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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美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嬗变

2017-10-14裘丽霞

魅力中国 2017年23期
关键词:美国

裘丽霞

内容摘要:以商营为基础的美国传媒行业中,非商业的广播电视发端于教育广播。这一传播体系在大型基金会与政府有意的助推下,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市场地位,彰显了自身的社会价值。鉴于学界对这方面研究的缺乏,本文拟通过对美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宏观的视角来剖析其建构的历史演进。

关键词: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共教育

美国传媒行业是建立在私有商营的基础上,市场主导的纯商业化运作是美国媒介的主要模式。当然,20世纪前后开始盛行起来的广播电视业也继承了这样的传统。但是,在其传媒系统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即美国的公共广播电视。对于美国的商业传媒研究已然多不胜数,而对于其公共传媒的考察却非常有限。鉴于学界对这方面研究的缺乏,本文拟通过对美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宏观的视角来剖析其建构的历史演进。

一、发端于教育广播

不同于大多数地方性的非商营广播,出现于高等院校的教育广播在体制上属于公营性质,同时在运营上保持了一定的延续性。一方面,NAEB的教育广播从二战前延续到战争结束。另一方面,社会对于商业电视的批评日益增加。两个因素导致美国FCC将调频FM频率的广播执照颁发给教育电台,同时以调频AM频率为主的商业广播无心对新频段进行开发,而是专注于当时看起来更有潜力的电视媒体,争相投资以求优先占据市场先导。二战结束后,原本保留给教育电台的频道多少有所发展,同时也面临新媒体——电视的进一步威胁。碍于经费的短缺,教育电台无法申请到电视的经营执照。好在此时有基金会的援助,才使得全国性的教育频道得以保存和延续。这一阶段的公共广播体系主要是以广播为主,并开始向教育电视转型与发展。

二、福特基金会助力非商业电视

1952年,福特基金会成立了全国教育电视和广播中心,用以开发教育广播电视节目,当然主要以电视节目为主,并在此基础上在各方面开展了卓越的奋斗。首先,基金会资助了一系列结合电视来进行的学校教育的相关研究,旨在如何通过新的视听媒介来促进儿童教育。而这直到促成了后来儿童电视制作公司的成立,以及备受欢迎的儿童节目《芝麻街》的出现。此外,福斯特基金会积极促成了预留教育电视频道的政策出台,同时还资助教育电视台的建立,全国教育电视台NRT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在FCC对电视执照执行冻结政策的期间,福特基金会积极支持教育广播电视界对于非商业广播电视权益的争取,并配合非商业电视运动的开展。最终,FCC结束了长达4年之久的冻结政策,并发布了颇具意义的《第六号命令和报告》,在这一文件中,有242个非商业频道得以保留,其中包括高频80个,超高频162个,为教育电视在电视领域争取到了难得的发展空间与机会,也标志着非商业电视的诞生。

三、卡内基基金会引领发展

卡内基基金会是在教育与广播政策方面十分具有影响力的私人基金会。其创始人卡内基认为商营广电在信息、教育和文化上的促进十分有限,而这一系列“高尚的社会改良工作”应当由非盈利性质的组织与机构来担当。像图书馆、博物馆这类的公共机构,其秉持了服务公众的理念和目标,有助于保证社会实力配置上的健全,使国家免于来自下层混乱的大众运动,亦或是来自上层自私的官僚控制。知识,被视为是巨大贫富差距的桥梁,为了能更好地减轻社会不平等,大多数社会问题应当通过应用专业知识的教育来解决,而大众媒介则是最合适的信息传播载体。基于这样的理念,卡内基基金会积极活动于公共空间与政治博弈中,并于1967年发布了《公共电视:行动纲领》的报告。在福特基金会的基础上,将“教育电视”推进了一大步,甚至为其勾勒出了立法与体系建立的蓝图。它认为大众媒体广电能够最大规模地对公众进行公共启蒙与社会教化,弥补了学校教育体制的局限;同时,大众媒体能够帮助公众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时代背景;最后,大众媒体在视听艺术方面的形式创新,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不断的努力中,卡内基基金教育电视委员会促成了《1967年公共广播(电视)法案》的制定,为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四、公共体系最终的确立

20世纪60年代,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的出现为美国的传播环境带来了巨大变化。1963年颁布的《超高频UHF频道接收法案》大大增加了非商业广播电视的UHF频道。早期肯尼迪总统任职时期,出于自身经验,肯尼迪总统十分肯定电视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教育电视的改革发展。阅读习惯逐渐改变,传播方式也尝试更多的调整,电视在信息生活中的介入越来越广泛和频繁,电视广播与公众的意识链接也越来越紧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卡内基电视委员会的特都运作机制影响了非商业电视从教育电视向更广泛的公共电视的转变。如上文所述,卡内基基金会很好地利用了法律手段,1967年的法案确立公共广电的资助机制和组织方式。只是后来在国会的干涉下,公共广播电视比较依赖政府的拨款,而组织结构上法案所建議的建立一个广泛社会基础的公共广播体系,但成员的任命需要总统的许可。在法案的基础上,一个非盈利非政府的实体机构诞生——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PB)。它的性质是纯粹的公共性的,完全脱离于行政体制之外,并为各个公共广播电视台提供资金保障,以免受到权力与利益的侵扰和控制。同时,法案禁止CPB制作发行节目,经营联网体系,这一方面则是由全国公共广播公司NPR与公共电视公司PBS代为制作。至此,美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体系在法律的保障下,具备自身独立的管理运作机构以及运行体制,最终确立起来。而这一境况从70年代开始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商业电视网的观众总数不断萎缩,直至90年代,总述仅占60%左右,其垄断地位彻底被打破,而公共广播电视网的市场地位更为稳固,为多元化和不同意见提供了信息传播平台。

结语

从上述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大众传媒在上世纪上半叶,公共广播电视就已经在商业环境中萌芽成长起来,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通过各种基金会与社会各界,以及政府的共同影响下逐渐确立了自身的体系。从美国公共广播电视体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一体系是作为对商业广播电视的补充和矫正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其自身发展并不是以取代商业广播电视为目的,而是进行公共教育,并在日益发展的信息社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地位。

参考文献:

[1]周怡 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的现状和争议[J] 国际新闻界 2009年第3期 p171

[2]夏倩芳 公共利益界定与广播电视规制——以美国为例[J] 新闻与传播研究 第12卷第1期 p54-60

[3]王国平 广播电视业美国的运作模式研究[J] 求索 2004年第8期 p174-178

[4]张春华 传媒体制、媒体社会责任与公共利益——基于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变迁的反思[J] 国际新闻界 2011年第3期 p58-64

[5]张春华 胡庆平 美国广播电视体制的嬗变及诱因分析——基于经济学革命的视角[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1年第6期 p36-44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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