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韜

引 言

龜兹(Kucha)古國〔1〕龜兹古國的中心即今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地區庫車縣，現代維吾爾語稱爲Kuca。龜兹古國在我國漢文典籍中曾被稱爲龜兹或丘兹、丘慈、邱兹、屈兹、屈茨、屈支、歸慈、歸慈、拘夷等，這些同名異寫詞均爲古代龜兹語kutsi的不同譯法。9世紀中期回鶻自漠北西遷之後，龜兹屬高昌回鶻王國，回鶻人稱該地區爲käsün，漢文典籍中作曲先、苦先等。位於絲綢之路北道，新疆天山南麓與塔里木盆地北緣〔2〕龜兹古國包括今庫車、拜城、新和、沙雅四縣和今阿克蘇市、烏什、柯平、阿瓦提、温宿四縣，還影響到巴楚、輪臺、庫爾勒、尉犁縣西部。《通典》卷一九一《邊防七》記載:“龜兹……東去長安七千五百里，户七千。南與精絶，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031頁)另《册府元龜》卷九五八《外臣傳·國邑二》載:“龜兹國，王治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絶、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11269頁)精絶即今新疆和田民豐縣，且末即今新疆和田且末縣，杆彌即今新疆巴州策勒縣以北，姑墨即今阿克蘇地區温宿縣。。其佛教活動從公元3世紀始見於漢文史料，綿延至11世紀當地逐漸伊斯蘭化爲止，是中古時期聲名遐邇的西域佛教重鎮。今天散佈在新疆庫車、拜城與新和縣一帶的諸多佛教石窟寺及地面寺院遺址構成了昔日龜兹佛教文化的主要載體，龜兹石窟即是此地各處石窟群的統稱〔3〕龜兹境内分佈著近二十所大小不一的石窟寺遺址，本文討論的龜兹石窟寺院遺址範圍主要是其中的九處主要石窟寺遺址，包括新疆庫車縣内的庫木吐喇石窟(Kumtura)、克孜爾尕哈石窟(Kizilgaha)、森木塞姆石窟(Simsim)、瑪札伯哈石窟(Mazabaha)、阿艾石窟(A'Ai);拜城縣内的克孜爾石窟(Kizil)、台台爾石窟(Taitai'er)、温巴什石窟(Wenbashi);新和縣内的托乎拉克艾肯(Tograk-eken)石窟等。經過核對前人的研究成果與筆者的實地考察，確定唐與回鶻時期龜兹石窟遺址主要涉及庫木吐喇石窟、森木賽姆石窟與阿艾石窟，而在克孜爾石窟、克孜爾尕哈石窟與森木塞姆石窟出現利用前期洞窟局部繪製回鶻風壁畫的現象。。

龜兹石窟的發展大致經歷兩個階段，前期階段以龜兹人開鑿的龜兹風洞窟爲主，後期階段包括漢人、龜兹人與回鶻人開鑿的唐風洞窟、龜兹風洞窟與回鶻風洞窟。龜兹石窟的學術調查與研究工作自德國學者開啓迄今已有百餘年歷史，可以概括分爲前後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初年以國外探險隊爲主體的調查與研究活動;第二階段是20世紀50年代初至今以中國學界爲中心對龜兹石窟開展的調查與研究活動。本文主要針對唐與回鶻時期龜兹石窟壁畫研究的學術史作出梳理，即主要圍繞龜兹石窟的庫木吐喇石窟、阿艾石窟與森木塞姆石窟展開討論〔1〕根據筆者實地考察判斷，龜兹石窟中的庫木吐喇石窟最爲集中保存了唐代安西都護府設立在龜兹時期開鑿的唐風洞窟(窟群區第 11、13、14、15、16、17、30、36、65、68、69、70、71、72 窟)與龜兹回鶻時期開鑿的回鶻風洞窟(窟群區第 9、10、12、22、24、37、38、41、42、43、45、46 附 1、53、55、56、60、61、62、62A、75、79 窟)，阿艾石窟是一處單體唐風洞窟，森木塞姆石窟則保存了爲數不多的龜兹回鶻時期開鑿的回鶻風洞窟(第40、44、46窟)。。

一、文獻中最早記録的庫木吐喇石窟

關於庫木吐喇石窟目前所知較早的文獻資料記述出自18世紀清代謝濟世的《戎幕隨筆》與19世紀清代徐松的《西域水道記》。

謝濟世《戎幕隨筆》曾記載庫木吐喇石窟:

丁谷山千佛洞白衣洞，即唐書所謂阿羯田山。山勢自西而北迤邐趨東南，天山所分一大干也。白衣洞有奇篆十餘，剥落不可識。洞高廣如夏屋，屋隅有泉流出。洞中石壁上鐫白衣大士像，相好端正，衣帶當風，如吴道子筆。洞左複有一洞，如曲室，深窈不可窮，前臨斷崖，見西南諸峰無名而秀異者甚衆，西日照之，雪光耀晃，不能久視。上下山谷，佛洞以百數，皆元人所鑿。佛像亦剌麻所爲，醜怪百出，不堪寓目。壁鐫楷書輪回經一部，字甚拙，亦元時物，或指唐人刻者，繆也。〔2〕俞浩《西域考古録(十八卷)》，《四庫未收書輯刊》史部第9輯第7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692頁。

徐松《西域水道記》記載庫木吐喇石窟:

渭干河東流，折而南，凡四十餘里，經丁谷山西，山勢斗絶，上有石室五所，高丈餘，深二丈許。就壁鑿佛像數十鋪，瓔珞香花，丹青斑駁。洞門西南向，中有三石楹，方徑尺，隸書梵字，鏤刻回環，積久剥蝕，惟辨‘建中二年’字。又有一區，是沙門題名。〔3〕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二，朱玉麟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96頁。

徐松長於地理，細心考察天山南北，辨識了庫木吐喇石窟“建中二年”的題記。而對於龜兹石窟現代學術研究的起點是始自德國學者與探險家組成的德國吐魯番探險隊對龜兹石窟遺址的調查以及之後發表的研究成果。

二、第一階段:20世紀初年以國外探險隊爲主體的調查與研究

對庫木吐喇石窟與森木塞姆石窟進行系統地調查與研究活動始於20世紀初年的國外學者，在這些國外探險隊調查過程中多伴有盜揭壁畫、盜掘塑像與文書的行爲，最早來到庫木吐喇與森木塞姆石窟進行考察並公佈考察資料與研究成果的是德國學者。

(一)德國探險隊的考察與研究

1902年至1914年，“德國皇家吐魯番探險隊”(German Royal Turfan-Expeditions)四次在新疆境内考察，考察隊的詳細情況列表如下(表1)。在對新疆庫車地區四次考察中，德國人給庫木吐喇石窟部分洞窟擬名並編號。德國人在介紹洞窟内容和分期斷代時提到了22個洞窟，這22個洞窟的名稱和中國現行編號情況列表如下(表2)。德國人也對森木塞姆石窟的9個洞窟進行編號與擬名，這些洞窟名稱和中國現行編號情況列表如下(表3)。

