就是雪莱、拜伦、普希金。秀丽，鬈发，大翻领衬衫，手拿鹅毛笔……”木心晚年回忆道。

木心的故乡乌镇文脉深厚。梁朝昭明太子萧统曾在此读书，编录《文选》，历代后彦学而优则仕，仕而归则商，豪门巨宅、林园相连。木心家是当地望族，家中仆佣热衷谈论《七侠五义》，管家酒后能白壁题诗，木心的外祖母精通《周易》，祖母为木心讲过佛经《大乘五蕴论》。

清末民初，木心就读小学时，课本里已经出现了勃朗宁的诗，音乐老师还教莫扎特。家里为木心请来教西洋文学的家教是东吴大学的文科学士、美国学者杜威的学生。

1934年，作家茅盾把十几箱藏书从上海运回乌镇，取三间平房建成一座书斋。木心与茅盾是乌镇同乡，两家相距不过两公里，木心小时候见到茅盾，称对方“德鸿伯伯”（茅盾字德鸿）。小木心常常去茅盾的书斋借书，满屋子欧美文学经典，藏书中能见到高尔基、巴比塞等作家的亲笔签赠，以及茅盾阅读后留下的圈点、眉批和注释。木心的文学创作也由此启蒙。

半个世纪后，木心的文字被人推荐给了台湾《联合报》编辑痖弦。1984年，痖弦在《联合文学》创刊号上大篇幅刊登了木心的作品。

“痖弦是一个做事很谨慎、小心的人，他这么大手笔不多见的。”台湾作家詹宏志1970年代长期担任痖弦的助手，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用这么大的篇幅，在《联合文学》第一期上，登了一个没人知道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赌注。”

创刊号推出后，一夜之间整个台湾都在谈木心。随后，当时台湾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副刊——《联合报》副刊和《中国时报》副刊，都接力式地发表了一系列木心作品。

痖弦没有说过力推木心的原因，不过，詹宏志从痖弦的诗作里发现了一些线索。“痖弦跟木心很像，他们在开始创作时，都没到过外国，但是他们都有能力打造出一个像是有很多西方世界经验的作品。”

詹宏志出生于1950年代，也有过类似体验。“我们都是在封闭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来自这些书带给我们的想象。在乡下读着那些翻译书，想象巴黎是什么样子，伦敦是什么样子，马德里是什么样子。”詹宏志说，“等我们真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地方的自由想象反而被具体化了，再也不能随便想了。这种乐趣是新一代人不容易有的，因为他们更快地接触到真实了。”

1982年，在纽约工作的詹宏志第一次见到木心，便印象深刻。当时在纽约的中国作家很多，“陈白尘等老前辈也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可是他们对美国社会有一点畏缩，觉得这个社会跟他熟悉的社会很不一样。”詹宏志回忆，“木心先生去了那里很自在的，坐下来就是一个纽约绅士的模样——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才到纽约没几个月。”

木心当时的衣物都是旧的，但是穿戴讲究，气质上像欧洲人。“纽约是适合他的地方，”詹宏志说，“出了纽约往中西部走，美国人的穿着是非常随便的，强调个人的自由和舒适，不在乎场合的，欧洲相对有很多规矩，而纽约很像欧洲。”

众多欧洲作家中，木心极推崇拜伦。“我小时候一看这名字，还没读作品，就受不了了。再看画像，更崇拜。”木心晚年调侃，“宝玉见黛玉，说这位妹妹好像哪儿见过。我见拜伦，这位哥哥好像哪儿见过。精神血统就是这样。”

木心说：“英国文学，莎士比亚之后公推拜伦。”抛开学术评判，詹宏志认为，拜伦是木心等一代作家“精神面貌的来源和重要的启蒙”。

“西方有君权的政府、神权的教会，而你（拜伦）要从这里挣脱出来，变成一个可以跟天使平起平坐的人。”詹宏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作者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冲击。因为中国人口规模特别大，是一个群体性很强的社会，为了便于管理，它并不追求个性；欧洲的发展是很小的国家去占领很大的世界，它需要一个人当一百个人用，所以个性解放。”

“我感到的是一种代际的差异，”陈丹青总结道，“30后40后喜欢文学的，读拜伦、海涅、济慈是一定的，因为拜伦是一个叛逆的人，是清末民初一路贯穿的革命符号；50后不再需要拜伦这样的人，我们读《约翰·克里斯朵夫》。我和王安忆是同代，我们都偏爱俄罗斯文学和法国写实主义文学一路，对英国伍尔芙的现代主义和18世纪拜伦的浪漫主义就会生疏；1980年代到现在，翻译出版越来越多，世界文学差不多都全了，可是看书的人开始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