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解玺璋

张恨水传选章七

文 解玺璋

帽子

民国十七年（1928），张恨水的创作和生活都已渐入佳境。此时，他膝下已有一女慰儿，又添了儿子小水，一儿一女，带给他许多乐趣。小说则在《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之外，陆续又有了《天上人间》《春明新史》《青春之花》《剑胆琴心》《鸡犬神仙》等长篇小说，先后在《晨报》《上海画报》《新民晚报》《益世报》《新晨报》《朝报》上连载；时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春明外史》在连载将近五年之后终于画上了句号，张恨水马上又以《斯人记》取而代之。

张恨水的小说最初都在《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连载。唯一的例外，是民国十五年（1926）三月至民国十七年（1928）九月间，他写了一部《京尘幻影录》给老东家北京《益世报》，在其副刊《小说》连载了两年又六个月。然而，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情况却有些不同了。一方面，他已是北京乃至北方“很有名气的作家”，“因而北京有几家大报，都来请他写小说”；另一方面，由于全家迁居北京，除二弟工作外，母亲、妻子、弟妹、儿女，一家十四口人的生活全靠他一支笔支撑，生存压力之大，可以想见。而他的小说在《世界晚报》《世界日报》连载，是没有稿费的，最初他很潇洒，觉得“是为兴趣合作而来”，并没把钱放在眼里，“根本也没谈什么待遇”。一旦把十几口人的衣食住行担在肩上，他就发现兜里的钱不够用了。他常常感到窘迫，而又很无奈。他曾粗略算过：“这几年来，除了我编报时，每日千百字的短文不算，单是小说稿子，字数在五百万以上了。这五百万字，以一元千字计算，我也当有五千元财产。然而我到现在为止，还是光蛋一个。”

稿费既没有指望，每月的薪水就成了养家糊口的救命钱。但他抱怨道：“当时报馆发不出月薪，我们只能领一点零钱，其余的由杨女士给我们开一张欠薪的借条，这样做不止一回。”左笑鸿等人撰写的《北平〈世界日报〉史稿》可以证明张恨水的这番话并非虚言，书中讲到：“开创时期，由于经济困难，人员的报酬很低，而且是按日开支。编辑上班时，拿到当日的薪金，才开始编报，否则拂袖而去。往往临时找人编报。那时，成舍我是家庭和报社不分，真正掌握钱财的是他的妻子杨璠。后改为半月开支时，便发铜元。因为银贵铜贱，铜元换洋元的行情，每日不同，杨璠便玩弄手段，从中克扣。有时连外埠读者订阅报的邮票，也充作薪金；有时还以借拨抵现金。如某总编辑月薪80元（这是最高的薪金），开支时，只给30元现款，另50元，给以成舍我具名的借据。”张恨水收到的“借据”便不止一张。这个时期的成舍我，由于进过一次张宗昌的班房，已成惊弓之鸟；民国十六年（1927）四月，李大钊等人被杀之后，他更加害怕，便于当年六月到南京去了，报馆的财政收入就由其夫人杨璠掌管。张恨水很天真，他以为“成舍我是我们的朋友，他欠了我们的薪水，有了钱自然会还，还要他太太的借条干什么呢”？于是，他就把借条都撕了。而过了一年有余，北伐军进了北京，成舍我也随之回来了。张恨水便找他算这笔旧账，他说：“借条呢？”张恨水自然表示不在了，他说：“那就不好办了！”

这件事搞得大家都很不愉快，伤了感情，张恨水因此愤而要求辞职，后虽经成舍我极力挽留，他碍于情面没有断然离去，但渐渐地，他送给外报连载的小说却多了起来。他后来提起这段经历时还说：“既然《世界日报》欠着我薪水，我在编余时间为外报写小说，他们也不便干涉。”

然而，这几部小说却总是有点生不逢时，命途多舛。他撰写的《天上人间》，是从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五日起在北京《晨报》连载的。他很看重这件事，在他看来，《晨报》毕竟是一家“提倡新文艺”的报纸，现在也来约他写个长篇，似乎能说明一点什么。但这一年的五月三十日，北洋军阀的末代统治者张作霖离开北京，退守关外，途中不幸被炸身亡。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进驻北京。政局的变化也影响到新闻界，先前依附于北洋政客的报馆、通讯社就办不下去了，纷纷自动停刊。《晨报》本是研究系的言论机关，北洋政府垮台后，这些政客失去了靠山，自然无法继续维持，于六月五日第一个关门了事，连载小说也因此而告结束，仅连载了三回九十二节。此后虽被《上海画报》和沈阳《新民晚报》分别转载，却也只是写到上半部，下半部因故未能续写完结。

