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志武

新诗研究的“在场者”
——论罗振亚的新诗研究

○邱志武

回望百年新诗，其充满坎坷和跌宕的生命历程中始终活跃着一批对新诗疼爱有加的呵护者。对新诗而言，这些呵护者就像慈祥的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时时刻刻在关心着新诗的成长，既不断地为新诗的发展“打气”，也不时地对新诗的不足提出善意的批评。在这些批评家中，罗振亚先生是十分重要的一位。罗振亚从1987年发表第一篇真正的诗学论文《北大荒诗与西部诗的美学差异》开始，时至今日三十年间，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自始至今都是诗歌研究的在场者。可以说，新诗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凝聚着罗振亚的许多心血和汗水。新诗历经百年之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罗振亚这样的诗歌批评家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研究。

一、整体性视野的观照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新诗的研究者来说，逐渐形成一种“共识”：研究现代诗歌的不涉足当代诗歌，研究当代诗歌的不越界现代诗歌，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尽管新诗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不能不说其中所具有的局限，封闭的思想使一部分诗歌研究者的视野和格局越来越小。实际上，对于新诗研究来说，亟需这种将“现代”和“当代”的新诗研究打通的学者。可以说，罗振亚就是这种学者之一，他的这种“打通”充溢着自己明确的主观意识：“待到1993年撰写自己的第一本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则开始有意识地打通现代、当代诗歌的界限，尝试把新诗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板块进行研究。”①这种“打通”将研究对象看作一个整体，这对于诗歌的批评和研究无疑是必要和重要的，整体对新诗进行观照，能够对其进行恰当而准确的定位和评判。

我们强调罗振亚诗歌批评的整体性，就是说他善于从总体上来把握诗歌的发展流变，这种整体性的视野使得他能够将散乱的诗歌群落整合在一起，从而使相关的诗歌现象在整体上“胶合”成一个有机体。比如，罗振亚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一书中，将台湾现代派诗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等纳入到现代主义诗歌的范畴之中，这样一来将这些相关的诗歌群落“构筑”成一个现代主义的有机体。同样，在《20世纪先锋诗歌研究》一书中，他将整个20世纪的先锋诗歌视为一个整体，对其发展的脉络和流变进行了详细地梳理。有论者在考察完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和《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等著作后总结道：“罗振亚从根本上非常令人信服地完成了对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风貌、历史流变、因果关系、内在律动以及文化定位等全方位考察和美学审视，为我们生动地描绘出充满诱惑力的、一部趋向中国文学整体的诗歌地理。”②正是这种整体观的视角，使我们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和先锋诗歌的发展流变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不仅如此，罗振亚在对一些诗歌群落或某个时段的诗歌进行观照的时候，同样也善于运用整体性视野。比如，《后朦胧诗整体观》《1984—2004先锋诗歌概论》《朦胧诗后先锋诗歌概观》《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概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综论》《1978—2008：新诗成就估衡》《新世纪江苏诗坛概观》等等，单单从这些论文的题目来看，都体现出罗振亚诗歌批评的整体性视野。这种整体性的观照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以一种宏阔的视野对研究对象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把握，进而从整体上准确地把握住诗歌的发展走向。

