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勇

近日，欧洲十位知识分子以九种语言集体发表了一份《巴黎宣言》，针对欧洲当前困境与未来方向，鲜明提出了属于“保守主义”光谱的一系列主张。这份宣言在欧洲知识界没引起多少关注，中文译者特意点出这属于“当前欧洲思想界一种相对边缘的立场和观点”，但在中国国内，这份宣言却引发了不少讨论。

知识分子有家园意识，主动针对当下现实困境进行基于自己专业的行动，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的“士”颇为相似，而与技术化的知识分子定位截然不同。宣言中也恰好针对这一点，批评“技术专家”。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力图跳出枝节上的纠缠，在根目录上提出一份整体性的原则框架。

简言之，这份宣言以民族国家框架来反对超民族国家的欧盟进程；以基督教传统与以“伟大”为代表的希腊罗马古典德性反对1968年以来“非常片面”的自由观：性自由、自我表达的自由、“做自己”的自由；以尊重包括父母权威在内的家庭结构与自然等级反对力图抹去一切差别的平等；以具有主导力的文化认同反对无底线的多元文化主义……

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宣言”而非学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希望这种声音能参与当前的公共讨论，影响欧洲的未来。但是，欧洲知识界的冷淡，似乎正验证着宣言中的判断：在教育与公共讨论等等领域，一种弃绝的文化已经生根，对进步主义的一些“政治正确”的质疑，已难以成为公共议题。

然而，知识界的态度与政治现实存在不容小觑的差异。更偏保守主义的政治在欧洲和美国的力量不断增强，更能说明现实的变化。英国选择脱欧，彰显了欧盟作为超民族国家理想的困境，德国默克尔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政治家看重后果的责任伦理压过了从普适原则出发的意图伦理。保守主义与左翼自由主义的分歧，从来不仅是理论上的，而是与现实问题直接相互激发。保守主义的兴起，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宣言提出的原则，针对的是真问题。

不过，欧盟之所以不仅成为左翼自由主义者的一个理想，也在1945年后逐渐成为欧洲人的现实选择，正因为从古希腊小邦林立带来的战争一直到民族国家体系协调失败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与中世纪天主教治理体系都不是稳定的解决方案，这份宣言也承认这一点，但却并没有给出原则性的解决思路。

或许，这恰是左右两翼需要并存的理由所在。当左翼所追求的解放式个体自由、平等与普适主义日益极端，以至于走向自己的反面时，右翼就会将钟摆往回拉，强调传统、德性、权威与共同体的价值。在具体问题中，对这种平衡机制的不断反思和优化，而不是只支持哪一翼，也许才是解决欧洲困境的更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