表1 “德國皇家吐魯番探險隊”四次在新疆考察情況簡表〔1〕 根據 Herbert Härtel(ed．)，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West Berlin State Museum，Exhibition Catalogue，New York，1982，pp．24 － 46．Toralf Gabsch(ed．)，Auf Grünwedels Spuren:Restaurierung und Forschung an zentralasiatischen Wandmalereien，Leipzig:KÖhler＆ Amelang，2012，pp．15－27．Caren Dreyer，Abenteuer Seidenstrasse．Die Berliner Turfan-Expenditionen 1902－1914，Leipzig:E．A．Seemann verlag，2015，pp．20－247 製表。

(續表)

表2 庫木吐喇石窟洞窟現行編號與“德國皇家吐魯番探險隊”擬名對照表〔1〕 依據晁華山《庫木吐喇石窟初探》所附“庫木吐喇洞窟現編號與德人所擬名對照表”，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庫車縣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175頁。晁華山將德人編號並擬名的庫木吐喇臨河主區第33號涅槃窟對應中國編號窟群區第38窟，根據筆者考證，德人編號並擬名第33號涅槃窟對應庫木吐喇窟群區中國編號第12窟，參見劉韜《庫木吐喇窟群區第12窟窟名考證與畫塑題材重構》，《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17年第2期，98—105頁。

表3 森木塞姆石窟洞窟現行編號與“德國皇家吐魯番探險隊”擬名對照表〔1〕 依據 Albert Grünwedel，Altbuddhisti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Bericht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bei Kuca，Qaras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Berlin: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pp．181－191與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檔案卡片整理而成。

在四次新疆考察探險活動完成之後，德國學者格倫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先後發表了《新疆古代佛教遺跡——1906～1907年在庫車、焉耆和吐魯番緑洲的考古工作報告》〔2〕Albert Grünwedel，Altbuddhisti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1907 bei Kuca，Qaras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Berlin: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趙崇民、巫新華中譯本《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與《古代庫車》〔3〕Albert Grünwedel，Alt-Kutscha．Archologische und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Forschungen an Tempera-Gemälden aus Buddhistischen HÖhlen der ersten acht Jahrhunderte nach Christi Geburt，Berlin:Otto Elsner Verlagsgesellschaft M．B．H．，1920．等著作，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和瓦爾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合著《中亞佛教中的晚期古希臘羅馬藝術》〔4〕Albert von Le Coq und ErnstWaldschmidt，Die Buddhhistische Spätantikein Mittelasien，7 vols．Berlin:Dietrich Reimer，1922－1933．管平、巫新華中譯本《新疆佛教藝術》(一至七卷)，烏魯木齊: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年。等著作。瓦爾德施密特另撰寫《犍陀羅·庫車·吐魯番——中亞中世紀早期藝術導論》〔5〕Ernst Waldschmidt， Gandhāra， Kutscha， Turfan．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frühmittelalterliche Kunst Zentralasiens，Leipzig:Klinkhardt＆ Biermann，1925．等專著。他們的著作比較系統地刊佈了有關龜兹石窟的調查與研究成果，拉開了龜兹石窟研究的序幕，成爲龜兹石窟研究史上的奠基之作。

除上述論著之外，德國吐魯番探險隊在庫木吐喇石窟與森木塞姆石窟拍攝了大量的歷史照片，今藏於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檔案室。這些歷史照片集中展現了百年前庫木吐喇石窟與森木塞姆石窟的情況，尤其是大量未經德國人揭取壁畫前的洞窟照片爲我們今天研究洞窟塑像與壁畫佈局、壁畫題材内容考證等問題提供了珍貴的圖像資料〔1〕2015年筆者在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考察研究期間，該博物館中亞部主任畢麗蘭(Lilla Russell-Smith)女士與檔案管理員卡倫·德雷爾(Caren Dreyer)女士爲我展示並提供了收藏於該博物館檔案室的歷史照片資料。(表 4)。

表4 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館藏“德國皇家吐魯番探險隊”拍攝庫木吐喇石窟與森木塞姆石窟唐風與回鶻風洞窟照片資料列表〔2〕 依據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提供的館藏歷史照片整理而成，照片編號是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檔案管理員卡倫·德雷爾女士的工作成果，筆者對照片拍攝内容作出了重新核對整理。

“德國皇家吐魯番探險隊”在所有國外探險隊中最早也最爲系統地公佈了對龜兹石窟的詳細記録與調查研究資料，其對龜兹石窟的分期斷代觀點影響至今，儘管存在不足，但仍是關於龜兹石窟研究的奠基之作。《新疆古佛寺》與《新疆佛教藝術》中刊佈的資料爲我們系統考察研究龜兹地區唐風與回鶻風洞窟壁畫提供了詳實的圖像資料與文字記録。

(二)日本探險隊的考察與研究

日本淨土真宗西本願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大谷光瑞(Otani Kozui)於1902年8月至1912年6月組織了三次以新疆爲中心的中亞探險考察活動。承擔大谷探險隊探險任務的主要有8人，探險隊的考察時間與探險隊員情況如下(表5)。

表5 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考察時間、考察成員與考察日記簡表

日本探險隊的考察成果在《西域考古圖譜》〔6〕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東京:國華社，1915年。與《新西域記》〔7〕上原芳太郎編《新西域記》，東京:有光社，1936年。中集中發表。這兩部著作集刊佈了大谷探險隊在庫木吐喇石窟考察的經過、發掘品及研究成果。《西域出土佛典之研究》對《西域考古圖譜》中所收漢文佛典進行了考釋校録〔8〕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編，井ノ口泰淳責任編集《西域出土佛典の研究——〈西域考古圖譜〉の漢文佛典》，京都:法藏館，1980年。。大谷探險隊發掘的漢文經典對於研究龜兹唐風洞窟壁畫内容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表6)。

表6 《西域考古圖譜》收録大谷探險隊收集庫車地區漢文佛經列表

(續表)

除上述研究資料與研究成果之外，日本學界對庫木吐喇石窟的研究成果有:

1．關於庫木吐喇石窟壁畫題材的研究

熊谷宣夫(NobuoKumagai)根據大谷探險隊帶回的題記殘片、渡邊哲信和野村榮三郎日記關於題記的記録、格倫威德爾的記録以及松本榮一(Keichi Matsumoto)的《敦煌壁畫之研究:圖像篇》，解釋了庫木吐喇第16窟主室左、右側壁的壁畫題材。熊谷宣夫認爲庫木吐喇第16窟主室右壁中心壁畫是觀經變相，右邊是序分義，左邊是十六觀;主室左壁中心壁畫是以《灌頂經》爲根據的藥師淨土變相，右邊是十二大願，左邊是九横死〔1〕熊谷宣夫《クムトラキンナラ洞将来の壁畫について》，《佛教藝術》第5輯，1949年，58—67頁;松本榮一《敦煌畫の研究:圖像篇》，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7年，45—90頁。。