在面对研究对象的时候，罗振亚的新诗批评既不轻易肯定，也不轻易否定。同时，他不站在任何派别“发声”，而是始终站在诗歌的立场上进行辩证的分析，当然，这种辩证并不意味着没有立场，恰恰相反，无时无刻不体现出整体性思考的价值评判。也就是说，罗振亚的新诗批评能够从整体的层面上看出研究对象的“门道”，看到镜子的两面。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吵得如火如荼之时，罗振亚在指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各有短长之后继续评论道：“它们同样处于文化边缘，同样致力于汉语诗歌未完成的现代性创造；因此理应消除对立，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因为二者划分得过细也不利于诗歌‘生态’的发展和平衡。”③他既没有站在“知识分子写作”的一边，也没有站在“民间写作”的一边，而是在整体性视野的烛照下看到了二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联系，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二者所处的“文化边缘位置”和所具有的“汉语诗歌未完成的现代性创造”的历史任务的共性。可以说，罗振亚所持的这种整体性视野使他能够站在宏观的层面上弥合二者之间的分歧，能够清醒地认清诗歌内在“结构性”相互依存的关系。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曾经提出，对一个作家的评判必须置入整个文学传统之中，诗人不能独立地具有完全的意义，诗人在文学史上所应有的地位需根据他对同时代及后世诗人产生的影响来判断。可以说，艾略特对诗人的评价就是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对一个诗人和文学现象的评价，不能就诗人论诗人，不能就事论事，必须放到整个文学视野中去评价，这样的评价才是客观的、科学的、可信的。罗振亚在进行新诗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从整体的文化视野上来进行评价。比如，在《对抗“古典”的背后——论穆旦诗歌的“传统性”》《重铸古典风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对传统诗歌接受管窥》《“杜甫热”与当下诗歌的审美选择》等论文中，他将诗人的文化品格、诗歌现象与整个中国诗歌传统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在他看来，新诗的研究并不是孤立于整个中国诗歌传统之外，而是要“一盘棋”地纳入到中国诗歌传统的视野之中来观照。罗振亚的诗歌批评不仅仅注意到中国诗歌传统的影响，同时还注意西方文化资源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在《现代主义诗歌：中国对西方的形式汲纳》《现代主义诗歌：中国对西方的精神接受》《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的精神生成》等文中，他细致地考察了西方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新诗的影响。由此可见，罗振亚这种从中国诗歌传统、西方文化资源的影响方面来对中国新诗进行考察，就是将新诗纳入到了整个中西方文化谱系中来进行梳理，这样就不单单是就诗歌论诗歌，而是运用了一种整体性的视野进行观照，从而能够更加清晰地认清新诗的本真面貌。

当然，我们在关注罗振亚诗歌研究的整体性视野之时，并不是说他疏于诗人个案的研究，而恰恰是他写了多篇研究诗人个案的文章。但是，就这些诗人个案来说，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到罗振亚诗歌研究的全局视野。比如，拿《复调意向与交流诗学：论翟永明的诗》来说，“复调”也好，“交流”也好，对于单个诗人研究来说，这些都必须从整体上来考察才能得出这种结论。可见，即便是对诗人个案的评析，罗振亚仍然是从整体性上来进行把握的，这样就避免了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遗憾。

应该注意的是，我们一方面强调罗振亚诗歌研究的整体性视野，另一方面不能否认他诗歌研究的那种精细考究的功夫。他在分析具体诗歌作品的时候，善于运用细读的方法，丝丝入扣，给人一种庖丁解牛般的精细之感。但是，罗振亚这种对诗歌文本的精细分析并不是局限在文本中“打圈圈”，而是能够与诞生文本的整个社会历史背景关联起来。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即使是细读文本也决不拘泥于文本，而是通过对诗人所处时代境遇及其变动的追踪，发现作为个体的诗人与社会历史深层的联系。”④应该说，罗振亚诗歌批评的起步时期，正是西方的批评方法在中国大行其道之时，新批评的细读原则对罗振亚的诗歌批评理念曾经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他在运用新批评方法的时候，能够有意识地克服新批评的局限，将细读的批评原则与中国“知人论事”的批评传统巧妙地结合起来。“阅读新诗作品时只有反复推测，充分想象，既考虑文本的外在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生平联系起来作社会学的考察，又从文本的内部入手，以直观的方式攫取诗歌的生命韵致。同时保持高度的理性分析力，让文本的最复杂的内部结构呈现出来，也就是说，要结合传统的社会学批评和新批评派本体论的细读理论，体会诗人的情感真谛所在。”⑤可见，罗振亚的细读批评不是单一孤立呈现的，而是与整体性的批评视野融和在一起的，是以整体性作为着眼点的。着眼于整体性的诗歌批评，避免了诗歌批评的褊狭和鄙陋，这是罗振亚在新诗批评过程中总能把握住其发展趋向的秘密之所在。

