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红

反叛与颠覆：作为“第三代诗”的文化选择

○范立红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激荡、充满着变革精神的年代。表现在文学领域，纷纭复杂的文学观念层出不穷，不同的文学思潮各领风骚数百天，这尤其在诗歌创作思潮领域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之后在新时期文学创作领域开放的第一枝鲜花，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走出了极左政治的束缚，确立了个人的情感、生命体验在诗歌中的地位，恢回复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人”的文学的新诗传统，使文学重新走上自身的发展轨道。然而，正当“朦胧诗”在广泛的怀疑与论争中生存了下来，为人们所接受，逐渐扩大它的影响的时候，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第三代诗”便横空出世，开始向“朦胧诗”发起了全面的挑战。1984年，于坚、韩东、宋琳、伊甸等一批诗人喊出了“pass舒婷”“打倒北岛”的口号。1985年，民刊《大学生诗报》创刊号上发表了程蔚东的《别了，舒婷北岛》，正式向“朦胧诗”宣战。有关“第三代诗”这一概念的来源和界定，诗歌理论界尚存分歧，但普遍的看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也有人把这一时间段界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那批诗人是第一代；在文革结束后崛起的“朦胧诗”潮流是第二代；在“朦胧诗”的影响下成长起来，对“朦胧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意识进行全面反叛的这批诗人就是第三代。无论是哪一种说法，人们普遍把“第三代诗”界定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的，与“朦胧诗”相抗衡的一次诗歌潮流。这一潮流经由徐敬亚、孟浪等人策划,在深圳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之后，在中国诗歌创作领域的影响迅速壮大。一时间，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撒娇派、野牛派、霹雳诗、三脚猫、离心原则、四方盒子、边缘诗群等命名稀奇古怪、理论主张五花八门的流派纷纷浮出水面。他们没有统一的宣言，创作主张也相当庞杂，但它们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对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诗歌传统观念进行了全面的反叛与颠覆。1986年，北京的文学刊物《中国》发表了牛汉的文章《诗的新生代》，因而诗坛也把这次诗歌潮流命名为“新生代”。

“第三代诗”对传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反叛态度，他们反对把诗歌作为群体意识、外在的理想、道德观念的承载体，而强调诗歌作为人的生命状态的语言呈现。因此他们对传统意义上的诗歌观念进行了全面的颠覆：“你们说，诗要美；我们说，诗要丑；你们说，诗要抒情；我们说，诗无情可抒；你们说诗要丰满，我们说诗要干瘪；你们说诗要写星星和花朵，我们说可以写撒尿和臭水沟；你们说诗要真实，我们说全世界都在撒谎。”（《大学生诗派宣言》）①这些在人们看来有点近似于恶搞的诗歌创作主张背后，实质上是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掀起了一场文学观念的革命，他们不仅是对“朦胧诗”，更是对我们传统的诗歌观念发起了全面的挑战。

就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坛而言，“朦胧诗”把诗歌从文革时期那种政治压倒人性、个人的生命诉求遭到极端排斥的环境中解放出来，恢复了文学对于“人”的关注。但在很大程度上，“朦胧诗”只是对中国“五四”诗歌传统的回归，表现在具体的创作中，它具有强烈的精英情结和启蒙意识，它虽然重新确立了人的情感、美好的人情、人性在诗歌中的核心地位。但是，它所关注的是一定道德、政治和历史文化环境中的人，在北岛、舒婷等人的创作中，诗人们表现出了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和文化使命意识，对于“人”的认识更多地带有作者的理想色彩。“朦胧诗”在拨乱反正的政治背景下，完成了思想解放的历史使命之后，却面临着更年轻一代诗人的全面挑战。作为“第三代诗”的代表诗人，于坚曾指出“第三代诗”与“朦胧诗”之间的差别：“第三代人的诗歌最深刻的一点，它并不只是诗歌界的语言运动，朦胧诗呼应的是‘思想解放’，第三代诗人开始的是‘生命自觉’。”②如果说“朦胧诗”是不满于极左政治对人性的压制，将诗歌从政治颂歌、英雄赞歌中解放出来的话，那么“第三代诗”是不满于情感、知识、文化观念对于“人”的真实生命状态的遮蔽，他们认为传统诗歌中的精英化、贵族化的情感、思想、价值观念导致诗歌远离了世俗的人、日常生活中的人。“第三代”诗人们对此表现出了巨大的不满：“我们的生命执行着文化，我们的生命成了传统的生物性替身。”③