这时，回到沈阳的张学良很想有一番作为，遂邀钱芥尘、王益知出面，创办了沈阳《新民晚报》。因他对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颇有好感，故在报纸问世之前，先给张恨水写了一封信，请他撰写一部类似的长篇小说，以为连载之用。张恨水对张学良并不排斥，钱芥尘又是他的老朋友，情不可却，自然是要有所表示的。于是，他不仅贡献了自己正在创作中的《春明新史》，还把《晨报》连载未完的《天上人间》也一并交给了《新民晚报》的创办人。当年九月二十日，《新民晚报》创刊，张恨水的两部小说同时连载于该报副刊《小说海》，真可谓一时之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不仅《天上人间》并非首发，《春明新史》亦非首发。实际上，《上海画报》已先于《新民晚报》数月连载此书，只是一则该报为三日刊，于连载殊为不便；二则，该报仅连载其中三回，并未将全书载完便中止了，自觉遗憾。两年后出版单行本，张恨水为之作序，其中写道：“予作《春明外史》将毕，钱芥尘先生适创《新民晚报》于沈阳，遂以逐日发表小说相嘱，且代为题曰《春明新史》。予笑曰：先生之命固不敢违，而新史则仆又无可著笔。可奈何？盖外史主人杨杏园，行将了结其浮生之梦，世无续命汤，仆不能作返魂记也？芥尘先生曰：子毋然，既曰新，自非续。既非续，又何妨另取炉灶乎？子且思之。予细味芥尘先生之言，恍然有得，遂如填曲之谱尾声，而果以新史刊《新民晚报》。”这番话虽然省略了前面《上海画报》的情节，但总算对其创作初衷有了必要的交代。

这期间，张恨水的小说创作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除上述几部作品外，《青春之花》自九月十三日起在北平《益世报》副刊连载；十月一日，创刊不久的北平《新晨报》开始连载《剑胆琴心》；几乎同时，还有《鸡犬神仙》在北平《朝报》副刊连载。这意味着他有六七部长篇小说在平行推进。除非他有分身术，否则是不可想象的。张恨水倒是老实人，他回答得也很老实。他说：“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先写好每篇小说的人物故事提纲，排上轮流写作的日表，今天写《剑胆琴心》，明天就写《锦片前程》（此处记忆有误，此时尚未涉及这部作品），严格执行。”

辛苦是可以想见的。可惜的是，这些作品大多未能善终，时局动荡，报纸的寿命常常是短暂的，依附于报纸副刊的连载小说固不能例外。

民国十八年（1929）一月，《春明外史》连载告终，报馆要他再写一部类似《春明外史》的东西，他便写了《斯人记》，取“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意思，给《世界晚报》连载。这一年的五月，上海报界北方观察团在东北之行后，经北平而归沪。北平新闻界假座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欢迎会，设宴款待。张恨水应邀参加。席间，经友人钱芥尘介绍，他与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先生初识于此。钱芥尘与张恨水多有交往，惺惺相惜，尤为欣赏他的才华，所以，在严独鹤面前，他极力推许张恨水的小说。而严独鹤此前似乎是看过《上海画报》连载张恨水的小说的，对张恨水有些印象，于是，当即邀他为《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写一部连载小说。张恨水也爽快地答应了，虽然手头正忙于好几部小说的创作，时间、精力都不富裕。他还是很快写成了部分书稿，寄到上海。收到书稿后，报馆还“预付了一部分稿费”。

严独鹤在为《啼笑因缘》单行本撰写序文时，谈到了他与张恨水的这段因缘：

我和张恨水先生初次会面，是在去年五月间，而脑海中印着“小说家张恨水”六个字的影子，却差不多已有六七年了。在六七年前（实在是哪一年已记不清楚），某书社出版了一册短篇小说集，内中有恨水先生的一篇著作，虽是短短的几百个字，而描写甚为深刻，措词也十分隽妙，从此以后，我虽不知道“恨水”到底是什么人，甚至也不知道他姓什么，而对于他的小说，却已有相当的认识了。在近几年来，恨水先生所作的长篇小说，散见于北方各日报；上海画报中，也不断地载着先生的佳作。我虽忙于职务，未能一一遍读，但就已经阅读者而论，总觉得恨水先生的作品，至少可以当得“不同凡俗”四个字。去年我到北平，由钱芥尘先生介绍，始和恨水先生由文字神交结为友谊，并承恨水先生答应我的请求，担任为《快活林》撰著长篇小说，我自然表示十二分的欣幸。

