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 李睎睿

中国古代文人园林的审美境界及当代价值

○王维佳 李睎睿

园林的产生源于人类的“超越性需求”。史料中所记载的古埃及和古希腊的几何园林、古代中国的瑶池、悬圃、苑囿，或是天国乐园的人工仿造，或是人伦乐土的人间营造，更多地寄寓着一种生存理想。在中国发展出了文人园林，它是一种特殊化了的、面向“内在超越”的造园方式。文人园林以基于时间的季相景观设计语言，形成了独特的园林美学。基于自然季相的设计语言，开拓出宏廓而深邃的精神空间。在这里，自然万象与人的情感怀抱融为一体，现世情志升华为自然精神，世俗生活转化为自由栖居，展现出多重的审美境界。

一、文人园林的源起与文人的自然情结

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他们出仕则为士，在野则称文人，是有着政治抱负、道德操守、深厚学养的人。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积极进取，在学术思想上追真求道，在“遇”与“不遇”的人生际遇中，或充当坚持儒家理想和君子人格的政治家角色，或做一个奉道守真、失意而不失志的文人、雅士，有的甚至是身兼诗人、文学家、音乐家、画家于一身的艺术大家。

文人园林的直接起因，导源于汉末魏晋社会政治的大动荡时期儒、道、佛、玄诸家争鸣之际，士人为主导的生命个体意识觉醒的社会思潮。周、汉以来所奠定的政治秩序及其社会理想信念的动摇，使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退守自然，隐于山林。一些人更是将人生感怀、世事哲理融注于造园活动中，将造园活动升华为寄托理想、陶冶性情的艺术创作，促成了古代中国文人园林极其特殊的自然境界。

事实上，文人的自然情结并非起于魏晋。自然，在古代华夏人眼中，是厚德载物、繁育万类的温情的存在。远古时代，人们依靠仰望龙行之星空、俯察含章之大地、体会自然阴阳之变，形成了东方哲学观和造物审美观。自然使人深感慰藉，“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孔子认为这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自然中的“山林与，皋壤与”，同样令庄子“欣欣然而乐与”（《庄子·知北游》）！无论儒道，人们对自然可谓一往情深。而自然对于释家来说，是参禅悟道的心灵镜像。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对自然的禅悟中获得现世心灵的升华、现实人生的澄明，通过认识自然去认识“自心”。与西方对自然的认知——征服态度不同，在古代中国，自然是传统艺术的情感源泉。在《诗经》中，树、鸟等自然物，都具有关涉族群宗亲、家国社稷的情感属性。山与水被孔子赋予了“仁者”“智者”的道德人格特征，自然世界是老庄论道离不来的源头活水。到了战国屈原那里，自然物被更加艺术化了。他的楚辞，不仅涂抹着崇高的生命悲剧色彩，还留下了无数浸润着审美情感的草木花卉，开辟了“香草美人”的美学传统，使自然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都具有了浓重的生命色彩。魏晋六朝人更是纵情于自然，追求自然的素朴之美、生命的自足之乐。

因此，中国传统文人眼中的自然，是与人的精神合二而一的存在。深厚的文化土壤，使自然成为人的道德精神、心的自由精神、人生的澄明境界的体现，这也是文人园林的意趣所在。

二、自然季相与文人园林的设计语言

文人园林的设计原则是“因地制宜”“施法自然”，“园基不拘方向，地势自有高低;涉门成趣，得景随形”([明]计成《园冶》)，以“树无行次、石无位置”（[明]陈继儒《岩幽栖事》）的自然布局为空间设计的依据，追求“自成天然之趣”，这一点被认为是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美学。然而，仅仅基于空间的关系美学并不足以涵盖文人园林的审美特征。事实上，文人园林的设计语言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基于时间的季相语言。

自然季相，是客观世界对气候的一种特殊反应，是生物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春华秋实、绿肥红瘦是季相，枯山瘦水、柳暗花明是季相，草长莺飞、北雁南飞是季相，明月清风、秋月寒江也是季相……无论如何布局，如何设计园中的建筑，如何制造出大巧若拙的景观关系，离开了自然季相，文人园林的意趣都要大打折扣。只有将自然季相的虚景纳入园林的实景当中，虚实交融，才能营造出文人园林的设计之美。可以说，没有自然季相就谈不上文人园林。自然季相让文人园林成为鲜活的生命，成为与人同感共生的“活”的园林。