因此，我们认为“第三代诗”与“朦胧诗”之间的对立来自于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不同认识方面。“第三代诗”不满于“朦胧诗”所歌咏、所倡导的理想、价值、情怀等对于“人”的真实生命状态的遮蔽，他们把理想、信念甚至人类的整个文化传统都当作一种外在于人的东西。他们认为，在人类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在不断的言说中被附着在人的身上，成为“人”的一部分，然而正是这种“文化”遮蔽了人的真实状态，使诗歌远离了现实中的人。与“朦胧诗”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命意识、家国情结不同，“第三代”诗人们排斥群体意识，而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被历史、文化所遮盖了的人的个体生命。

因此，“反文化”“反启蒙”就成为了“第三代”诗人们的一种普遍选择：“反文化是一场屁股对抗脑袋的运动。那些皓首银发的脑袋，端庄严肃的脑袋，继宗教之后用他们高贵的前额建立起一个理性的世界。他们强迫人类坐下,叫他们用几何、逻辑、道德解释宇宙，并把这些毫不相干的东西塞进厌听的耳朵。脑袋是至高无上的。”④在第三代诗人们看来，“文化”在赋予我们以理性、赋予事物以价值的同时，它也遮蔽了我们对事物真实状态的认识。在它的强大影响下，我们往往习惯性地把世界理解成文化中所描绘的样子，我们的生命本身也不断被“文化”所遮蔽、所掩盖。因此，“第三代诗人”举起了“反文化”的旗帜，对以“朦胧诗”为代表的传统诗歌观念发起了全面的挑战，让诗歌重新回到人的现实生命状态。在他们看来，生命的最高真实不在于崇高、理想、使命等这些文化层面的东西，而在于人的日常生存状态之中。因此，在“第三代”诗人们的创作中，已经没有了北岛的那种英雄主义情结，也没有了舒婷对于人性的深入体察；没有了顾城对于纯净的童话世界的描绘，也没有了杨炼、江河他们厚重的文化传统担当，而只剩下了人的世俗生活、日常生活状况本身。如同徐敬亚所指出的：“他们不以为生活欠了他们什么，他们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使命感，他们是一群小人物，是一群凡人，喝酒、抽烟、跳迪斯科、性爱，甚至有时候还酗酒、打架——他们顶顶重要的是生活。”⑤日常的生命体验成为了“第三代诗”着力表现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成为了他们创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我们认为什么都可能是‘诗’：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虚幻怪诞的胡思乱想、门外一个人的叹息以及阴天里蚂蚁搬家等等。”⑥“第三代诗”回到了人的世俗生活，不刻意去寻求什么理想、价值、使命感的支撑，而强调对人的个体生命的原生状态的表现：“穿着一双皮鞋/我生活在人群中/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沉默忧伤/我的房间很小/我的朋友很多……我生活在人群中/穿普通的衣裳/吃普通的米饭/爱着每一个日子”(于坚《我生活在人群中》)。在他们的作品中,英雄、崇高、理想这些千百年来为诗歌反复吟咏的东西已经被无情地抛弃了，而“那些流落街头、卖苦力、被勒令退学、无所作为的小人物”的生命体验成为了他们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视角。

从清除传统理想、文化价值观念对于“人”的生命状态的遮蔽，强调反启蒙、反抒情的立场出发，“第三代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主张和审美观念。这在韩东所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的主张中集中地表现出来。在他们看来，“文化语言都有僵死的语义”，它往往遮蔽了人们对事物真实状态的认识。因此他们强调废除语言的确定性，清除语言的文化积淀，要求在“非文化地使用语言时，最大限度地解放语言”⑦。所谓“解放语言”，就是把语言从文化传统对诗歌语言的矫饰、伪装中解放出来，使语言能够更准确、更真实地表现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因此，“第三代”诗人们极端排斥“朦胧诗”中所固有的作为传统诗歌本质要求的抒情性特点，在诗歌创作中强调避免作者主观情感、观念的植入，而更多采用冷叙事的方式、以一种平静、淡漠的语气抒写诗人的个人生活体验。它不再使用为传统诗歌所广泛使用的象征、隐喻等手法，着力表现事物的原生状态。他们甚至提出了“消灭意象”的口号，以清除“意象”中所蕴涵含着的文化积淀对于“人”的生命状态的遮蔽，极力主张诗歌语言的口语化，认为口语更有助于表现人的生命的真实状态。