《啼笑因缘》创作之初，张恨水是有过一番斟酌的。他以为，“像《春明外史》这样的长篇，那是不适于一个初订契约的报纸的”，所以，他“就想了这样一个并不太长的故事”。这时，《春明外史》已经完成，《金粉世家》正在进行之中，他从此前创作中得到教训，不想再凭借“一点印象，然后就信笔所之地向下写”，而希望有所改进，有所变化。所以，“自从去年以来，我改了方针，我得先行布局，全书无论如何跑野马，不出原定的范围。《啼笑因缘》一部书就是如此的”。

而且，“鉴于《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之千头万绪，时时记挂着顾此失彼，因之我作《啼笑因缘》，就少用角儿登场，乃重于情节的变化”，虽然由博而约，故事却更集中，情感表达也更充沛了。《啼笑因缘》出版单行本时，严独鹤请他作一篇“自序”，他以为责无旁贷，遂在“自序”中详细交代了最初构思这部小说时的情形。那是北平五月的天气，在中山公园的一处景致中，他欣然写道：“这天，我换了一套灰色哔叽的便服，身上清爽极了。袋里揣了一本袖珍日记本，穿过‘四宜轩’，渡过石桥，直上小山来。在那一列土山之间，有一所茅草亭子，亭内并有一副石桌椅，正好休息。我便靠了石桌，坐在石墩上。这里是僻静之处，没什么人来往，由我慢慢地鉴赏着这一幅工笔的图画。虽然，我的目的，不在那石榴花上，不在荷钱上，也不在杨柳楼台一切景致上；我只要借这些外物，鼓动我的情绪。我趁着兴致很好的时候，脑筋里构出一种悲欢离合的幻影来。这些幻影，我不愿它立刻即逝，一想出来之后，马上掏出日记本子，用铅笔草草地录出大意了。这些幻影是什么？不瞒诸位说，就是诸位现在所读的《啼笑因缘》了。”

张恨水一再声称，他作《啼笑因缘》，“不过捉住了我那日那地一个幻想写出来罢了”。严独鹤曾经当面问他“书中的背景”，他笑着回答：“像刘将军这种人，在军阀时代，不知能找出多少；像书中所叙的情节，在现代社会中，也不知能找出多少，何必定要寻根究底，说是有所专指呢。”尽管如此，这个故事的确是有所本的。关于它的本事，张友鸾在《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中有很详尽的介绍。他说：“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鼓书场，当时北方称落子馆）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说：‘请你去听你不去，如今你要听也听不成了。’原来就在那天晚上，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走了。门觉夫义愤填膺，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样的事，实在太强横了。恨水却说：‘如果高翠兰非常不愿意，那个田旅长何至就下这一手。一定田旅长也有让高翠兰满足的地方。’大家因为那时军阀横行、肆无忌惮，一个唱大鼓的受欺凌压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论断。谁知又过了几天，门从照相馆里弄到一张照片，却是田、高的新婚合影。高翠兰在照片中笑逐颜开、容光焕发，丝毫没有处于勉强的样子。大家回头一想，恨水当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并未了结。高翠兰的父母原把女儿看作摇钱树，被人抢去，岂能善罢甘休。他们不向田家要人，却向田家索讨身价银子。‘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双方终于没有谈妥。高翠兰的父亲，一张状子告到法院。田旅长是现役军人，由军事机关军法会审，开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长身为军人，强劫人家女子，处徒刑一年；高翠兰交其父母领回。案件结束，高翠兰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泼不起来了。在家里时常哭闹，更表达了对田旅长的不能忘情。”

这就是当年轰动京城的“高翠兰被抢案”。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与此案似乎是有关系的。然而，据他女儿张明明回忆，他在构思这部小说时，还参考了另外几则社会新闻。张明明说，“左笑鸿叔叔”曾经对她讲过当年父亲构思《啼笑因缘》时的一些情形。那些天，张恨水时常到天桥一带转悠，目的是想找点小说材料。在离南下洼不远的钟楼附近，他看见一对卖唱的父女，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在弹三弦，一个不起眼的姑娘在打着鼓唱，环境凄凉，听者散乱，很使人感触。他把这点见闻和感受讲给左笑鸿听，左笑鸿觉得太简单了，无论如何也写不成一部长篇小说。第二天，左笑鸿又来找他聊天，他谈起几年前一个大军阀街头抢人的事，以为小说中如果有了这个角色，就有了起伏的波澜，也就热闹多了。他们还谈到人物搭配、情节结构，乃至整体布局、细节噱头，甚至小说的题目，都谈到了，确定就叫《啼笑因缘》。不是婚姻的“姻”，而是因缘的“因”，由此点明了小说的主题，是写“各有因缘莫羡人”。