2．關於庫木吐喇石窟畫風與風格分類的研究

熊谷宣夫曾詳細討論了大谷探險隊帶回的塑像頭部〔2〕杉山二郎《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録 大谷探險隊將來品篇》，東京國立博物館，1971年，圖版18—23。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圖5—6。，他在《西域雕塑雜記》中《庫木吐喇的塑像》〔3〕熊谷宣夫《西域雕塑雜記》，《清閒》第19册，1944年1月，轉引自中野照男《二十世紀初德國考察隊對庫木吐喇石窟的考察及而後的研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庫車縣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241頁。一節認爲，菩薩塑像頭部7件、天女形塑像1件、鬼形頭部2件、在旅順的菩薩頭部、老人像頭部、馬首共3件，均爲取自同一石窟的文物;同時經考證，他認爲這些均爲《新西域記》上卷第33至337頁插圖所示在庫木吐喇一窟中所獲得的文物，並根據每件作品詳細論述了這些塑像的表現特徵與製作工程〔4〕同上。。爾後，熊谷宣夫撰《從庫木吐喇帶回的塑像菩薩頭部》一文認爲，塑像彩畫包含漢族系統繪畫因素，並推測這個菩薩頭部原藏窟寺是按照回鶻—中國風格建造的〔5〕熊谷宣夫《從庫木吐喇帶回的塑像菩薩頭部》，《大和文華》第12號，1953年12月，轉引自中野照男《二十世紀初德國考察隊對庫木吐喇石窟的考察及而後的研究》，241頁。。

此後，中野照男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庫木吐喇石窟塑像頭部》中對熊谷宣夫的觀點提出異議〔6〕中野照男《クムトラ出土の塑像頭部》，《MUSEUM》第333卷，東京國立博物館，1978年，15—23頁。。他根據渡邊哲信關於這些塑像的記録認爲塑像是在主室或側廊壁前設置的板凳式臺座上安放的，這種安置方式在克孜爾第60、63窟與庫木吐喇第22窟可見，屬於第二種風格，並非屬於熊谷宣夫推測的回鶻—中國風格。屬於回鶻—中國風格的庫木吐喇石窟如16與38窟都不見上述塑像的安置方式。

由於庫木吐喇石窟資料較少，日本學界對其研究不及對克孜爾石窟的研究。日本由於保存更多的關於庫木吐喇及庫車地區漢文文書資料，故對漢文經典的考釋和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對於庫木吐喇石窟的洞窟結構、壁畫佈局與題材研究等問題仍存在較大的研究空間。

(三)法國探險隊的考察與研究

1907年1月2日，法國漢學家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率領的考古探險隊在發掘新疆巴楚圖木舒克遺址後經阿克蘇和拜城到達庫車，在庫車勘察發掘了八個月，至1907年9月3日離開。伯希和根據《大唐西域記》中玄奘經過龜兹國記載的阿奢理貳伽藍和昭怙厘伽藍爲指導制定了他考察發掘的地點，即考察庫木吐喇石窟、發掘木札提河西部的夏哈吐爾佛寺遺址〔1〕伯希和稱爲都爾都爾－阿乎爾佛寺遺址(Douldourqour)。、考察發掘庫車河兩岸北部的蘇巴什佛寺遺址等。

伯希和從夏哈吐爾佛寺和蘇巴什佛寺帶回法國的收集品主要有夏哈吐爾佛寺壁畫、陶土塑像殘片、木製品、建築木材、金屬品、陶器與雜物等。關於蘇巴什佛寺遺址的收集品則有木製品、陶器與舍利盒等，現均收藏在法國巴黎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根據巴黎吉美博物館館藏伯希和探險隊拍攝的歷史照片以及在巴黎吉美博物館展出的作品原件判斷，其壁畫風格與庫木吐喇石窟壁畫風格基本一致，均顯現出“印度－伊朗風格”之第一種風格與第二種風格〔2〕德國學者瓦爾德施密特對龜兹石窟壁畫風格總結爲“印度－伊朗風格”(Indo-Iranian Style)。、龜兹唐風與龜兹回鶻風壁畫風格，列表如下(表7)。

表7 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館藏法國探險隊拍攝龜兹夏哈吐爾佛寺唐風與回鶻風壁畫照片資料列表〔3〕 依據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駐佛羅倫斯美術史研究所與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Kunsthistorisches Institut in Florenz，Max-Planck-Institut and Asian Art Museum，National Museums in Berlin)博士後研究員檜山智美(Satomi Hiyama)女士提供的照片資料整理而成。

伯希和一行調查了庫木吐喇石窟，拍攝了許多洞窟内的照片，今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收藏了當時拍攝的歷史照片，其中涉及龜兹唐風洞窟與回鶻風洞窟的照片資料據筆者統計主要是庫木吐喇窟群區第12、14、15、16和45窟，照片編號與照片内容列表如下(表8)。

表8 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館藏法國探險隊拍攝庫木吐喇唐風洞窟與回鶻風洞窟照片資料列表〔1〕 依據檜山智美(Satomi Hiyama)女士提供的照片資料整理而成。

伯希和探險隊從西域帶回的考古出土品今保存在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中。伯希和生前未出版過關於此次西域考察的專門研究論著，關於伯希和探險隊的完整檔案資料，其弟子韓百詩(Louis Hambis，1906—1978)曾計劃整理出版共二十七卷〔1〕韓百詩計劃整理《伯希和考古檔案》二十七卷，具體是:第一卷《圖木舒克》(圖版卷)，1961年，法蘭西學院版;第二卷《圖木舒克》(文字卷)，1964年，法蘭西學院版;第三卷《庫車建築寺院·都爾都爾－阿乎爾和蘇巴什》(圖版卷)，1967年，法蘭西學院版;第四卷《庫車建築寺院·都爾都爾－阿乎爾和蘇巴什》(文字卷)，1982年，法蘭西學院版;第五卷《庫車·石窟寺》(圖版卷)，尚未出版;第六卷《庫車·石窟寺》(文字卷)，尚未出版;第七卷《庫車·素描畫與速寫畫》，尚未出版;第八卷《庫車地區諸遺址·龜兹文題記》，1987年，法蘭西學院版;第九卷《庫車·壁畫》，尚未出版;第十卷《從庫車到敦煌之間的諸小遺址》，尚未出版;第十一卷《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6册，1980—1992年，法蘭西學院亞洲研究所中亞和高地亞洲研究中心版;第十二卷《敦煌的幡畫·風格與圖像研究》，尚未出版;第十三卷《敦煌的織物》，1970年，法蘭西學院版;第十四卷《敦煌的幡畫》(文字卷)，1974年，法蘭西學院版;第十五卷《敦煌的幡畫》(圖版卷)，1976年，法蘭西學院版;第十六卷《敦煌的幡畫·題記研究》，尚未出版;第十七卷《敦煌的幡畫·圖像研究》，尚未出版;第十八卷《敦煌的幡畫·風格研究》，尚未出版;第十九卷《敦煌的版畫與白畫》，尚未出版;第二十卷《敦煌的雕塑》，尚未出版;第二十一至二十三卷《敦煌的壁畫》(文字卷)，尚未出版;第二十四至二十六卷《敦煌的壁畫》(圖版卷)，尚未出版;第二十七卷《敦煌的織物》(圖版卷)，尚未出版。參見伯希和著，耿昇譯《伯希和西域探險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32—33頁。，但韓百詩生前並未完成。有關伯希和探險隊在庫車夏哈吐爾佛寺及蘇巴什佛寺遺址的考察成果主要發表在:

第一，《伯希和考古探險隊檔案》第三卷《庫車建築寺院·都爾都爾－阿乎爾和蘇巴什》(圖版卷)〔2〕Louis Hambis，(etal．)(ed．)，Douldour-Aquour et Soubachi．Mission Paul Pelliot，TomesⅢ，Paris:Adrien-Maisonneuve，1967．。這本著作主要包括伯希和在夏哈吐爾佛寺和蘇巴什佛寺原址拍攝的照片;由伯希和在此兩處遺址搜集的考古文物(包括建築木料、壁畫殘片、粘土雕塑、金器與金屬器皿)及繪製的遺址平面圖與建築平面圖;日本大谷探險隊、格倫威德爾與勒柯克率領的德國吐魯番探險隊在同一遺址拍攝的歷史照片〔3〕此部著作是馬德玲·阿拉德(Madeleine Hallade)在西蒙娜·高利埃(Simone Gaulier)和利利雅娜·庫爾圖瓦(Liliane Courtois)的幫助下完成。參見羅波爾·熱拉－貝札爾(Robert Jera-Bezard)《伯希和西域探險與法國的西域史研究》，《伯希和西域探險記》，412—413頁。。關於夏哈吐爾佛寺遺址中的唐風與回鶻風壁畫殘片發表在本書的圖42至圖45中。

第二，《伯希和考古探險隊檔案》第四卷《庫車建築寺院·都爾都爾－阿乎爾和蘇巴什》(文字卷)〔4〕Louis Hambis，(etal．)(ed．)，Douldour-Aquour et Soubachi．Mission Paul Pelliot，TomesⅣ，Paris:Adrien-Maisonneuve，1982．。此本著作主要包括:馬德玲·阿拉德(Madeleine Hallade)繪製的綫描圖;西蒙娜·高利埃(Simone Gaulier)撰寫的文獻與保存在巴黎吉美博物館的文物解説目録;利利雅娜·庫爾圖瓦(Liliane Courtois)對伯希和在蘇巴什原址拍攝壁畫照片作高度概括的風格研究，蘇巴什壁畫與庫車其他遺址壁畫以及犍陀羅、古代阿富汗藝術資料作出的比較，利利雅娜·庫爾圖瓦認爲蘇巴什壁畫歸於5世紀中葉或末葉〔5〕羅波爾·熱拉－貝札爾《伯希和西域探險與法國的西域史研究》，《伯希和西域探險記》，413—414頁。。

關於伯希和在庫木吐喇石窟的考察研究成果，至今尚未發表。在韓百詩二十七卷《伯希和探險隊檔案》計畫中，關於庫木吐喇石窟研究的著作，其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伯希和探險隊檔案》第五卷《庫木吐喇遺址》(庫車地區)，著作包括内容如下:第一，莫尼克·瑪雅爾(Monique Maillard)根據伯希和探險隊的照片對庫木吐喇遺址的研究。第二，介紹中國考古學家晁華山的研究成果。第三，至今尚存漢文題識的録文以及伯希和當年釋讀的録文。第四，伯希和探險隊攜歸並保存在巴黎吉美博物館的雕塑、繪畫和雜物的解説目録等〔1〕羅波爾·熱拉－貝札爾《伯希和西域探險與法國的西域史研究》，《伯希和西域探險記》，411—418頁。。

(四)俄國探險隊的考察與研究

1905年俄國中亞與東亞研究委員會決定委派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别列佐夫斯基(Mikhail Mikhailovich Berezovsky，1884—1912)前往庫車地區考察。1905年11月2日，M．M．别列佐夫斯基和其堂弟尼古拉·馬特維耶維奇·别列佐夫斯基(Nikolay Matveyevich Berezovsky)兄弟二人從俄國聖彼得堡出發，於1906年2月6日到達庫車。其間他們考察了庫木吐喇石窟、克孜爾石窟與森木塞姆石窟等遺址。1907年12月别列佐夫斯基兄弟結束考察工作。關於此次工作的具體情況，别列佐夫斯基兄弟曾以書面形式彙報給謝爾蓋·費多羅維奇·奥登堡，其詳情及考察成果於1908年2月9日由奥登堡在俄委會會議上彙報了這次考察情況。在蘇聯科學院弗拉基米爾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東方學檔案館中，可以找到一些1909年3月6日M．M．别列佐夫斯基在科學院會議上彙報的新疆考察的内容。此次考察帶回的大部分資料被保存在蘇聯科學院弗拉基米爾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東方學檔案館中，還有一小部分是M．M．别列佐夫斯基以書信方式給奥登堡所作的重要彙報，保存在蘇聯科學院列寧格勒州檔案館裏。在奥登堡1909年至1910年關於這一地區工作報告中也提及M．M．别列佐夫斯基的考察材料。在庫木吐喇石窟，M．M．别列佐夫斯基曾拍攝了大量的照片、測繪了夏哈吐爾佛寺遺址，H．M．别列佐夫斯基則臨摹了壁畫殘片。在森木塞姆石窟，别列佐夫斯基兄弟繪製了森木塞姆峽谷總體平面圖，拍攝了照片以及臨摹過壁畫〔2〕H．H．娜齊洛娃著，林海萍等譯《С．Ф奥登堡對中國新疆和西部地區的考察》，《新疆文物》2003年第3—4期，114頁。。

俄國探險家謝爾蓋·費多羅維奇·奥登堡(Sergey Fyodorovich Oldenburg，1863～1934)於1909年至1910年和1914年至1915年組織過兩次中國新疆探險隊。1910年12月19日奥登堡到達庫車，在這裏他參觀了蘇巴什佛寺、森木塞姆石窟、克孜爾石窟、克孜爾尕哈石窟與庫木吐喇石窟等遺址，設計了調查草案，詳細記録遺址中壁畫位置及風格特點並發現了大量壁畫與題記殘片〔1〕H．H．娜齊洛娃著，林海萍等譯《С．Ф奥登堡對中國新疆和西部地區的考察》，《新疆文物》2003年第3—4期，116頁。。奥登堡的工作方法是對考古發掘品拍攝精確清晰的照片並作詳細的著録。1910年1月10日前後，奥登堡來到庫木吐喇石窟，於1月12日離去。他考察過地面遺址與洞窟，曾注意到庫木吐喇第50窟的横列因緣畫中有多頭佛的形象，認爲這在東傳系佛教國家中是獨一無二的〔2〕С． Ф．Ольденбург，Русская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 － 1910，roдa，Caнкт-Дeтepбypr，1914，pp．69－71．。在森木塞姆石窟，奥登堡探險隊拍攝了大量的照片，繪製了數幅洞窟平面示意圖，並從一些洞窟中揭取了壁畫〔3〕同上書，62—64頁。。

