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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之主体意识”觉醒的大背景之中，“文学本体论”“形式本体论”等理论思潮兴起，注重形式探索的文本写作实践频现，文学研究从文本外部“向内转”，新时期文学从理论诉求与文本批评等方面为叙事学理论的引入提供了合理的接受语境。作为内容与形式不分的理论形态，叙事学在突破传统理论研究方法的局限之时也带来文本本体性的意义与价值，拓宽了文本的解读空间。

关键词：叙事学；新时期文学；理论意义；文本价值；本体性

一、引言

在文本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西方经典叙事学自法国兴起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并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然而，八十年代以来，正当后经典叙事学以反思和超越经典叙事学理论限度的面貌出现之时，叙事学作为结构主义文论的一支被引入中国，得到新的应用和发展。叙事学理论在国内的兴起和接受情况与新时期的文学语境密切相关。

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既出现了伤痕—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一系列的创作新貌，同时又展开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过程，即由传统的题材决定论到对创作技巧、形式的探索，如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小说”的尝试，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相继而来的先锋实验性写作的勃兴……对艺术形式的注重颠覆了以往创作在文学反映论、文学工具论等观念下对内容、主题、意义的推崇，而与之相随的，便是传统的小说理论，即重视社会历史环境、作家生平思想等外部研究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不再适应新的文学创作批评，由此表达了更新文学批评理论的诉求。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1985年可被称作是“方法论年”，中国学界主动引进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批评方法，像对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的介绍，为文本的内部形式和内部规律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在这一过程中，叙事学理论作为结构主义的一个分支，进入批评理论界的视野，进而在新时期文学语境中发挥了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文本价值。

二、叙事学的理论意义与文本价值

新时期文学语境中，叙事学理论的引进一方面与“向文本回归”的整体研究倾向相契合，打破了长期以来文本研究“内容”与“形式”二分的格局，营造了一种“内容”与“形式”不分的理论形态；另一方面则适应了新型创作的批评需求，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小说研究方法，同时也为经典文本的解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思路。

（一）建立叙事结构模式，赋予文本本体价值

首先作为一种带来文本本体性意义与价值的理论形态，经典叙事学突破了传统小说批评分析的界限。总体上而言，自古以来“文以载道”“文学工具论”的文学观念影响并限制着作家创作和批评家解读作品的研究视角，“为人生”的“五四”文学、“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学，建国以来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甚至新时期的“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实质上都带有“载道”的功利色彩，相应的，传统小说研究也始终没有跳脱“文学是社会时代的反映”这一认识前提，以社会学的视角，注重结合文本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作家的生平经历进行文本解读，着眼于作品的道德教化、伦理反思和特定时代的社会意义等功能，比如以往学界对《红楼梦》的解读囿于“以四大家族的命运暗示腐朽的封建王朝必然走向没落”这一结论，或者用考据学方法回到现实语境中去对应真实发生的故事和实际存在的人物，或者将作品阐释为作家本人的“自叙传”，也就是意味着要去构建作者的生平。而经典叙事学理论则是要打破“文学反映论”“文学功用论”的窠臼，将研究视角从作品生成的外部环境转移到文本自身，排除社会历史、政治伦理、作家经历等现实生活因素对文本的作用，将文本看作是独立封闭的存在，并赋予其本体地位，研究文本的形式、内部结构规律和叙述方式。再如近来用叙事学理论重新解读《红楼梦》的研究也拓展了这一经典文本的阐释领域，研究关注如叙述者、叙事时间、叙事空间、人物功能等文本内部的叙述技巧和规律逻辑等要素，体现了叙事学批评分析的思路与理论价值。

具体来看，叙事学研究一般包括“话语”和“故事”两个层次，“话语”指“表达的方式”，“故事”则是“表达的对象”[1]，前者固然属于文本内部的研究范畴，而叙事学批评理论在“故事”层面的研究上同样体现了对传统分析方法的颠覆与“向文本回归”的特征。传统小说批评着眼于文本的“故事”情节和内容，也就是关注“写的是什么”，解读“故事”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主旨意图和其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及事物本质，故事的内容决定了表现的形式，每一个故事拥有特定的情节。而在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范围里，“故事指的是从叙事文本或者话语的特定排列中抽取出来的，由事件的参与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一系列合乎逻辑的，并按时间先后顺序重新构造的一系列被描述的事件”[2]，一方面，对“故事”的关注从传统意义上的“故事内容”转向“怎样讲述故事”，即研究的是文本的“叙述”技巧，包括叙述声音、叙述聚焦、叙事时空等相关的形式问题；另一方面则“深入到故事的结构层，探讨故事的表层或深层结构”，“结构”替代了传统的“故事细节”，成为了叙事学理论或者说是结构主义文学观中的“内容”本身，就像普洛普的民间故事研究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便是从众多的文本对象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故事结构，因而“不同作品中的不同故事可以具有同样的情节”。[3]无论是探讨故事的叙述方式还是剖析故事的结构规律，叙事学理论的“故事”研究都是在文本内部进行的，切断了故事内容与文本外部诸因素之间的联系，赋予文本以本体性的地位。