反抒情、冷叙述，这是“第三代诗”一个显著的艺术特征。就传统诗歌的本质属性而言，“诗言志”“诗缘情”一直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核心方面，它也是诗歌这种文体的价值之所在。“朦胧诗”充分继承了这一古老的诗学传统，无论是北岛还是舒婷，顾城或者杨炼，我们都可以在他们的诗作中感受到强烈的启蒙情结和精英意识，这种启蒙情结和精英意识是通过浓烈的情感表现出来的。可以说，“朦胧诗”在对诗歌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功能的认识方面，是与中国古代诗歌观念一脉相承的。但在“第三代”诗人们看来，传统诗歌中过于夸张的情感并非真实自然的日常情感，正是这种夸张的情感遮蔽了诗歌对“人”的生活状态的真实表现。因此，“第三代诗”表现出了淡漠节制的冷叙述的特点，诗人们摒弃了情感的植入，而往往以旁观者、边缘人的姿态，不动声色地叙述、描写生活的原生状态。他们认为：“伟大的诗歌是呈现,是引领人返回到存在的现场。伟大的健康的诗歌将引领我们，逃离乌托邦的精神地狱，健康、自由地回到人的‘现场’‘当下’‘手边’。”⑧在他们笔下，诗歌不再是情感的表现，而是对普通人感性生活流程的呈现。在排斥了诗歌的抒情功能之后，他们认为日常琐事、胡思乱想，什么都可以入诗。如于坚的《作品52号》：“很多年 屁股上拴串钥匙 裤袋里装枚图章/很多年 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 把钟拨到7点/很多年 在街口吃一碗一角二的冬菜面/很多年 一个人靠着栏杆 认得不少上海货”。作品里，我们已感受不到情感、观念的存在，甚至作者是谁已经不重要了。诗歌所表达的，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体验、他所感受到的“当下”。

要清除历史、传统所附着在“人”身上的那些外在于人的理想、价值、观念，在强调反抒情观念的同时，“第三代”诗人们对体现着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特点的“意象”范畴发起了挑战。“意象”作为体现着中国传统诗歌艺术特点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诗人借以表现自己的情感体验的一种重要载体。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意象往往是与广阔的民族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它通过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将作者的情感寄寓在对客观物象的描写中，使诗歌与作者的情感、生命体验以及广阔的民族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而在“第三代”诗人们看来，正是“意象”这种富于包容力、具有复杂的文化内涵的范畴遮蔽了诗歌对于“人”的生命状态的认识，因此“反意象”“拒绝隐喻”就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基本观念，他们强调清除象征、隐喻、意象对人的生命状态的遮蔽，让诗歌重新回到人的生存本身。

在他们看来,“诗的过程就是清除隐喻垃圾的过程”⑨，清除情感、观念、知识对于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的遮蔽，以一种客观、冷漠的态度面对生活，呈现生活的真实本质。这一观念在于坚的代表作《有关大雁塔》中得到了典型的反映：“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在作品中，传统所赋予“大雁塔”的种种文化内涵、丰富的审美想象都被诗人无情地消解了。情感不存在了，更遑论对历史烟云的感慨，而在诗人们看来，这就是他们所要表现的人的真实状态。在诗人平实的叙事、冷漠的语调中，所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平庸、琐屑、带有几分厌倦的日常生命状态。而李亚伟的《中文系》则是以一种简单、平淡的语气写出了一个普通人对大学中文系的体验，他通过平白的口语，消除了人们想象中“中文系”“大学校园”的那些神圣的光环，透露出一个普通、甚至有些边缘化的学生的那种烦闷、无聊、无所适从的体验。然而，在“第三代”诗人们看来，这才是生活本身。

在取消了诗歌的“抒情”功能，清除了“意象”，隔绝了隐喻、象征这些作为传统诗歌的本质要求的东西以后，“口语化”也就成为了“第三代”诗人们对于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第三代”诗人提出“口语化”的诗歌语言主张，倡导以所谓“前文化语言”来对抗传统诗歌中的那种精致、雕琢、贵族化的语言，目的在于用一种简单、直白的语言，表现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体验。在他们看来，口语更接近于“人”的生命状态。通过“口语”，“第三代”诗人们消除了传统诗歌中的那种精英意识、贵族意识，清除了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对于生活的遮蔽，也就重新接近了人的生存本身，回到人的世俗生活。如韩东的《口语》：“老婆去了大连/就我一个人在家/很想找几个朋友在哪儿坐一夜/但现在这样的人已经很少/那天只坐到十点半/一个人早走了/一个说头晕/一个说要吐/我只好送他们回家”。这种“口语化”的表述不再有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也没有了审美意象的构建，也就失去了传统诗歌中丰富的情感内容，只剩下了冷冰冰的原生态的生活、普通人的感性生命体验，而这正是“第三代”诗人所追求的目标。