文人园林的自然季相设计以“切要四时”为第一要务。计成《园冶》云：“构园无格”“切要四时”。前者说的是基于空间的关系设计，后者强调的是基于时间关系的季相设计，就是利用生物的气候季相来设计园林景观。以南北朝时期谢灵运的始宁园为例。从谢灵运所记述的始宁园之美可见，除了自然地势之美，始宁园之美主要在于园中的自然季相之美。园中植物四季常新，春有绿萍浮水、菱花带露、修竹便娟、乔竦扶疏；夏有树木芬腴、芬芳含萼、扶渠华鲜；秋有蔚蔚丰秫、苾苾香粳；寒季到来，则绿葵怀露、白薤负霜、寒葱标倩；园中景色，一年之中，果树罗布，迎早候晚，“毖温泉于春流，驰寒波而秋徂”；一日之内“旦延阴而物清，夕栖芬而气敷”；刚刚“送坠叶于秋晏”，随即“迟含萼于春初”（[晋]谢灵运《山居赋》）……始宁园之美，就在这云蒸霞蔚、山林泉石、果蔬稻秫、花鸟虫鱼的四季景相之中彰显出来。

始宁庄园是文人园林初期的典范，对中国古代园林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诗人王维兼为画家、园林艺术家，他在《山水论》中提出“凡画山水，须按四时”，其中将四季的特点总结为：春景雾锁烟笼，水若染蓝；夏景则古木蔽天，绿水无波；秋景天如水色，幽林簇簇；冬景借地为雪，水浅沙平。这虽为画论，也是他对四季季相的观察，因此，在他营造的辋川别业中，也是春日“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王维《辋川别业》）；夏日“杂树映朱阑”，“明灭青林端”（王维《辋川集·北垞》）；秋天“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援”（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冬季“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王维《山中)》……同样的，在白居易的庐山草堂,植松柏、翠竹、白莲等等，“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唐]白居易《庐山草堂记》），四季季相之美，是园林之美最为重要的构成。

即便是园林空间设计的重要部分——建筑，也是以凸显自然景色为务，亭、楼、轩、榭、桥、廊、墙等人工之事——建筑都尽力通透开敞，对自然之景加以分、隔、透、露、框、夹等方式，创造出移步换景的景观美学，但文人园林的美，更在于移步换景与四季幻化所共同经造出的园林之美。

三、中国古代文人园林的审美境界

境界一：自然季相之美

“四时之动物深矣”（[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文人园林之游，首先是“物沿耳目”，“心以理应”的“神与物游”。是在“春秋代序，阴阳惨舒”中，感受“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感动。

借由基于时间的季相设计语言，文人园林之美便具有了生命感。“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刘勰虽然描述的是下笔之前的心与物游，却很恰当地揭示了园林之游的心理状态。人们正是在这自然中，夜雨蓬窗、山水坐卧、清流泛舟，在当轩对酒，四面芙蓉的园林中，将眼前身边的形色声香、云影徘徊等自然景象，“不光靠色彩、质地和形状，而且靠呼吸、气味、皮肤、肌肉运动和关节姿势，靠风中、水中和路上的各种声音”①，引发人生体验和感悟。面对自然，“迩即回眺，终岁罔斁”，感思“美物遂化，浮龄如借”，

“怨清香之难留，矜盛容之易阑”，唯有“长寄心于云霓”，表达对生命的一往深情。（[晋]谢灵运《山居赋》）

傅抱石《松涧寻幽》（1947年）

在园林之自然季相中，春日草色染堪绿，桃花红欲燃；秋日寒山转苍翠，天寒红叶稀；夏日杂树映朱阑，冬日水落而石出。文人园林的意趣，在于雅咏棠华，骚述秋兰，人在流连万象之际，物与心而徘徊。借自然之变幻，寄深远之情志；文人园林集中地创造出一种供人体物妙想、洞见世事的去处。