俄國探險隊收集的文物，先是於1910年被收藏在聖彼得堡俄國科學院人類學與民族學博物館(Музе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並有簡要編目。1931 年 至 1932 年，移 至 聖 彼 得 堡 國 立 艾 爾 米 塔 什 博 物 館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自1935年起開始部分展出，這些收集品包括壁畫、繪畫、陶器、約上百件寫本、照片以及遺址的考古草圖等。

俄國探險隊對龜兹石窟考察的相關資料至今尚未系統刊佈〔4〕關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庫藏龜兹石窟壁畫情況至今尚未公佈。初步得知，俄藏龜兹石窟壁畫包括俄國探險隊“收集品”以及1945年蘇聯紅軍在攻克德國柏林時截獲的一批德藏新疆收集品。參見柴劍虹《俄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庫藏原德藏新疆壁畫簡析》，新疆龜兹學會編《龜兹學研究》第5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581—586頁。，暫時没有條件對俄藏龜兹石窟壁畫殘片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目前可以參鑒的資料主要有奥登堡編寫的《1909至1910年俄國新疆探險考察初步簡報》〔5〕С． Ф．Ольденбург，Русская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экспедиция1909 － 1910，roдa，Caнкт-Дeтepбypr，1914．(Sergey Fyodorovich Oldenburg，Russkaja Turkestanskaja kspedicija 1909 － 1910 goda:Kratkijpredvaritel'nyj ot c et'，Sanktpetersburg:Imperatorskoj Akadademii nauk，1914)與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出版的展覽圖録等〔6〕俄藏新疆收集品展覽圖録參見Olga P．Deshpande(ed．)，The Caves of One Thousand Buddhas— Russian Expeditions on the Silk Route，On the Occation of 190 Years of the Asiatic Museum，Exhibition Catalogue，St．Petersburg:The State Hermitage Publishers，2008．。此外，尤·斯·胡佳科夫對勒柯克在庫木吐喇石窟發現的兩塊唐風壁畫殘片圖像中的民族身份與内容作了詳細的分析〔7〕尤·斯·胡佳科夫著，李琪譯《庫木吐拉千佛洞之壁畫》，《新疆文物》1990年第1期，132—135頁。。

(五)英國斯坦因的考察

1908年1月17日，瑪爾克·奥萊爾·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到達庫車，他曾在一周内考察了庫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爾尕哈石窟、夏哈吐爾佛寺以及蘇巴什佛寺等遺址，將庫木吐喇遺址分成三區〔1〕斯坦因將庫木吐喇遺址劃分爲:“一、左岸山壁兩組岩洞(即庫木吐喇石窟)。二、一座故城，在兩組岩洞西南1．5英里，位於河流右岸，是座中心與北端各有一窣堵波的大寺遺址。三、色乃當遺跡，在上述故城西南方約1．25英里，位於河流左岸。具有55碼見方的厚實牆墩，中央有殘破窣堵波，一個角落有拱拜。”參見1909年12月 3日斯坦因個人信函，見於 A．F．Rudolf Hoernle，The Bower Manuscript．Reprinted，with additions，from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edition on VolumeⅩⅫ of the new Imperial Seri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Bombay，1914，p．10．轉引自慶昭蓉《庫木吐喇周邊諸遺址——以出土胡漢文書與早期探險隊資料爲中心》，榮新江、朱玉麒主編《西域考古·史地·語言研究新視野:黄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545—546頁。。斯坦因於1月25日離開庫車，其調查活動情況較爲倉促〔2〕奥雷爾·斯坦因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譯《西域考古圖記》第三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707—708頁;奥雷爾·斯坦因著，向達譯《西域考古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277—290頁。。

(六)民國時期的考察與研究

1928年9月初至11月中旬黄文弼作爲中國和瑞典聯合組織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來到新疆庫車、新和、沙雅與拜城等地遺址考察，共歷時七十日。1928年9月3日黄文弼來到庫木吐喇石窟進行考察發掘，10月28日抵達森木塞姆石窟。此次考察研究成果發表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3〕關於黄文弼對庫木吐喇石窟的考察與研究，參見黄文弼著，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其中庫木吐喇考察經過見該書13—18頁;庫木吐喇千佛洞壁畫殘片分析見該書71—72頁;漢文洞壁刻辭見該書第103頁，圖4—11;民族古文字洞壁刻辭見該書104頁，圖12—18;洞窟分佈圖見該書附圖七;庫木吐喇石窟窟群區速寫圖見該書附圖八;庫木吐喇單個石窟平面圖見該書附圖九。關於黄文弼對森木塞姆石窟的考察與研究，參見該書27—28頁。。黄文弼記録森木塞姆石窟除寺廟以外，大約有佛洞28個，黄氏在此發現唐代“建中通寶”錢幣一枚，推斷森木塞姆石窟寺在8至9世紀間尚在活動。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發表了5幅龜兹回鶻風壁畫，並記録是出自庫木吐喇石窟河壩洞同一壁面的壁畫殘片〔4〕黄文弼著，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塔里木盆地考古記》，71—72頁、圖版貳三—貳伍，圖28—32。黄文弼在書中記録此五幅壁畫出自河灞洞同屬一壁，但未具體標明這五幅壁畫殘片出自他命名編號的河灞洞具體洞窟編號，故無法對應今庫木吐喇石窟編號，本文仍按照黄氏原説出自河壩洞。。黄氏從壁畫畫風上認爲有唐人作風，壁畫題材上來自漢地，年代或爲8世紀後半期至9世紀所繪。

黄文弼是第一位對新疆龜兹石窟進行系統、科學地考察與研究的中國學者，他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披露的龜兹回鶻風壁畫爲此書僅見，作者注重洞窟題記的記録與文獻的對應，初步判斷庫木吐喇石窟開鑿自3世紀50年代至9世紀末年，爲後人的繼續研究作出了基礎性的記録考察工作。黄文弼並未對庫木吐喇石窟進行整體編號，限於當時的考察條件與考察安排，黄文弼並未對庫木吐喇石窟整體遺址進行系統發掘，其作出的研究與判斷是初步性的。

