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佳

萧红（1911—1942）和曼斯菲尔德（1888—1923，英国女作家）的女性意识的形成，都与她们自身不幸的婚恋经历有着很大关系，其中更因战乱、漂泊、贫病、孤独而加深了这不幸。

萧红的一生正值中国最多灾多难的岁月，而她并不是个坚强而有勇气的新女性。近代的新秩序至少在理论上倡导男女平等，青年一代以全部身心投入这所谓的现代化之中——然而，对于身心方面都欠缺准备的人，特别是女性，必将付出艰辛痛苦。萧红在保守的封建家庭中长大，自幼缺乏母爱，天性敏感、不更世事，成年后又置身于一个极不健全的环境中。我们从她的写作和友人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她虽渴望自持自立，却又需要依靠他人，特别是男人。她总令自己陷入极端困境中，然后选择最困难的出路；她很少听从那些关心她的女性朋友的劝告（如许广平、池田幸子），而总依顺于男人的需求和索取。

萧红初中毕业后被许婚汪氏，继而出逃，与人同居后又遭遗弃，回到哈尔滨时潦倒困顿、怀有身孕，被萧军解救，与其结为伴侣。然而与萧军的遇合正是她不幸婚恋与女性意识萌生的开始。

萧红的敏感、柔弱、缺乏自信、犹豫不决，与萧军的健壮、粗暴、刚愎狂妄形成了鲜明对比。据萧军自述，他性格粗暴、酗酒、好打斗，萧红在与其同居的经历中，不仅为其管理家事，还要忍受拳打脚踢甚至是感情不忠。萧红自己曾写道：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良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患难中挣扎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