境界二：自然精神之美

表面看起来，一些文人造园的起因，貌似是现实中失意而退居田园的消极方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其实不然。首先，退隐不是颓废，而是一种对正向价值的坚守，儒家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与道家追求的自然天性互相印证并相互执守，这种精神追求进入到艺术和哲学的层面，从而超越了世俗的现世价值，凝结为超越性的价值追求，并升华、强化和体认为华夏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自然不仅启发人心，还陶铸了自然精神。自然精神首先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园林中的植物种植其实并非西方古典园林的几何式修剪需要所栽植，也非当代西方荒野美学所提倡的“自然的野性”“自然自发”的力量，而是特别选择松柏、菊竹、芙蓉等自然品性与自然形貌与人的道德、人格相一致的植物，松、竹、梅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为“四君子”，莲出淤泥而不染，竹高风而亮节——人格精神与自然物性相映照、相守望。在这个互相体认的过程中，物性更加纯粹，人格更加高贵，正如阿诺德所言：“感知者(心)是被感知者的一部分，反之亦然。”②人们观月映于川，辉光澄明了心，心也澄明了自然。心与月与川的互相辉映，悠然心会，表里俱澄，这就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因此，人们在园林景观中不仅仅兴发出人生感喟，而是由感官升发出自然精神的宏远境界。

文人园林常常通过为园命“名”点明志趣，表达这种对自然精神的追求，如谢灵运的始宁园，表达了返归自然使人心灵安宁的愉悦。唐代文人园以自然为映照，园名多凸显自然，如庐山草堂、浣花溪草堂、辋川别业等，提倡以泉、石、竹、莲安养心性，借书、琴、诗、酒陶冶情操，追求诗意、自然、内心虚空静寂的超脱境界；宋代文人之园名更突出人格精神境界，苏舜钦的沧浪亭、司马光的独乐园、沈括的梦溪园，以及北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所记载的仁丰园、归仁园，晃补之的归来园、苏州的寄傲园，明朝的日涉园、人境庐，清代王献臣的拙政园、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等等……总之，文人园林，或将自然纳入到生活，用自然大化藻雪人的精神；或将人的精神与自然的精神相统一，将现世人生转换为审美人生。自然的天真、素朴、坚忍、强大、厚德，与人的高贵精神相统一，廊庙与林泉相通，轩冕与山林相系，这才是文人园林的精神肯綮。

境界三：自由栖居之美

首先，自然而自适。中国文人园林的观念是，顺应自然、寄寓自然，睥睨功利，超越现实，在自然中开辟寓身的场所，“营造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宋书·谢灵运传》）。“梧竹幽居”“松风水阁”，是人与自然接洽的绝佳之地，是心灵的安放之所。所以园林首先显出一种自然而自适的生存态度，即心不为物役、不为形役，获得生存自由的栖居状态。在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的过程中间，获得从“体宁”，到“心恬”，到“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唐]白居易《庐山草堂记》)的栖居状态。

其次，自然而自愈。在中国古人眼中，自然是温情的、宁静的、治愈的。自然是对心的照料。孔子说，“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微子》）。隐于自然，为的是求得“放心”（《孟子·告子上》）——找回“大道”与“本心”；屈原在现实世界的挫折与伤痛，在自然中获得疗救，“餐秋菊之落英”“饮木兰之坠露”“纫秋兰以为佩”，自然的美德让他获得价值信念的重建；陶渊明在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田园安定下来，便不再惆怅、不再惶恐于“心为形役”，便从容于心远自偏，采菊东篱，心如南山般稳健，获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自我救赎的快感；在庐山草堂中，白居易感受了到精神的解放和心灵的洗涤，感受到“倦鸟得茂树，涸鱼还清源”的生命欢愉——中国文人眼中的自然是深情的、慰藉的，在自然中，“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人不累于俗、不滞于物，这种向自然生发涵育的人生，是一种自然栖居的美学。

正如林语堂所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天中有月。”（《来台二十四快事》）文人园林，就是在这逐层提升、开朗的栖居之中，达到自由栖居的天地自由境界。

四、文人园林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

文人园林无疑首先是生态美学的，因为园林的基本原则是依循“物性”。例如，谢灵运的始宁园，以植物而言，所有的植物都依物性安排。植树，则“则松柏檀栎，楩楠桐榆。柘榖栋，楸梓柽樗。刚柔性异，贞脆质殊。卑高沃脊，各随所如。干合抱以隐岑，杪千仞而排虚。凌冈上而乔竦，荫涧下而扶疏。沿长谷以倾柯，攒积石以插衢”。（[晋]谢灵运《山居赋》）这些树木刚柔性异，贞脆质殊，或喜生于凌冈，或喜生于荫涧，长谷积石各有其植，因其秉性便可随遇而安。因此，文人园林的设计师们几乎是半个植物学家。宋代欧阳修、范成大、蔡襄等人亲自撰写关于植物分类记载的书籍，可见当时的文人对植物的生活习性观察入微，了如指掌。依物性而任天然，人性与物性和谐，“天心”与“人心”相应，创造出和谐的生态环境。

