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文豪

临习 《爨宝子碑》与 《司马芳残碑》之我见

■ 随文豪

魏晋铭刻书法，主要有碑、墓志、摩崖刻石、造像题记等，目前所见铭刻楷书相比于新出土的墨迹楷书要晚很多。由于魏晋刻碑勒铭仍沿用隶书，且建安十年 （205）曹操提出“禁碑”令，自此，碑刻风气急骤降温，而掩埋的墓志逐渐取代了墓碑。汉魏西晋刻碑勒铭主要承袭汉末遗风，以隶书为主，正如刘涛讲：“在碑刻中探求真楷源流，叙其 ‘流’容易，溯其 ‘源’难。”

一、《爨宝子碑》与 《司马芳残碑》的背景和成因

1．《爨宝子碑》产生的背景及成因

东晋 《爨宝子碑》署年为“太亨四年岁在乙已” （即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因有禁碑令，故当时碑刻极少，相对于当时社会大量流行的墨迹来说，它是东晋碑版书法中的一颗明珠。

碑文记述爨宝子生平，系爨部族首领，世袭建宁郡太守。滇人袁嘉谷曾为碑亭撰书一联： “奉东晋大亨，宝子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这里的“三百” “二千”，为语言对仗，取约数。实际碑文有388字，立碑之风，已兴千年。大亨是晋安帝壬寅年 （公元402年）改的年号，次年又改称元兴，至乙已 （公元405年）又改号义熙。云南远在边陲，不知内地年号更迭，故仍沿用。

三国时期，南中地区 (今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等)的豪族大姓主要集中在朱提 (今昭通)、建宁 (今曲靖)两郡。南中最有势力的大姓为霍、爨、孟三姓，公元399年，霍、孟二姓火拼同归于尽，爨姓便成最强势力。之后汉族移民南中，汉文化也在豪族大姓统治中被部分保存下来，并与当地土著文化相融，《爨宝子碑》就是这种融和的结晶。爨宝子是爨姓统治集团的成员，此碑是在他去世后所立。

2．《司马芳残碑》产生的背景和成因：

东晋 《司马芳碑》全称 《汉故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君之碑颂》，1952年出土于西安市西大街下水道，现藏西安碑林。出土时只有碑石上半，且已裂为三块，残长106厘米，宽98厘米。篆额“汉故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君之碑颂”四行、15字尚清晰。观其碑额有明显的汉篆向隶书转化意味，说明此碑处在隶变时期。碑阳16行，中间两行破损，存142字。碑阴上部十四行刻属吏名单，下部十八行残不成文，可识者41字。碑文与《晋书·宣帝纪》相校，司马芳的官职、族望以及卒年，与史俱合。

《水经注·水十九》记云： “明渠又东迳汉高祖长乐宫北……故渠北有楼，竖汉京兆尹司马文预碑。”因此有著录者认作汉碑，但多数学者据碑阳末行“晋故扶风王六世孙宁远将军乐陵侯”，认为是东晋时所立。然观其形制、行文及书风，应在东晋以后。

二、从书法艺术成就上对其剖析

1．从用笔上分析

《爨宝子碑》：

（1）点多为三角形，显得凝重峻利；

（2）横多硬拙平直，有隶书遗韵但不作典型“蚕头燕尾”状，如 （图一）： “春”等有平行排叠横画类的字多以角出角落，富有装饰性；

（3）竖如 （图二）： “仁”将“亻”旁之垂露竖写成慢弯，强劲稚拙；

（4）撇捺画多取上翘状处理，显出峥嵘风骨，有些捺已似成熟期楷书的笔势，如 （图三） “诔”字；

（5）横折处多为直角，凡有“口”字的地方或扁方或长方、正方，结体处理灵活，显得四角周密，有密不透风的空间造型。

图一

图二

图三

《司马芳残碑》：

（1）点多为略带弧形的三角 （如图四），凝练飞动；

（2）横多古拙平直，“蚕头燕尾”浓重，比较典雅，装饰性强；

（3）竖多方笔起笔，露锋收笔显得老辣、精熟 （如图五）；

（4）撇捺笔力飘逸，疏朗飞动；

（5）凡横折处方中带圆，字势强雄，笔力飘逸 （如图六）。

图四

图五

图六

2．从结构上分析

《爨宝子碑》有明显隶意，主要在结构上方整，因受同期楷书影响，楷书的勾画、横画起笔已具有楷书起笔痕迹。但部分横画收笔仍保留隶书的波挑。

《司马芳残碑》结体多变，采用隶书横向趋势，气象宏大。是隶书至楷书过渡的典型。桂馥说： “正书兼用隶法，饶有朴拙之趣。”

3．从章法上分析

《爨宝子碑》整齐中有错落，体式开张，字势奇特，结体多变。

《司马芳残碑》右半段茂密，左半段较疏淡，整体章法疏密有变，行气贯通，变化协调、自然。

4．神韵上分析

《爨宝子碑》简古劲险，雄浑威重，体式开张，拙中见巧。康有为称其： “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 《灵庙》 《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