民国十九年（1930）三月十七日，《啼笑因缘》开始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连载，至同年十一月三十日结束。十二月，上海三友书社立即出版了单行本。上海明星电影公司亦通过三友书社购买了电影改编权，预定拍摄六部有声电影。作为小说的约稿编辑、《快活林》的当家人，严独鹤有一种溢于言表的自豪感：“在《啼笑因缘》刊登在《快活林》之第一日起，便引起了无数读者的欢迎了。至今虽登完，这种欢迎的热度，始终没有减退，一时文坛中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一部小说，能使阅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 而读者反应之热烈，更让张恨水感到非常意外，他说：“不料这一部书在南方，居然得许多读者的许可。我这次南来，上至党国风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张友鸾也注意到了《啼笑因缘》在读者中掀起的热潮，他写道：“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的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它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先取得版权。书出版了，当然畅销。”

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出版的《珊瑚》杂志，发表了“华严一丐”的文章《啼笑种种》，很能说明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啼笑”出版热已经到了多么匪夷所思的程度。文章是这么写的：

张恨水自出版《啼笑因缘》后，电影、说书、京剧、粤剧、新剧、歌剧、滑稽戏、木头戏、绍兴戏、露天戏、连环图画、小调歌曲等，都用为蓝本，同时还有许多“续书”和“反案”。

就予所知，“续啼笑因缘”有三种：一为《啼笑因缘续集》，乃张恨水自著；二为《续啼笑因缘》，乃啼红馆主所著；三为《续啼笑因缘》，乃无无室之所著，曾见登载于宁波出版之小报《大报》。

“反啼笑因缘”亦有三种：一为徐哲身著，予则闻名而未见；二为吴承选著，披露于《礼拜六》周刊上，后更名《啼笑皆非》；三为沙不器、赵逢吉合著，刊载于上海出版之《大罗宾汉》报，名称乃《反啼笑》，后忽不见。

“新啼笑因缘”有两种：一为某人所作，出版于上海紫罗兰书局；二登载于武汉之《时代日报》，作者未详。

“啼笑因缘补”，三友书社曾登报征求是项稿件，后以应征者寥寥，致未能印成单行本。

此外，尚有杭州娄薇红所著之续二回的《啼笑因缘》，某君所著之《啼笑因缘》，曹痴公所著之《啼笑因缘》，俞云牖所著之《嘻笑因缘》。又有某报之“何丽娜”创作小说，市上流行之《关秀姑宝卷》与《沈凤喜十叹唱本》等等。

海上无线电所播《啼笑因缘弹词》亦有三种，一为姚民哀作，一为戚饭牛作，一为陆澹作。

翻印本，予曾见长安、香港、杭州三种，惟香港所印最精致。

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说明续写、改编《啼笑因缘》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生财之道，即使张恨水报以无所谓的态度，书商却不肯眼看着自己的生意被别人抢走而无动于衷。一方面为了朋友的情面，另一方面，张恨水也看到，有些续书确实已经闹得很不堪了，于是，他决定出手作一部续集。他在续集《自序》中说：“这里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我的续著是在原著以外去找出路，或者不算完全蛇足。”

《啼笑因缘》确是张恨水小说中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种类最多的一部，仅搬上银屏就不少于12次，可能为20世纪的中国小说创下了最高纪录。而当初为了争夺《啼笑因缘》的电影摄制权，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与大华电影社还打了一场“啼笑官司”，也轰动一时。高梨痕、平襟亚所作《啼笑官司》一文，详细叙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文章中说，民国二十年（1931），先是明星影片公司通过三友书社买了《啼笑因缘》的电影拍摄权，由严独鹤编剧，预定拍摄有声电影六部，并在报上刊登了不许他人侵犯权益的广告。此时，上海北四川路荣记广东大舞台正拟上演同名京剧。于是，明星公司通过律师提出警告，不准上演。后由黄金荣出面调解，京剧改名为《成笑因缘》。而大华电影社的顾无为与明星公司素有积怨，于是图谋报复，便与后台老板黄金荣勾结，走门路、托人情，取得了内政部的《啼笑因缘》电影剧本著作权，又用高薪从明星公司挖走了饰演刘将军的谭志远，饰演关秀姑的夏佩珍和饰演沈大娘的朱秀英等人也都接受了顾无为的定洋。明星公司得知后，要求谭志远宿于公司内，日夜赶拍。明星公司还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提前与向来不放映中国影片的南京大戏院接洽，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六月，将《啼笑因缘》有声电影第一集在戏院放映。放映前，已座无虚席。而顾无为竟从法院弄到一个“假处分”，在即将放映之际，带着法警来到现场，要南京大戏院立即停演，以便查封影片。明星公司措手不及，只得请律师向法院交了三万元罚金，才撤消了“假处分”，使影片在下午五时放映。黄金荣不甘心，从后台转到前台，扬言这部《啼笑因缘》是他要拍的片子，并让顾无为到南京内政部去活动。明星公司吃了一惊，不得不请出当时与黄金荣地位相当的杜月笙出面调停，并按照杜的指示，请了章士钊先生做法律顾问。最后，经过黄、杜的调解，敲了明星公司十万银元的巨款，双方才告“和解”。