当然，文人园林对自然的钟爱而自发地创造出生态的园林美学，与当代西方生态美学的出发点是不同的。西方生态美学，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导致生态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面对生态破坏的局面，人们终于认识到应该改变征服自然的态度，应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和谐。生态美学认为，从功能上来讲，植物可以净化空气，减轻污染，改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发现，生态的园林可以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减轻压力，舒缓身心。可见，生态花园一方面出于对自然的保护，另一方面出于自然科学的理性认知，建设和谐的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关系，与文人园林万物一体的自然精神的宏深境界还是不同的。生态美学产生于西方的理性主义，而自然精神产生于东方的感性美学。

其次，文人园林也是环境美学。从现代建筑学的眼光看，环境是由地理、气候、植被等构成，环境美学追求一种体现了自然和人类的和谐的人性化的环境，“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了我们所存在的环境，环境不是一个静态的对象，而是充满着变化和生机的动态场域，具有无穷的阐释性”，环境体验“调动了所有感知器官，不光要看、听、嗅和触，而且用手、脚去感受它们，在呼吸中品尝它们，甚至改变姿势以平衡身体去适应地势的起伏和土质的变化……尤其对于环境体验而言，它存在于鲜活的感性意识中。这种意识超出了简单的合并意义，而成为知觉的持续生成与一体化”③。康复花园是近三十年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兴起的、利用人对环境的感知发挥康复治疗作用的新型景观园林。康复花园把园林看作是可供治疗和慰藉的资源，给病人或精神压力大的人提供康复的空间，“既安慰病患又美化城市”。康复花园的设计，是综合包括视觉环境、声环境、触觉环境、嗅觉环境等在内的可感知的环境设计，是一种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统计数据、基于科学实证效果的设计方案。

19世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远方》中写到：

在这里，闪光的葡萄、空旷的田野、幽深的森林，一切充满着时光的形象，高空的光芒照耀着人类，在这里，人们诗意地栖居。

20世纪50年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将荷尔德林的“诗意的栖居”升华为生存的哲学，在《筑·居·思》的演讲中指出，诗意地栖居才能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这个思想，来源于对西方主客二分的文化的反思，以及对现代工业、技术、生产带来的功利与物质、刻板与机械、单向与碎片的生存现状的批判。他指出，自然是人的精神家园，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由此可见，生态花园、康复花园，离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

可以说，从涂写着征服欲望的几何式园林，到近代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中国式园林、如画园林，到当代的生态花园、康复花园，西方人费尽周折，最终发现了园林不只是人工胜天工的结果，自然还对人的身心具有“治愈”的作用。当然，生态花园、康复花园的基底仍然是科学思维，生态花园、康复花园的治愈作用，是利用自然规律，协助自然或人自身获得和谐与平衡。文人园林则是将人放置于天地之间，以天、地、自然之物为大，建筑掩映于自然环境中，人则寓身于园林中。人作为万物的一分子，栖居天地之间，便获得了一种宇宙精神，这与康复花园的功利境界是不同的，中国古人早已发现了自然之于人的意义，从功利境界上升到了美学境界。“自愈”与“康复”，这是对心与身的两种不同的关照。

虽然文人园林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文人园林所追求的自然精神和自然境界，与道德人格的自我操守、个体精神的自我完足相表里，为人的自由栖居开辟了审美空间，集中体现了东方人特有的气质和独特的生存方式，体现出东方文化特有的精神魅力和文化精髓，是支撑中华文明的内在力量。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心灵）、文明与文明的矛盾冲突日益激化的当代，总结中华文明赋予我们的世界观和以此处理复杂事件的能力，深入探寻中华文明的实践智慧，认真体会中华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提出面对人类难题的“中国方案”④，文人园林中的自然精神及其所追求的诗意的栖居，在当代无疑具有积极的文化价值。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①②③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第6页，第28页。

④陈来《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意义》[N]，《人民日报》，2017年3月17日，第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