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棣

电影分类里的纪录片在我看来有点像文学类别里的诗歌。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要求极高。我很不满当下的纪录片创作正是因为很多创作者把“看上去简单”做成了真正的简单。纪录是接近人的过程，在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创作的纪录片就和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电影有时难以界定是“记录”或“演绎”，或者如他所言：“艺术的职责应当是寻找生活的真实……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是通向这个目的的一把钥匙。”真实无疑是阿巴斯“努力接近人的本质存在”的目的。

关于真实，美国电影人斯坦·布拉哈格（Stan Brakhage）曾说：“我常常把我的影片视为纪录片。我从来没有为了创作一个有趣的影像而造假。我总是为了在胶片上获得一个与我实际上所看到的镜像相对应的影像而努力。”而阿巴斯努力寻找的真实在他自己看来又是“不可以得到的，只能接近它”。我所谓的关系正是来自这种依靠镜头，一帧一帧接近真实的过程。

阿巴斯电影里的作者化倾向，有时这种倾向可以被粗暴地解释成“文学性”（我本身对此存疑）。有人认为，阿巴斯是在写诗。诗越来越多地成了我们修饰一部“不太一样的”电影的形容词。

所有刻意都不值得称赞，包括刻意的真实。刻意是设计，是作者小算盘么？电影不真实，我们也无需强调真实，某些“刻意”反而是一种创作需要。

阿巴斯去世，留下大量的纪录片和电影。回顾这些作品，我已不想再以诗或者真实谈论它们，因为，我觉得对于电影人来说，阿巴斯代表着一种作者电影的方向，他所倡导的“凝视”观念同样也使我接近电影，认识真实，而非文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