就“第三代诗”的历史效果而言，它是当代中国人对于“人”的价值和命运的思考历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于当代中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激荡的年代。国门乍开，短短十年间，西方上百年的思想成果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轮番登场，此起彼伏。就“第三代诗”的价值取向而言，它更多地受到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借助于西方后现代理论，“第三代”诗人们对贯穿于“朦胧诗”中的那种精英情结、启蒙意识进行了无情的消解，对传统的诗歌观念进行了全面的反叛和颠覆。结合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文化心理氛围，我们可以感受到：“第三代诗”这种反叛的态度不是极端的个案，它体现出了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人对于“人”的价值和命运的重新思考与认识，直至90年代，无论是新写实小说所主张的“情感零度”的观念以及对生活的原生状态的关注，还是王朔在嬉怒笑骂中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消解，抑或刘震云对历史的调侃与重写，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第三代诗”对传统进行反叛与颠覆的这种文化选择。

“第三代诗”对诗歌传统的这种反叛与颠覆态度为当代中国文学所带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在诗歌的情感表现、价值传达的功能被取消，审美追求被舍弃，文化承担遭到全面的否定，传统诗歌观念遭到全面的颠覆之后，“第三代诗”将走向何处呢？实际上，“第三代”诗歌运动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民间诗坛轰轰烈烈、盛极一时，但透过其五花八门的理论主张，我们很难找到几首在艺术水准和影响力方面能够与“朦胧诗”相抗衡的作品。而诗人远比读者多，这是其所面临的一个尴尬处境。在20世纪90年代初更多代表传统诗歌观念的“汪国真现象”的出现是不是已经表现出了读者对于“第三代诗”的艺术旨趣的不满？尤其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在“第三代诗”全面颠覆了既往的诗歌观念之后，却无法建立起一个新的诗歌秩序，纵观“第三代诗”纷纭复杂的理论主张，它们更多是以对既往诗歌观念的否定的方式存在的，破坏远远大于建树。在pass了北岛、否定了舒婷、清除了意象、消解了文化之后，诗歌也很快就失去了在社会生活中曾有的那种广泛的影响力，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而沦为少数诗人、诗歌团体的自吟自唱。只有个别诗人自虐似的恶搞才让人偶尔意识到还有这样一批诗人存在。

或许，于坚早已在他的诗作中预言了“第三代诗”的命运：“恩恩怨怨/吵吵嚷嚷/大家终于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像一张空唱片/再也不响/在别的地方/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 孩子们要来参观”（于坚《尚义街6号》）。可以这么说，“第三代诗”在消解了传统诗歌观念之后也消解了自身。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盛极一时到90年代的烟消云散，“第三代诗”在隔绝了诗歌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之后，把诗歌引向人的日常生活、引向口语化，却一步步走向庸俗和浅薄。无怪乎伊沙不无愤懑地写到：“麦子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我呼吁：饿死他们/狗日的诗人/首先饿死我/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伊沙《饿死诗人》），这已经是诗人对自身的彻底否定了。此后，一批诗人愈走愈远，走向了“身体写作”、走向了“下半身”、走向了“口水诗”。当他们把知识、文化、诗意等艺术传统全盘舍弃，肉体、欲望、荷尔蒙却成为了诗歌的核心内容。当他们宣布营造诗意的时代已经结束的时候，与其说是一种新的诗歌观念的诞生，毋宁说是宣布了诗歌时代的结束。

(作者单位：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

①转引自白航《有感于诗坛的“反理性”》[J]，《当代文坛》，1990年第3期。

②于坚《答新诗界王晓生问》[J]，《山花》，2004年第8期。

③王光明《艰难的指向》[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④周伦佑《反价值——一个价值清理的文本》[A]，《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⑤徐敬亚《圭臬之死》[J]，《鸭绿江》，1988年第7期。

⑥徐敬亚《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C]，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⑦周伦佑、蓝马《非非主义宣言》[A]，见徐敬亚、孟浪、曹长青主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C]，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版，第33-34页。

⑧⑨于坚《棕皮手记》[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38页，第239页。

2010年度贵州省高层次人才科研条件特助经费项目“关于‘新时期文学思潮发展史’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黔人领发[2011]3号TAJF-2010年-03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