新时期文学理论语境把故事看作是文本的一部分，由重视它们所承载的思想意义转而研究其对于文本本身的功能作用，经典叙事学恰是从较为封闭的文本内部关注故事和人物，与传统小说批评的研究思路形成鲜明比照，这一理论的引进在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形式本体论”的整体思潮相呼应之时，也为文本研究带来本体性的价值与意义，在理论建構中发掘叙事文本的叙述技术、话语表达模式和具有普遍性的叙述逻辑、结构规律等叙述语法，在批评分析的过程中排除文本与外部环境、作者和读者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将文本作为独立封闭的对象来对待，随着在实践批评中的持续应用，结构主义叙事学不断发展完善，为叙事作品的内部研究提供愈为成熟的理论指导体系。endprint

（二）突破传统批评理论，适应新型文学创作

结构主义叙事学在被正式引进之前，国内就已出现像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小说、马原的“叙事圈套”等进行叙述形式探索的创作尝试，尤其是后来盛极一时的先锋实验性小说创作，在主体解放和文学独立的诉求之中，作家用个性化的叙事方式替代了以往在时代“共名”下的意识形态创作，显然的，注重社会学研究的传统小说批评分析已无法为这些新型的叙事文本提供理论指导，而以“故事、叙事话语、叙述行为”等为研究对象的叙事学理论的引入，则带来了自觉的理论意识，与新时期的创作思潮相契合。

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从“熔内容与形式于一炉”的叙事学理论出发，将中国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型归为“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层次，叙事时间是从“连贯叙述”向“采用连贯叙述、倒装叙述、交错叙述等多种叙事时间”转变，叙事角度则是从“全知视角”向“采用全知叙事、限制叙事、纯客观叙事等多种叙事角度”转型，叙事结构是从“以情节为中心”转变为“以情节为中心、以性格为中心、以背景为中心”等多种叙事结构。[4]新时期小说进行“形式探索”的叙事尝试同样可以从以上三个层面来观照，与作家创作由注重“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相适应的，是叙事学理论对“怎样讲述故事”即“话语技巧”“叙事方式”的关注，但正如上述所言，叙事学并不是完全摒弃文本“内容”的纯粹“形式主义”理论，它恰恰反对“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否定“没有内容的形式”或“没有形式的内容”，因此在进行具体的文本批评时，叙事学理论往往通过对叙事话语的分析引向与“故事”层面的关系上来。

叙事学批评的文本选择在叙事形式方面应具有独特性，八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实验性写作则为其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批评对象，新的理论语境也为叙事学与文本之间提供了良好的对接点。以马原的“叙事圈套”为先导，余华、苏童、扎西达娃等为代表的“先锋作家”以反叛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写作模式的前卫姿态，在新时期文坛掀起一场有关“叙事革命”的风暴。先锋文学创作注重审美形式探索，与叙事学理论相同，都具备“回归文学本体”的价值，部分作品甚至以消解故事意义、淡化人物形象而达到突出叙述行为的目的，这便使得传统小说批评失去了应用的合理性。作为叙事学研究的一个层面，叙事话语（包括叙述行为）的分析更具备可操作性，因而也备受国内学者的青睐。

早期的先锋实验性写作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进行的，本文暂且不去评价这一关于“形式探索”的创作尝试有何意义与局限，但就文本批评而言，其在叙事方面所做的努力是传统小说理论不能发现的，叙事学在挖掘文本叙事艺术价值、解读文本的叙述技巧及其功能作用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論指导意义，而对于其他经典作品，如上述提及的《红楼梦》研究，叙事学理论则在传统小说批评已成定论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解读空间，引导作者、读者和评论者去关注文本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1][3]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50.

[2]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1.

[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4.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