三、第二階段:20世紀50年代初至今以中國學界爲中心對龜兹石窟開展的調查與研究

第二階段是20世紀50年代初至今以中國學界爲中心對龜兹石窟開展的考古學、美術史學、歷史學與語言學等學科視角下的調查與研究工作。

1953年9月至12月，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調查組對新疆天山南路文物進行調查，調查結束後，武伯綸撰寫了《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調查》一文〔1〕武伯綸《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調查》，《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10期，74—88頁。。文章中簡要記録了庫木吐喇石窟與森木塞姆石窟的位置，將庫木吐喇石窟共編號99個洞窟，記録庫木吐喇第12、13窟等7個洞窟千佛旁有漢文題記〔2〕同上文，76頁。。1957年常書鴻完成了《新疆石窟藝術》的初稿，1978年整理後因諸種原因於1996年出版〔3〕常書鴻《新疆石窟藝術》，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205—208頁。。常書鴻《新疆石窟藝術》中認爲庫木吐喇石窟在4世紀以前開創，第二期石窟大約是7至9世紀所建，第三期是從9世紀下半葉至 11 世紀。常書鴻記録了庫木吐喇窟群區第 3、4、7、12、14、16、19、24、46、68～72、76窟等洞窟的窟形、塑像、壁畫與題記等内容。常書鴻記録第16窟左側壁第一身男子供養像榜題爲“威郡王郭”，並推斷其爲《新唐書·地理志》中記載的郭昕〔4〕同上書，119—133頁。。

1961年，中國佛教協會與敦煌文物研究所組成新疆石窟調查組，閻文儒領導這次調查組調查了新疆天山以南的各石窟，調查結束後閻文儒撰寫了一系列文章。《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5〕閻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第7—8期，41—59頁。對龜兹石窟作了詳盡的描述，從窟形、壁畫題材、藝術風格、圖案花紋與文字題記等各方面進行了考察，在此基礎上劃分了各石窟的分期。閻文儒將庫木吐喇石窟選出壁畫保存較好的32個洞窟，按照畫風分爲三期，其中第三期唐代時期的洞窟共 20 個，編號爲第 4、9、10、11、12、13、14、15、16、36、37、38、42、43、45、60、61、62、65、71 窟。

關於龜兹地區唐風與回鶻風洞窟，閻文儒劃分了第三期洞窟的類型，列舉了新出現的壁畫題材，分析了壁畫風格，增補記録了第76與78窟内外的漢文題記。閻文儒根據洞窟數量判斷，庫木吐喇石窟盛唐以前並不繁榮，安西都護府移置龜兹以後直至高昌回鶻時期是最繁榮時期，庫木吐喇石窟是龜兹藝術中與中原藝術風格最接近的一所石窟寺遺址〔1〕閻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第7—8期，50—53頁。。

閻文儒還撰寫了《龜兹境内漢人開鑿漢僧住持最多的一處石窟——庫木吐拉》〔2〕閻文儒《龜兹境内漢人開鑿漢僧住持最多的一處石窟——庫木吐拉》，《現代佛學》1962年第4期，24—29頁;另載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疆考古三十年》，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582—588頁。。文中提到庫木吐喇石窟第4至16窟是漢人開鑿的洞窟，指出了庫木吐喇第4、12、14、15和16窟的部分壁畫題材並進行描述。文中列舉庫木吐喇第15、16、45、49、51、69與76窟漢文榜題，同時提到第7與42窟的漢文與回鶻文榜題，證明庫木吐喇與金砂寺等遺址是龜兹境内漢僧住持最多的一個區域。文中就清代徐松《西域水道記》中的記載提出異議並分析。此文是中國學者首次從漢風角度專題系統研究庫木吐喇石窟，糾正了國外學者在研究龜兹石窟片面强調希臘文化與犍陀羅文化的影響而忽視唐代安西都護府設立在龜兹後龜兹石窟表現出的中原漢族文化影響的傾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爲後來學者研究庫木吐喇唐風洞窟與回鶻風洞窟乃至整個龜兹石窟與中原文化的關係奠定了扎實的研究基礎。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北京大學考古系宿白教授帶領馬世長、晁華山、許宛音、丁明夷等人在新疆石窟考察，重點是克孜爾石窟與庫木吐喇石窟，對這兩處石窟作了大量的測繪、攝影與記録等工作，獲得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隨後，晁華山、馬世長、許宛音與丁明夷等人又多次來到庫木吐喇石窟與森木塞姆石窟考察。他們的研究成果在《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中集中刊佈，書中收録了晁華山《庫木吐喇石窟初探》〔3〕晁華山《庫木吐喇石窟初探》，《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170—202頁。，馬世長《庫木吐喇的漢風洞窟》〔4〕馬世長《庫木吐喇的漢風洞窟》，《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203—224頁。，梁志祥、丁明夷《記新發現的幾處洞窟》〔5〕梁志祥、丁明夷《記新發現的幾處洞窟》，《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225—230頁。，中野照男《二十世紀初德國考察隊對庫木吐喇石窟的考察及而後的研究》〔6〕中野照男《二十世紀初德國考察隊對庫木吐喇石窟的考察及而後的研究》，231—242頁。等文章。書中不僅刊佈詳備的圖録，還專文對庫木吐喇石窟的時代、洞窟類别、形制組合、壁畫題材、藝術風格以及石窟研究學術史等方面作了系統的研究與論述。此外，丁明夷對森木塞姆石窟與克孜爾尕哈石窟的洞窟形制與壁畫題材作了記録且分析詳細〔1〕丁明夷《記兩處典型的龜兹石窟——森木塞姆與克孜爾尕哈石窟》，新疆龜兹石窟研究所編《龜兹佛教文化論集》，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3年，356—378頁。。這些研究成果代表了20世紀90年代末關於庫木吐喇石窟與森木塞姆石窟研究的最高水準。

1995年出版的《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新疆壁畫全集4庫木吐拉》〔2〕中國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新疆壁畫全集4庫木吐拉》，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年。與《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新疆壁畫全集5森木塞姆克孜爾尕哈》收録了更爲豐富的庫木吐喇石窟與森木塞姆石窟壁畫圖像資料，書中將庫木吐喇石窟壁畫按照五至六世紀、七至八世紀、九世紀及以後的時間順序進行分類刊佈;將森木塞姆石窟壁畫按照早期、中期與晚期的時間順序進行分類刊佈。賈應逸等人分别爲兩部畫册撰寫了《歷史畫廊——庫木吐喇石窟壁畫研究》《畫壁虹橋——森木塞姆等石窟壁畫研究》兩文〔3〕賈應逸、買買提·木沙《歷史畫廊——庫木吐喇石窟壁畫研究》，《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新疆壁畫全集4庫木吐拉》，1—26頁;另載賈應逸《新疆佛教壁畫的歷史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170—207頁。賈應逸《畫壁虹橋——森木塞姆等石窟壁畫研究》，中國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新疆壁畫全集5森木塞姆克孜爾尕哈》，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5年，1—29頁;另載作者《新疆佛教壁畫的歷史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241—279頁。。書中關於德國人揭取的壁畫與中國現洞窟編號的比對出現錯誤〔4〕《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新疆壁畫全集4庫木吐拉》圖182應爲庫木吐喇第45窟壁畫，此書記録爲庫木吐喇第73窟;圖145供養菩薩應爲庫木吐喇第13窟壁畫，此書記録爲庫木吐喇第11窟;圖206、207降魔成道中的魔軍圖像應爲庫木吐喇第12窟壁畫，此書記録爲庫木吐喇第10窟。，對部分圖像的解釋存在爭議。賈應逸另作專文《庫木吐喇回鶻窟及其反映的歷史問題》，討論了她劃分的庫木吐喇回鶻時期洞窟，並以早期、繁榮期與晚期論述庫木吐喇回鶻窟與歷史背景並涉及龜兹回鶻、高昌回鶻與沙州回鶻的關係，作者試圖以回鶻窟壁畫來討論回鶻西遷之後的歷史問題〔5〕賈應逸劃分的庫木吐喇回鶻窟有: 庫木吐喇 GK19 窟、窟群區第 10、12、13、22、24、38、41、42、45、62、68、75、79窟等。賈氏按回鶻窟早期以第79窟爲代表，中期以第10、12、42、45窟爲代表，晚期以第38窟爲代表討論了庫木吐喇回鶻窟反應的龜兹回鶻歷史問題，爲回鶻時期庫木吐喇石窟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此文並未寫明作者對庫木吐喇回鶻窟劃分及分期的詳細依據，對於德藏原出自庫木吐喇窟群區第12窟的降魔變與涅槃圖壁畫的位置核對出現錯誤。參見賈應逸《庫木吐喇回鶻窟及其反應的歷史問題》，敦煌研究院編《1994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卷》，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年;另載賈應逸《新疆佛教壁畫的歷史學研究》，208—222頁。。