二、历史化视角的切入

罗振亚曾在《新诗解读方法说略》一文中指出了历史主义态度的重要性。“要培养清晰辩证的历史观，有的放矢地确立解读诗歌文本的恰适立场和视角；就必须回归历史现场，把文本置于当时特定的具体历史情境下去考察、评判，而不能用今天的审美标准和尺度苛求它、衡量它。”⑥这句话所强调的是，面对诗歌，要将其还原到历史现场之中，而不是以今天的审美尺度和标准想当然地进行评骘。罗振亚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在面对诗歌文本，还是在面对诗歌现象以及诗歌潮流的时候，他不是主观上进行信步由缰的阐发，而是将其还原到历史现场中进行考察。

罗振亚曾经对当代诗歌研究趋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以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对逝去的当代诗歌历史责无旁贷的任务就是描述其过程，评判其得失，指明其方向，以利于广大受众深入了解其复杂的情形；否则无异于一种失职。”也就是说，对当代诗歌研究的归宿，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一种对历史的叙述，否则，这种研究是“失职”的。并且罗振亚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对唐弢所提出的“当代文学不适宜写史”不满，在他看来，对当代文学要敢于运用历史的眼光来打量，尽管这种评价可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但是，一部诗歌史的最终问世，必须经过几代人一点一滴的逐步积累。我们今天的研究，它既是为将来成熟的、高质量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的编撰做必要的学术准备，又是为当下诗歌创作的繁荣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照。⑦正是由于秉持着一种为当代诗歌“修史”的意识，他的新诗研究中透射出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和胸怀。可以说，像《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1990年代先锋诗歌研究》等著作，不仅仅对诗歌现象的考察和辨析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于人们将来撰写经典的当代诗歌史成为不可或缺的参照。

强调诗歌批评的历史主义态度，并不仅仅是强调批评主体回到历史现场的姿态，而且还是强调诗歌进行历史化的实践。21世纪初前后，整个诗坛处于一片混沌之中，各种诗歌创作在一定范围内非常活跃，各种诗歌现象彼此缠绕，人们对整个诗坛的风云变幻充满了迷惘和困惑，着实令人一头雾水。人们之所以怀持这种感觉，归根到底在于：第三代诗歌以后，整个诗坛还处于尚未历史化的阶段，评论家对于诗歌的探讨，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条”状的批评研究状态，还没有形成“块”状的历史化研究格局。正是在这种局面下，罗振亚推出了他的重磅著作《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这部著作运用历史化的眼光梳理了朦胧诗后诗歌发展的历史和态势，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这种历史化的研究，他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诗歌到90年代诗歌发展变化过程中“个人化写作”的确立和分化存在着一种历史的必然。并且在这部著作中，他开始对“70后”诗歌创作进行系统的观照，他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对“70后”诗歌进行了迫近的观察和评判。“‘70后’诗人没有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那种依靠诗歌获得社会声誉的福分，也没有赶上80年代诗歌辉煌的余荫，他们从一开始就被置于生活的边缘、后生的和次要的位置，长期地忍受着平庸的90年代诗歌的浸淫，忍受着‘第三代’诗歌以来形成的、权力秩序和强势话语优先权的双重的遮蔽与挤压，处境尴尬，只能一任自己如野草般，在民间默默地生长，若想登上历史舞台，就必须对第三代诗、90年代诗传统进行彻底的颠覆。”⑧这种判断将“70后”诗歌的前世今生进行了形象而深刻的揭橥。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不是这种历史主义的立场和眼光，那么我们对那些以另类的姿态立世的“70后”诗人的出场就会感到困惑和疑窦。