有不少读者成了“《啼笑因缘》迷”，其中一位大书法家，即有“草圣”之称的林散之，曾作诗一首，表达自己的阅读心得。诗前还有小序：

往读李涵秋《广陵潮》，情脉脉不能已；今读张恨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两说部，尤动于怀也。用缀长句，以惜斯文：

疑云疑雨香痕在，如醉如痴好梦留。

一种幽怀张恨水，半生清怨李涵秋。

文章直是饥人事，名字真成稗史流。

两样情场同样泪，热潮冷血共悠悠。

林散之的这首诗写得情深意长，而其中耐人寻味者，是将张恨水与李涵秋相提并论。李涵秋何许人也？他是民国初年著名小说家，《广陵潮》既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据魏绍昌所著《我看鸳鸯蝴蝶派》一书介绍，当张恨水红得发紫的时候，时人盘点此前的作者，以为只有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可以与之匹敌，故有“五虎将”之称，张恨水名列第五，李涵秋名列第二。民国三十五年（1946），百新书店推出《广陵潮》的改版本，张恨水亦曾应邀为其作序，称赞它是清末民初民俗的“活化石”，认为“我们若肯研究三十年前的社会，在这里一定可以获得许多材料”。这恰好说明，在一般人的眼里，张恨水固为鸳鸯蝴蝶派之一员，是很自然的。但是也要看到，林散之辈视张恨水为“鸳鸯蝴蝶”，并无恶意，否则，他也不必“用缀长句，以惜斯文”了。相反，他们倒常常都是“鸳鸯蝴蝶”的同调，认同此类的文学主张和表达，所以才有“尤动于怀”的感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张恨水是否属于鸳鸯蝴蝶派可以再论，而更为重要的是重新认识鸳鸯蝴蝶派这个文学群体在民国文学版图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

范伯群将20年代初期通俗文学期刊的繁荣称为“第三波高潮”，到了20年代末，开始悄然退潮，以上海为中心的鸳鸯蝴蝶派及礼拜六派亦渐趋衰落，不仅创作乏力，少有佳作问世，而且难得有新作者的充实和涌现。而恰在此时，张恨水以一部《啼笑因缘》红遍大江南北，刮起一股强劲的旋风，在赢得广泛读者群的同时，也引起左翼文学的警觉。于是，继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平江不肖生、顾明道、徐卓呆之后，新文学阵营对鸳鸯蝴蝶派及礼拜六派的批判，自然转向了张恨水，把他作为新的代表人物，火力也几乎全部集中到他的身上。说到批评，张恨水应该并不陌生。当初，他的《春明外史》在《世界晚报》连载，已经“引起了新兴文艺家的注意”，“几个知己的朋友”也“曾以我写章回小说感到不快劝我改写新体”。可惜，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这些批评文字了，而只能从他自己的叙述中，以及其他的相关文字中揣摩到一些蛛丝马迹。根据张恨水多年后的叙述，人们对《春明外史》的不满意，主要来自他对“章回体”的运用。“章回体”一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其特点是全书由若干章节构成，称作“回”或“节”，少则十几回、几十回，多则百余回。每回前用单句或两句对偶的文字作标题，称为“回目”，概括本回的故事内容。每回开头以“话说”“且说”等起叙，每回末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之类的收束语，一回叙述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段落，有相对独立性，但又承上启下。梁启超的“新小说”时期，“章回体”似乎还不成其为问题，他写《新中国未来记》采用的就是“章回体”。然而，随着西洋小说叙事方式被越来越多的新派青年所接受，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叙事方式就成了落后的、应当被打倒的封建文化的代表。“五四”新文化诸君发起“文学革命”，就把“章回体”作为旧文学的弊端之一加以反对。周作人就曾指出，如果新时代的小说家“还用说书的章回体、对偶的题目，这就是一种极大的束缚。章回要限定篇幅，题目须新课一样的配合，抒写就不能自然满足。即使写得极好如《红楼梦》也只可承认她是旧小说的佳作，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新文学”。他还说：“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正同旧诗旧词旧曲的形式，装不下诗的新思想一样。”