20世紀90年代關於庫木吐喇石窟唐風洞窟與回鶻風洞窟專題研究的文章還有劉松柏《庫木吐拉石窟寺的淨土變壁畫》〔6〕劉松柏《庫木吐拉石窟寺的淨土變壁畫》，《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81—89頁。，文中對庫木吐喇石窟淨土變壁畫的概況、經變畫圖像經典依據、經變畫藝術特點與時代進行分析與討論。劉松柏另作有《庫車古代佛教的觀世音菩薩》〔1〕劉松柏《庫車古代佛教的觀世音菩薩》，《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35—45頁。，對庫木吐喇石窟觀世音菩薩壁畫與塑像殘片進行分析與討論。吴焯撰《庫木吐拉石窟壁畫的風格演變與古代龜兹的歷史興衰》〔2〕吴焯《庫木吐拉石窟壁畫的風格演變與古代龜兹的歷史興衰》，《龜兹佛教文化論集》，332—355頁。把庫木吐喇石窟壁畫分爲三種樣式，即克孜爾樣式、敦煌煌佛教藝術的西傳——從新發現的新疆阿艾石窟談起》，《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第;26—33、111頁;霍旭初《阿艾石窟題記考識》，《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50—59、125頁;霍旭初《阿艾石窟信仰探察》，作者《龜兹石窟佛學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66—282頁;吴濤《龜兹佛教藝術與阿艾石窟壁畫》，《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52—57頁。樣式與伯孜克里克樣式，並將三種樣式與龜兹歷史文獻相對應，觀察藝術風格與龜兹歷史演變的關係。這種樣式分類顯得過於簡單，容易混淆庫木吐喇石窟壁畫樣式自身發展的特點，也没有注意這三種樣式之間自身的發展演變關係。

1999年阿艾石窟被發現〔3〕新疆龜兹石窟研究所《庫車阿艾石窟第1號窟清理簡報》，《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合刊，67—74頁。，學界分别從阿艾石窟壁畫題材、壁畫内容、繪畫風格、文字題記、歷史背景、佛教思想、社會信仰、石窟年代及與敦煌石窟的關係等問題逐步展開討論〔4〕苗利輝《阿艾石窟的壁畫内容及歷史背景》，《新疆文物》1999年3—4期合刊，136—142頁;霍旭初《敦。