历史化的研究视角在罗振亚的诗歌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论对21世纪的诗歌，还是对20世纪90年代诗歌以及“十七年”诗歌的研究过程中，他都善于运用历史化的视角进行评判。对于21世纪诗歌的评判，他的内在尺度是以20世纪90年代诗歌和20世纪80年代诗歌作为参照系的。可以说，无论对21世纪诗歌的肯定还是否定，他都以历史化视角进行透视。比如，“进入新世纪后，诗歌不但没有解决90年代的诗歌问题，而且还添加了一些新问题”“新世纪诗歌的沉寂并非从2000年才正式开始，1999年的盘峰诗会甚至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拉开了它的序幕”。这些都是从历史化的视角出发来评判新世纪诗歌，这种历史化的延展既明示了新世纪诗歌在发展过程中自身问题的历史流变，又标明了新世纪诗歌发展演化的内在逻辑，对于认清新世纪诗歌的本来面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20世纪90年代末那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沸沸扬扬的争论，罗振亚也是将其历史化，把它与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诗歌进行比照，他指出，“如果说80年代的先锋诗界是宣言大于文本，那么世界末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争端，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文本的光辉，这让人倍感遗憾和悲哀，因为在艺术的竞技场上最有说服力的永远是文本！”⑨这种历史化视角的介入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的争论看得一清二楚。一些研究者在进行诗歌批评的历程中，总是经常忘记从历史的玄机中吸取经验教训，所以，往往是不断地徘徊于重蹈覆辙的漩涡中。而罗振亚对历史主义的坚持则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同样，罗振亚在对“十七年”诗歌进行评价的时候，也是主张一种回到历史主义的态度。他指出：“我们今天不能用纯美的观念去贬低它，也不能用纯社会学批评标准盲目抬高它，负责的态度应该是遵循历史主义精神指出它的优优劣劣、是是非非。”⑩对于“十七年”诗歌的评价，纯粹的美学和纯粹的历史学标准都容易得出偏执的结论，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才能得出符合历史本相的评判。可以说，罗振亚所坚持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是研究新诗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我们看到，罗振亚对新诗进行评判秉持的是历史主义视角的切入，他在对新诗进行经典化过程中更是如此。新诗的经典化，这是新诗在发展道路上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种经典化如果不是立足于历史主义的态度，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发生变化。“经典的确立需要历史主义的态度和立场，经典的确定是不宜在短期内进行，它的产生必须经过时间的沉淀，只有读者与文学作品之间拉开必要的时间、空间乃至心理上的距离之后，再冷静客观地观照，真正的经典才会“尘埃落定”；对每首诗的评价都应该把它放在当时特定的文学和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而不能完全用当下的经典标准去苛求。”[11]实际上，经典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化观念的呈现。罗振亚在进行新诗经典化的过程中，他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进行筛选，但是应该看到的是，他并不是以历史化作为评判诗歌的一切准则和归宿，而是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将美学和历史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尽管从美学的视角来看，像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李亚伟的《中文系》等一批诗歌并不能令人为之动容，但是，从历史主义视角来看，它们确实是当代诗歌的经典之作。同样，尽管当代诗歌中也不乏以华丽的辞藻炫彩、以精巧的技艺取胜的诗歌，但是，站在历史主义的视角上来看，它们却没有为当代诗歌增添新的色彩，这样的诗歌也不能称之为经典。总之，新诗的经典化过程，历史主义的视角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罗振亚在新诗经典化过程中，一贯坚守的基本立场。

三、贴近诗歌现场的阐释

一个优秀的诗歌批评者，既不能囿于形而上层面理论的辩驳，也不能甘心步履于创作的后尘为其作注，而是应该贴近诗歌现场进行阐扬。换句话说，诗歌批评必须要面向当下的诗歌现场。任何一个诗歌研究者，如果他脱离这个现场，那么他的诗歌研究肯定是无效的。实际上，在现实的诗歌批评中，我们不乏看到一些所谓的诗评家，他们的批评虽然是面向当下的，然而，这种批评却是“失语”的，因为他对当下诗歌的批评只是泛泛而谈，既提不出诗歌存在的问题，也开不出疗就诗歌肌体疾病的药方。对于罗振亚而言，他不仅仅关注诗歌的现实指向性，而且还能够对诗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开出适当的药方。