但是，“小说回目的构制”却是张恨水最用心也最得意的。他说：“因为我自小就是个弄词章的人，对中国许多旧小说回目的随便安顿，向来就不同意。既到了我自己写小说，我一定要把它写得美善工整些。所以每回的回目，都很经一番研究。我自己削足适履的，定了好几个原则。一，两个回目，要能包括本回小说的最高潮。二，尽量地求其词藻华丽。三，取的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是浑成的，如以‘夕阳无限好’，对‘高出不胜寒’之类。四，每回的回目，字数一样多，求其一律。五，下联必定以平声落韵。” 这自然并不容易，“往往两个回目，费去我一二小时的工夫，还安置不妥当”。但他乐此不疲，也赢得了许多同好的喜爱。其子张伍还记得，父亲晚年，金寄水先生来家中做客，酒酣耳热之际，曾当着父亲的面，把《春明外史》的回目从第一回“月底宵光残梨凉客梦，天涯寒食芳草怨归魂”到第八十六回“旧巷吊英灵不堪回首，寒林埋客恨何处招魂”，全部背诵一遍。他甚至还说，父亲主要作品的回目他都能背诵。 金寄水是满清贵族的后代、多尔衮十三世孙，他喜欢弄弄词章，一点也不奇怪。至于“五四”文化精英，从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到傅斯年、罗家伦等，没有不把骈体对偶当作文化垃圾，必要彻底扫除而后快的。在他们看来，这种藻丽的回目，恰好说明了作者与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同属一类。据说，有一对双胞胎，可以作为辨识鸳鸯蝴蝶派的标志，其中一个是“文言骈体文”，另一个就是“白话章回体”。张恨水既对“章回体”情有独钟，那么，别人视他为鸳鸯蝴蝶派，也就不能说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当时便“有人说，在五四运动之后，章回小说还可以叫座，这是奇迹。也有人说这是礼拜六派的余毒，应该予以扫除”。这两种态度的潜台词，恰恰透露了人们对“章回体”的共识，都不承认它在新时代还有存在的必要。

一个署名徐文滢的人，于民国三十年（1941）在《万象》第1卷第6期上发表了《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一文，他在文章中透露，还有人把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归入“黑幕小说”。何为“黑幕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个说法，以为“清末之谴责小说”，乃“黑幕小说”之渊薮，前者“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固有其价值，至于“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于是，“五四”前夕，新文学作家钱玄同、罗家伦（志希）、周作人（仲密）都写文章对“黑幕小说”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批判，揭穿它诲淫诲盗的实质。然而，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与“黑幕小说”有什么关系呢？徐文滢便站出来打抱不平，为他辩护：

说张恨水的《春明外史》是黑幕小说则更欠公允。这部以北平人情世故为背景的书，和《广陵潮》一样是《红楼梦》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化合物，然而我们不忍称之为谩骂小说，因为这里过分的夸张的描写是竭力地被避免了的。用笔平坦得很，给予读者的趣味因此也就不多，可是你在这里真能找到一点社会的世故的气味，这书没有作者的另一部作品《啼笑因缘》受欢迎，这是多数读者欢喜夸张的不近人情的小说甚于平坦的近于人情者的一个好说明。

这个时期，张恨水受到过一些批评，但总的说来，火药味还不甚浓，批评者甚至很少提到或根本不提他的名字。民国十五年（1926），钱玄同给刘半农写了一封信，抗议刘半农拉他为《世界日报》副刊撰稿，他颇有些激愤地表示：“尤其不愿意拿我作的东西与什么‘明珠’、什么‘春明外史’等等为伍。”这里所表达的还是一种轻蔑的态度，虽然他提到了张恨水主编的副刊和作品，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张恨水的名字。这说明张恨水当时还不足以被精英们当作旧文化的代表人物。而张恨水后来表示：“我对这些批评，除了予以注意，自行检讨外，并没有拿文字去回答。在五四运动之后，本来对于一切非新文艺、新形式的文字，完全予以否定了的。而章回小说，不论它的前因后果，以及它的内容如何，当时都是指为‘鸳鸯蝴蝶派’。有些朋友很奇怪，我的思想，也并不太腐化，为什么甘心做‘鸳鸯蝴蝶派’？而我对于这个派不派的问题，也没有加以回答。” 他也许考虑过放弃“章回体”这种形式，不过，既然“创格在前，一时又收不回来。因之这个作风，我前后保持了十年之久”。

