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琦

今天学术界总是在争论一个问题，中国的当代艺术应该怎么发展？我们是抛开传统，奋勇追逐西方当代艺术的步伐，还是固守传统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自上世纪60年代，放眼国际视野，艺术的中心由法国转向纽约，一种经济引导文化的风暴席卷而来，全世界似乎都在跟随美国的发展步伐，其中也包括艺术。而在很长的时间里，模仿与紧追是我们所学习的主要内容，就连艺术的评判标准大多也是按照西方的审美基准进行的。有时在想类似于沃尔夫林的形式分析学、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能否成为阐释中国画的方法论。为了能赶上西方现代绘画的形式，我们对自己做了太多的分解与抛弃，以至于在一个艺术大繁杂的时代里，走什么路，怎么走成为长期困扰当代人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处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从魏晋南北朝到唐这一阶段，产生了空前的发展。佛教的发展带来了佛教艺术的繁荣，作为一种外来的绘画艺术，它会有怎样的命运？秦汉所建立的一套艺术体系是社会的主流艺术，佛教以新的题材带来新的表现模式，如凹凸画法、线条、构图、敷色、空间的表现等等。同样是多元文化融合的时代，同样是外来文化冲击的时代，西方绘画的各种表现形式不断刺激我们的神经，面对新的艺术形式，我们的先辈艺术家们是怎么做的呢？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历代绘画总会出现一个大致的风格特征，唐重色，宋重墨，元尚意，明清尚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