罗振亚的诗歌批评所关注的对象总是善于挑战那些居于时代前沿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在现代诗歌研究中，他热衷聚焦于现代主义；在当代诗歌研究中，他瞩目于先锋诗歌：他对朦胧诗、第三代诗歌、20世纪90年代诗歌、新世纪诗歌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可以说，罗振亚在步入当代诗歌研究的过程中，是从先锋诗歌着手的，拿《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与先锋对话》来说，他的这种“站位”于先锋的立场与诗歌进行对话的姿态本身就是对诗歌现场的切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他将先锋诗歌作为“认识性装置”并不断对其进行阐释，实现了对于诗歌现场的不断逼近。另外，罗振亚的诗歌批评贴近诗歌现场，还表现出对于诗歌现场中活跃的诗人进行观照和批评。像于坚、西川、王小妮、张曙光、伊沙、李琦、李轻松等等，他对这些诗人的评判，既不是那种想当然的评论，也不是那种对于真理性预设的验证，而是一方面注重从诗人创作的特点来剖析，另一方面注重将诗人与空间的、历史的、时代的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可以说，对这些诗人的评判表现出罗振亚一种在场言说的姿态和倾向。

罗振亚的诗歌研究始终与时代相连，他对诗歌的研究同时也是对时代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是一种敞开式的研究，使诗歌研究不至于陷入封闭之中。这种对于时代的关切，使罗振亚的诗歌批评表现出鲜明的指向性。对于20世纪90年代诗歌而言，他看出了问题存在之关键：过于注重技艺的炫彩而使诗歌呈现出对于现实的疏远。为此，在“非历史性”写作终结的背景下，他提出了“及物”写作的方向。可以说，他是近些年少数几个在考察20世纪90年代诗歌时倡导“及物”写作的评论家之一。他对“及物”写作的关注，不仅仅是将其作为20世纪90年代诗歌批评提出的问题，而且是作为考察新世纪诗歌的切入点。所以，“及物”写作在新世纪也是他念念不忘的话题。罗振亚的诗歌批评对于时代的关注还表现在他将判断诗歌繁荣与否与时代嫁接起来，他不止一次在文章中谈到：“一般说来，一个时代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是看其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12]这种评判既表现出他对于时代的冷静认识，同时也表现出对于时代的忧虑。在新诗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新诗都要来不断地回问自己，新诗已经诞生出多少“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可见，罗振亚的诗歌批评是时刻与诗歌现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罗振亚的诗歌批评不是天马星空，不是人云亦云，不是高唱赞歌，而是对每一个诗人、每一首诗歌、每一种诗歌现象，都从辩证的维度来进行考察。比如，在谈论伊沙诗歌的时候，他指出了伊沙诗歌的“方向”与“路障”；在评价女性诗歌的时候，他主张走出“屋子”话得失；在谈到“个人化写作”的过程中，他指出了个人化写作的双刃剑；在谈到诗歌写作叙事性的时候，他指出了“亚叙事”的两面性。这些客观的评价，既是一种对于当下诗歌创作和诗歌现象发自肺腑的肯定，也是一种对于当下诗歌创作存在问题的指摘，为诗歌的前进之路指明了发展方向。可以说，这样的诗歌批评是一种在场的诗歌批评，也才是一种真正的诗歌批评。