到了《啼笑因缘》在《新闻报·快活林》发表的时候，问题的严重性就凸显出来了。他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赞赏者固多，一位名叫程明祥的读者在报上撰文，谈到读了《啼笑因缘》以后的感想，就说，他把这部《啼笑因缘》当作干粮般地咀嚼，咀嚼完了，口中还有津津的余味保留着。他认为：“《啼笑因缘》创作的成功，其故有二。一，作者富于天才的描写。二，作者所采取的事实，并非子虚乌有，而能站在纯粹客观的地位。”当然也有批评，而且是很严厉的、上纲上线的批评。一位署名伍臣的读者，写信给生活书店的编辑，诉说自己读了《啼笑因缘》后的困惑，他说：“为什么这些害人的旧小说还可以风行一时？为什么偏有许多人会入他们的迷途呢？譬如《啼笑因缘》在目前出版界，依然是一部行销最广的小说；难道是因为它的内容丰富？（当然不是的）或者是因为它的技巧神妙？（也不见得）照你们的看法，世界上的事，即使这样的小事，总也不该有所谓偶然的吧。”他希望，对于《啼笑因缘》这样的作品，应当“给予一个正确的批判”。

书店找了《太白》半月刊的编辑、左翼作家夏征农来回复他。夏的文章首先指出，要回答《啼笑因缘》何以风行一时这个问题，“必须从所由产生的社会去寻出根源”。他不否认《啼笑因缘》表现了“中国复杂的社会”，但是，它“所把握的所描写的，却只是这一社会上的浮雕，消极的、歪曲的、杂乱无章的”。而且，它“把万恶军阀的命运，归结于一个‘天上有世间无’的女侠之手，其歪曲现实、逃避现实，更是不言而喻了”。至于它的一纸风行，完全是因为它“迎合了那小市民的心理”“合乎小市民层生活情趣”，对于小市民层“能射入一些暂时的快感”。作者不赞成用“平民思想”概括这部小说，他认为：“这里的平民思想，却又是染上了一些封建色彩的。”

这时，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进入了中共前总书记瞿秋白的视野，引起他的特别关注。他在民国二十年（1931）五月至十月间陆续写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讨论文学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文学革命的意义和任务，倡导文学的大众化和大众文学。此时的瞿秋白刚刚在党内斗争中被排挤出核心领导机构，以养病的名义游离于权力中心，这使得他有机会介入到文学和文艺的论争中去。在这段时间里，瞿秋白事实上成为中共在文化领域的领导者，参与了“左联”和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他写文章一再提到张恨水和《啼笑因缘》，提到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以及变相的礼拜六派（良友派），但他的批评并非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些作品的具体批评，而是宏观的、高屋建瓴的批评，其中所关切的，首先是如何建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战略问题。张恨水和《啼笑因缘》之于他的意义，不过是提供了一种参照，终于使他看清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革命”所以未能奏效、至今不能对普罗大众发生任何影响的内在原因，即普罗大众对于这种新式白话——一种“非驴非马的语言”的隔膜。于是他提出了第三次文学革命的要求：“在文艺内容上，不但要反对个人主义，不但要反对新文学内部的种种倾向，而且要认清现在总的责任还有推翻已经取得三四十年前《史记》《汉书》等等地位的旧式白话的文学。”他还特别提到“文腔改革”，认为“不但要更彻底地反对古文和文言，而且要反对旧式白话的权威，而建立真正白话的现代中国文”。他说：“谁都应当知道：没有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真正的‘新的文学’是不能再发展的了。现在‘文艺界’的情形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新的文学’正受着‘绝种界线’的束缚；‘没有文腔革命，是不能够彻底实现文艺革命’的。”

在这里，张恨水和他的《啼笑因缘》是被革命派当成批判的对象了。然而，无论如何，这是张恨水所始料不及的，他绝没料到这部书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应。晚年想起此事，他还说：“到我写《啼笑因缘》时，我就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 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世事变化得太快了，张恨水就是再努力，也跟不上这种形势急剧变化的速度。而且，有些变化未必是他能够理解或了解的。其中，“五四”之后新文化阵营的分裂，就直接影响到此后十余年文化发展的走向。按照美国学者周策纵的说法，“五四”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分裂为四个主要集团，即“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国民党部分党员和进步党的部分党员”。张朋园在一篇书评中对这四大集团作了个具体解释，他说：