《司马芳残碑》方笔为主，风格独特，碑文同样古雅。结体朴茂，笔力遒劲，意态奇逸。

三、归纳 《爨宝子碑》与 《司马芳残碑》异同

《司马芳残碑》立于太武帝至文成帝兴光初 (424—454年)，比 《爨宝子碑》晚19-49年，可看作同时代作品。两碑介于隶楷之间，字体古拙奇巧，书风接近，有一定比较研究价值。

《爨宝子碑》继承汉碑法度，又有隶书遗韵；运笔方中带圆，笔力沉毅雄拔；古拙浑厚，意态奇逸。

《司马芳残碑》刚健飞动，横刻收笔处有明显隶书余姿。风格则“拙中藏巧，朴处蕴腴”，给人以老辣野逸壮美之感。

康有为的尊碑源于碑学本身所蕴含的艺术本真和人性原朴，这也恰是自唐代以来渐失帖学之所在。南朝禁碑，却云南、陕西有碑，这恰巧填补了南朝无碑的空白。云南是“南蛮”之地，受内地文化熏陶偏少，所以 《爨宝子碑》缺乏南朝讲究法度又妩媚的书卷气，多了任性为之的霸悍雄强气。

四、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影响和借鉴

《爨宝子碑》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康有为 《广艺舟双楫》中评价： “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又云： “若吴之 《谷朗碑》，晋之 《郛休碑》 《枳阳府君碑》 《爨宝子碑》、北魏之 《灵庙碑》 《吊比干文》 《鞠彦云志》 《惠感》 《郑长猷》 《灵藏造像》，皆在隶楷之间。”它和书刻于公元456年的北魏 《嵩高庙碑》风格接近。立碑时距王羲之去世仅30年，但与世传右军法帖俊逸之风大为迥异。

《爨宝子碑》率真硬朗，气度高华。究其渊源，属隶变时期作品，体势情趣、情态均在隶楷之间。寓飘然于挺劲，杂灵动于木讷。由于其脱胎于汉隶，故波磔犹存，相较于 《张黑女》 《元怀墓志》等成熟的魏碑，更显得“原生态”。用笔方峻，起收果断；造型奇特自由，神秘莫测。

《司马芳残碑》体势和用笔具备北魏早期铭刻体的基本特点。碑阳及碑阴下部余字，书刻都好，比之先于它的 《灵庙》 《东巡》二碑，更显端庄方峻。其笔画的右昂，入笔的方截，横笔的方磔上收，捺、提、折、点的楷法，更像其后的 《南巡》 《王忆变》诸刻。但 《司马芳残碑》多了些平城体的朴茂，更显生动。

从这里似乎看到了吐鲁番晋人写经，北凉体 《沮渠封戴木表》与平城铭刻书迹的内在关联——它们都源于魏晋中原书风。此石书迹整体面目不错，但总觉精致胜于精彩，小巧胜于宽博，少了些王者之风。《司马芳残碑》篆额是北魏早期惯用的装饰性铭刻体，但比之两旁的双螭，略显简陋粗疏了些。

《爨宝子碑》和 《司马芳残碑》的难得可贵在于其朴厚严谨、含蓄古逸。整篇临写时要注意度的把握，不要仅学表面的雄强粗犷而写得狂怪邪险，失去纯正高古的气息和品格。应以朴茂、生动之笔意，使结体在隶楷之间。对于奇绝的结体、重点的笔画应如狮子搏象全力以赴，不要有含糊刻板之病，力求做到精神焕然。临习要以凝练的线条追求清峻之气，不刻意描画，也不打格加强装饰而淡化字形的大小对比。临习时力避“刻、板、滞、结、僵”诸病，力求“醇、雅、灵”之境。一般上，隶书易大小匀称，至唐楷更趋统一，到明清“馆阁体”则字如算子，呆滞僵板，了无生气。自乾嘉后朴学大盛，有识之士提倡碑学，此风百年长盛不衰，而使砖文、墓志等“民间书风”为当代书法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两块碑结字错落，极其大胆，常有出人意料之安排，使静态书体呈现出节奏的变化。

《爨宝子碑》和 《司马芳残碑》具有相似的刀味、石味、民间味和朴拙之味，与南朝名人书家严守法度、重视笔意结构的书卷气形成强烈对比。临习 《爨宝子碑》和 《司马芳残碑》就是要学这些朴厚严谨、含蓄古逸的刀味、石味、民间味，从中去体味一种胸襟，一种较为开阔的高古和朴茂。这才是 《爨宝子碑》和 《司马芳残碑》对当代书法借鉴和应用的精髓。

[1]刘涛 《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2]郦道元 《水经注》卷十九·渭水。

[3]黄惇 《秦汉末魏晋南北朝晋南北朝书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

[4]康有为 《广艺舟双楫》，载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5]康有为 《广艺舟双楫》，载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6]“北凉体”特点： “字体方扁，在隶楷之间。上宽下宽，每每有一横或者竖、撇、捺一笔甚长，竖画往往向外拓展，加强了开张的体势，富于跳跃感。特别是横画，起笔出锋又下顿，收笔有燕尾，中间是下曲或上曲的波势，成两头上翘的形式。”（施安昌《“北凉体”析——探讨书法的地方体》，载《书法丛刊》，1999年第4期）。

作者单位：河北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