罗振亚的诗歌批评不仅表现出与诗歌现场保持着融合与胶着，而且还表现出批评的独立，他并不陷入各种论争，而是站在一旁进行仔细的、冷静的甄别和观察，这样，他既看到了诗歌表层的热闹，更是透过这种表层看到了诗歌背后的问题。比如，他在评述“70后”诗歌的时候，既看到了它的“喧腾景观”，也看到了“它并没有从本质上撼动以往的诗歌，在写作方向和诗学主张上，它同90年代先锋诗歌、‘第三代’诗歌的后期精神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区别”[13]。这种评价对于“70后”诗歌来说是准确和到位的。“70”后诗歌尽管以另类的姿态出场，但是却仍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诗歌的写作方向。可以说，罗振亚的诗歌批评是一种独立的、在场的阐释，他既不被杂乱的诗歌现场所迷惑，又不被跌宕的诗歌潮流所裹挟，他总是能够凭借自己犀利的眼光拨云见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进行一种有距离的观照和评判。

作为一个富有情怀的诗歌批评者，罗振亚的诗歌批评指向不仅仅在于诗歌本体的指摘，而更在于对诗歌发展前景的展望。他的诗歌批评是立足当下和面向未来的。他撰写了多篇关于21世纪诗歌研究的论文，[14]在对21世纪诗歌进行了细腻地考察之后这样评判道：“新世纪的诗歌如果能够扬长避短，在时尚和市场的逼迫面前拒绝媚俗，能够继续关怀生命、生存的处境和灵魂的质量，坚守时代和社会的良心；同时注意张扬艺术个性，提升写作特别是底层写作表现对象、抽象生活的技术层次，避免在题材乃至手法上的盲从现象，那么目前的困惑与沉寂，就会成为跋涉途中的暂时停滞与必要的调整，重建诗歌的理想便会在不久的将来化为现实。”[15]应该说，这里既寄托着作者对21世纪诗歌目前存在的问题的反思，也寄托着作者之殷殷期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对诗歌发展方向而开出的药方，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切实的贴近21世纪诗歌现场的言说。

一般来说，诗歌批评可以大体上分为考据派和阐释派，[16]考据派的主要特点在于以史料说话，阐释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批评主体情思的尽情发挥。就罗振亚诗歌批评的总体来看，他应该属于偏阐释派，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他对史料的重视，因为我们从他的批评文字中看到的是有理有据的推证。应该看到，罗振亚那种偏于阐释的论证方法使我们感受到了他才华横溢的一面。这种才气不仅仅表现在他诗歌批评高屋建瓴的架构上，还表现在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那种贴近鲜活的诗歌现场进行考察的姿态上。可以说，罗振亚的诗歌批评无论是从整体性的视野、历史主义的态度、还是对于诗歌现场的切近，都体现出阐释的魅力。

显然，罗振亚的诗歌批评绝不仅仅局限于以上的诗歌批评视阈。新诗历经百年沧桑之际，我们理应对新诗做出全方位的评价，同样，我们也期待着对罗振亚的诗歌批评和研究做出周到、细致、全方位、多角度的评价。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

①罗振亚《问诗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②张学昕《虔诚地站在诗意这边——关于罗振亚及其诗学理论与批评》[J]，《渤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19页。

③⑧⑨[13]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第260-261页，第236页，第266页。

④崔修建《1978-2008：中国先锋诗歌批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页。

⑤⑥⑩[12][15]罗振亚《与先锋对话》[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270页，第260页，第134页，第154页，第160页。

⑦罗振亚《1990年代新诗潮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11]罗振亚《三十与十二》[J]，《名作欣赏》，2008年第21期，第4页。

[14]这些论文是《21世纪诗歌：“及物”路上的行进与摇摆》（《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新世纪诗歌形象的重构及其障碍》（《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新世纪诗歌：在坚守中突破》（《艺术评论》2012年第6期）、《“乱象”中的突破及其限度：21世纪诗歌观察》（《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面向新世纪的“突围”：诗歌形象的重构》（《东岳论丛》2011年第12期）、《在热闹与沉寂中蓄势——新世纪诗坛印象》（《诗探索》2010年第3辑）、《喧嚣背后的沉寂与生长：新世纪诗坛印象》（《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新世纪诗歌的精神担当与诗艺建构》（《文艺报》2011年7月22日）。

[16]参见程光炜《教室里的学问》[J]，《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2期，第47页。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编号：2015043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