第一是自由派，如胡适、蔡元培、吴稚晖、高一涵、陶孟和、蒋孟麟、陶行知等；第二为左倾的激进派，也就是后日的共产党；第三为国民党，又分为激进与温和两派；第四为进步党，又分为保守与自由两派。

此时正逢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民国十年（1921）中国共产党成立。民国十三年（1924）国民党改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民国十五年（1926）国民革命军北伐，“大革命”席卷南北。民国十六年（1927）国共合作破裂，开始第一次国共内战。国共两党都以自己为中国的“救星”，都把革命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共识，似乎只有革命才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识界、文化界尤多革命的崇拜者、讴歌者。共产党高于国民党之处，即绝不放弃对文化的主导权，革命被建构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正当性，使得大批自由知识分子迅速“左”转，“文学革命”也由“革命文学”所取代。这种看似不经意间的颠倒，基本上排除了“文学革命”原有的对“自由主义”个人化写作的包容，作家或被改造为革命者，或从革命队伍中被驱逐出去，成为反革命者。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这篇宏文中就明确指出，“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是不成功的，或曰不彻底的，属于社会大众的“新文学”并没有建立起来。“新文学所用的新式白话，不但牛马奴隶看不懂，就是识字的高等人也有大半看不懂。这仿佛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字和言语。因为这个缘故，新文学的市场，几乎完全只限于新式知识阶级——欧化的知识阶级。这种情形，对于高等人的新文学，还有可说，而对于下等人的新文学，那真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旧式白话的小说，张恨水、张春帆、何海鸣……以及‘连环图画’小说的作家，还能够完全笼罩住一般社会和下等人的读者”。

瞿秋白正是从共产党动员广大民众、特别是工农进行阶级斗争的角度要求文学和艺术的，文学艺术只能成为革命的附属品，而绝非自我表现的方式。“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翻转，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这里不能排除苏俄新兴文艺对中国左翼文艺群体的影响。事实上，发生在民国十二年（1923）的苏俄文艺论战，成为民国十七年（1928）发生在中国的关于“革命文学”激烈论战的诱因。最早将苏俄文艺论战的情况介绍给中国文艺界的是蒋光慈，他是中国共产党选派的首批留苏学生之一，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期间，他与“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俄文缩写的音译）的前身“岗位派”（因主要阵地《在岗位上》而得名）的观点产生共鸣，相信以经济基础与文化的直接对应关系为逻辑起点，可以推导出文化的阶级性，以及无产阶级文化产生的必然性，并自觉地致力于推动“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变。其结果是，“革命”成为终极价值，“革命”对于“文学”的限制成了文学真理性、正义性、至善性，乃至艺术性的最终保证。简而言之，只有“革命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不革命的文学简直不配称文学，没有存在的合法性。

张恨水就在此处撞在“革命文学”论者的枪口上了。多年后他写道：“大家有这样一个感想：丢进了茅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 这样的评价一直延续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以后。1956年，《啼笑因缘》再版，还有批评者认为：“《啼笑因缘》暴露了一些旧社会的黑暗，具有淡薄的反封建色彩，但是由于作者阶级立场观点的限制，他不能够深入地触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更不要说有力地去动摇它。这部小说在许多记本观点上，反映着从没落的士大夫阶级蜕变出来的、发育不全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反映着他们的为反动势力重重束缚不得自由发展而又无力冲破反动统治的痛苦与不安，反映着他们喜欢用种种幻想（包括向反动势力妥协）安慰自己和麻醉人民的落后心理。”而张恨水被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其价值得到社会的重新肯定，却要等到80年代新市民文化兴起之后，才渐渐地有了可能。

范伯群在所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绪论”中指出：“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知识精英话语’占主导地位，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或被作为‘逆流’加以批判，或被作为‘配角’而充当陪客。” 这种“知识精英话语”由“五四”新文化人发其端，继而左翼，继而执政前后中共的文化叙事，无不规范和限制着文学史的写作，以及民国文学版图的制定，并进而影响到社会上一般民众对于鸳鸯蝴蝶派及张恨水的看法。在这里，张恨水的遭遇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究竟是“躺着中枪”，还是实至名归？其实并不重要，即便是他头上的这顶“鸳鸯蝴蝶派”的帽子，也已经不再重要。他当然不是这顶帽子的主人，但这并不影响这顶帽子是一顶“美丽的帽子”。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

声 明

我刊2016年第11期因印刷厂搬迁等原因致使发刊延迟，为此向广大读者致歉，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