21世紀以後新疆龜兹石窟研究所出版並發表了一系列石窟内容總録與專題文章〔5〕新疆龜兹石窟研究所編《庫木吐喇石窟内容總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新疆龜兹石窟研究所編《森木塞姆石窟内容總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新疆龜兹石窟研究所《庫木吐喇石窟題記、題刻和榜題的調查與初步整理》，《新疆文物》2005年第2期，56—61頁;新疆龜兹石窟研究所《庫木吐喇石窟79窟調查報告》，《新疆文物》2005年第2期，49—55頁;新疆龜兹石窟研究所《庫木吐喇石窟寺窟群區第10～17窟考古調查報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編《庫木吐喇千佛洞保護修復工程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208—249頁;李麗《試論庫木吐喇石窟壁畫風格的演變》，《新疆文物》2005年第2期，80—86頁。，爲學界提供了研究龜兹石窟的基礎材料。新疆龜兹研究院與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合作對庫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瑪札伯哈石窟與克孜爾尕哈石窟的吐火羅語題記進行識讀與公佈〔6〕新疆龜兹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克孜爾尕哈石窟現存龜兹語及其他婆羅謎文字題記内容簡報》，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7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2—4頁;新疆龜兹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瑪札伯哈與森木塞姆石窟現存龜兹語及其他婆羅謎文字題記内容簡報》，沈衛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45—61頁;新疆龜兹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庫木吐喇窟群區第34窟現存龜兹語壁畫榜題簡報》，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9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1—32頁。。李樹輝根據對洞窟功德主身份進行考證，判斷庫木吐喇第75、79窟壁畫繪製於唐貞元十一年(795)四月或稍後〔1〕李樹輝《庫木吐喇石窟第75、79窟壁畫繪製年代和功德主身份研究》，《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36—42頁。。王征採用美術史風格學與考古類型學方法對龜兹石窟的壁畫風格進行劃分，進而討論龜兹石窟壁畫的年代問題〔2〕王征《龜兹佛教石窟美術風格與年代研究》，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9年，116—122頁。，不僅細化了德國學者對龜兹石窟壁畫風格的分類，而且詳細討論了各種風格延續融合演變的複雜情況，對龜兹石窟漢地風格、回鶻風格和龜兹風格相混合的洞窟從形制與壁畫内容佈局上作了系統描述。德國慕尼黑大學莫妮卡·茨茵(Monika Zin)教授對森木塞姆第46窟窟頂龜兹回鶻風壁畫圖像内容作出詳細解讀〔3〕Monika Zin，“Identification of Kizil Paintings V(9．The Painted Dome from Simsim and its Narrative Programm，10．Elapatra)”，Indo-Asiatische Zeitschrift，2011．15．pp．57－69．。姚律通過對庫木吐喇“五聯洞”隧道内兩方紀年題刻的釋讀，認爲“五聯洞”修建年代應在唐玄宗天寶年間〔4〕姚律《庫木吐喇石窟五聯洞修建年代芻議》，《新疆藝術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12—17頁。。日本學界關於庫木吐喇回鶻風洞窟壁畫的研究文章還有森美智代(Michiyo Mori)《一位僧人永恒的禪定:庫木吐喇第75窟正壁壁畫的主題》，將庫木吐喇第75窟正壁人物形象辨識爲禪定僧，而非前賢判斷的地藏菩薩像，認爲這是庫木吐喇第75窟壁畫的主題内容〔5〕森美智代《クムトラ石窟第七五窟の壁畫主題について:ウイグル期亀兹仏教の一側面》，《美術史研究》第50卷，東京:早稻田大學，2012年，125—146頁。。任平山將庫木吐喇第75窟正壁圖像與編號P．2649V敦煌寫本對讀，提出庫木吐喇第75窟正壁所繪圖像可定名爲《腹海乳注圖》，表現的是僧人密修禪定進行的奇特觀想之相〔6〕任平山《庫木吐喇第75窟——敦煌寫本P．2649V的龜兹圖現》，《美術研究》2015年第5期，12—19頁。。2013年3月意大利學者魏正中(Giuseppe Vignato)出版了《區段與組合——龜兹石窟寺院遺址的考古學探索》〔7〕魏正中《區段與組合——龜兹石窟寺院遺址的考古學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2014年何恩之(Angela Falco Howard)與魏正中又出版了《古代龜兹寺院關於禪修的考古學與視覺來源》〔8〕Angela F．Howard and Giuseppe Vignato，Archaelogical and Visual Sources of Meditation in the Ancient Monasteries of Ku c a，Leiden:Brill，2014．，兩部著作可互爲參照。魏正中將庫木吐喇石窟谷口區遺址與烏什吐爾、夏哈吐爾地面佛寺遺址聯繫起來考察，認爲谷口區第一區段遺址是爲居住在地面佛寺的僧團提供禪定場所，第二區段更像是禮拜區，絶大多數洞窟都有裝飾〔9〕魏正中《區段與組合——龜兹石窟寺院遺址的考古學探索》，75頁。。魏正中具體論述了庫木吐喇窟群區的洞窟組合與改建問題，洞窟組合有講堂窟與中心柱窟組合、一個小型洞窟和其兩側各一個大像窟組合(36～38、63～65窟)。洞窟改建實例有窟群區第22號講堂窟改建成方形窟且佛壇背後立有伸至窟頂的木質屏風;第69號講堂窟改建成方形窟等。魏正中根據改建後建築形式以及第22窟屬於C種風格壁畫〔1〕魏正中用風格A、B、C分别指代格倫威德爾將龜兹石窟壁畫劃分爲第一風格、第二風格與第三風格，但不採納格氏三種繪畫風格前後相繼的觀點及其年代含義。參見上書，i頁。、第69窟三面牆上開龕設壇立像在漢地中原常見的現象推斷講堂窟改建爲禮拜窟的原因是龜兹傳統佛教轉變爲由長安資助的大乘佛教〔2〕同上書，83—87頁。。此外，魏正中討論庫木吐喇窟群區第74至76窟由禪定窟改建爲羅漢窟，推斷了漢人由於政治、信仰、文化等多種因素在安西都護府之後對龜兹本土佛寺的改造，從區段、組合與功能等方面討論了庫木吐喇石窟在某一時段出現了與傳統龜兹佛教的斷裂，本土特徵雖有所保留，但大部分洞窟不再屬於龜兹原初宗教與文化景觀，反倒可以視爲漢地佛教向西域的回流〔3〕同上書，88頁。。書中的分析建立在長期嚴格且準確的考古學調查資料基礎上，對於庫木吐喇石窟從具體洞窟組合、打破關係到更加宏觀的區段與功能的分析，爲我們全面探索庫木吐喇石窟寺遺址提供了考古學方面的有益思路，其研究成果對從美術史視角考察龜兹唐風洞窟與回鶻風洞窟壁畫的年代、壁畫分期以及宗派信仰等相關學術課題也提供了有益的啓示。這是在宿白提出將考古學地層學與類型學方法引入石窟寺研究之後對於龜兹石窟考古學視角下的進一步深入探索與研究成果。

對龜兹石窟寺遺址的考察與研究已經進行了百餘年，學界從美術史學、考古學、歷史學和語言學等學科視角進行不斷深入的探索與研究。早期德國學者、日本學者的筆記與著録提供了庫木吐喇部分唐風洞窟與回鶻風洞窟的詳實記録，並就壁畫題材、内容與風格進行探索。此後日本學者對部分唐風洞窟與回鶻風洞窟壁畫、塑像與題記展開研究。中國學者則注意到龜兹石窟中漢風洞窟的重要性，從考古學與歷史學視角對洞窟類型、洞窟組合、壁畫内容、洞窟發展歷史背景與斷代等問題進行細緻的研究。在系統梳理分析龜兹石窟學術史後，本文認爲雖然學界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然存在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尤其是採用美術史研究方法來解決庫木吐喇石窟與森木塞姆石窟關於唐風與回鶻風洞窟結構、壁畫題材、壁畫内容、壁畫佈局與壁畫風格等研究工作還處於起步階段。庫木吐喇石窟與森木塞姆石窟流失海外壁畫的復位問題是探討龜兹唐風洞窟與回鶻風洞窟壁畫的基礎，只有在準確壁畫復位基礎上纔能展開進一步解讀壁畫題材與討論壁畫風格的工作。對於龜兹地區唐風洞窟與回鶻風洞窟壁畫學術研究工作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可以繼續展開，具體爲:

第一，前賢往往將龜兹地區唐風洞窟與回鶻洞窟混同爲“漢風洞窟”進行討論，這樣不利於分清安西都護府時期與龜兹回鶻時期不同時間與不同民族繪製的壁畫，不能進而清楚地分析壁畫圖本樣式與風格來源，也不容易梳理龜兹石窟壁畫從題材、風格、樣式與宗教信仰的流變以及發展規律。因而首先要在前賢“漢風洞窟”判斷的基礎上，盡可能系統全面地調查、核對與劃分龜兹唐風洞窟與龜兹回鶻風洞窟。

第二，由於龜兹石窟壁畫殘片主要分散藏於多國博物館中，尤其是國外資料並未全部被國内學界熟知，故中國學界在先前洞窟壁畫復位工作上存在一定錯誤，導致無法準確進行壁畫佈局以及壁畫與石窟結構關係的進一步討論。因此，研究的首要工作是盡可能搜集相對全面完整的流散國外壁畫殘片資料，並準確核對與復原壁畫位置。

第三，學界從考古學與歷史學視角對庫木吐喇石窟與森木塞姆石窟壁畫已作出大量的研究工作且成果宏富，但從美術史學角度在壁畫題材、内容、樣式與風格等方面解讀壁畫，討論壁畫與塑像、塑繪與建築空間的關係，以此考察唐風洞窟壁畫對龜兹回鶻風洞窟壁畫的影響，龜兹回鶻與高昌回鶻、中原藝術以及龜兹本地藝術的交流演變關係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仍然非常缺乏。

第四，龜兹唐風洞窟壁畫的年代分期問題依然模糊，唐風洞窟的絶對年代判斷有待解決;龜兹回鶻風洞窟的起止年代問題長期以來模糊不清。對洞窟壁畫年代問題的進一步探索又可以反之對藝術史視角下其他研究工作地展開提供幫助。

上述這些學術成果與存在的問題即成爲對於唐與回鶻時期龜兹石窟壁畫繼續討論研究的基礎和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