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副教授 王前

王前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副教授

“邂逅”胜海舟

最近看到有不少人写明治维新，感觉很多国人对这个决定日本近代命运的关键时刻兴趣不浅。笔者不是专门研究日本史的，不敢乱说明治维新有何重大意义，在这里只想聊聊一位跟明治维新大有关系的日本政治家，他就是让日本避免了一场内战、顺利走上维新道路的大功臣，也是日本海军创始人的胜海舟(1823-1899)。

据我管见，中国现代史上政军两界最了不起的日本通似乎未怎么提及过胜海舟，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在国人中可以说是罕有其匹的知堂，好像也没有谈到过他。笔者不是有意要写冷门人物以吸引眼球，而是多年前因缘凑泊读了点他的书，觉得此人实在值得一写。其实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也有过一些写胜海舟的论文，对他有褒有贬，不过恕我直言，觉得不太过瘾，或是理解不到位，所以索性不揣浅陋自己来写一篇献丑了。

贫寒武士出身

胜海舟于1823年出身于一个武士家庭，跟曾国藩的大弟子李鸿章同岁。父亲胜小吉是武士中的旗本，虽然地位很低，也没有儿子名气大，但因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名字。他写的《梦醉独言》，目的是为了让子孙不要学自己的样子，仿佛是忏悔录了。

出生于江户幕府即将落幕的时代，西方列强觊觎东方，胜海舟的人生注定不会安逸。十几岁时，他就去习禅学剑，随着年龄增长，知道世界发生了大变化，不能再因循守旧靠什么儒家的学问去保卫日本了，于是就去学习“兰学”——西方的学问。江户时代对跟西方的交通贸易除了荷兰以外都大加限制，日本读书人大都通过荷兰了解西方文明，所以西方文明也就被称为兰学了。胜海舟说，他的一位老师告诫他，要救日本，唯有学习兰学才是正途，这对他的影响很大。当然他学的西学主要偏重地理和军事等实学。胜海舟年轻时贫穷，买不起书，手抄过日语荷兰语词典。求知欲被点燃后，西书汉籍日本书都读。平仄虽然不怎么地道，也能写汉诗。

胜海舟曾到长崎海军传习所学习海军，1860年率队乘著名的咸临丸横渡太平洋去美国考察四个月，新大陆的文明令他大开眼界，颇受震撼。回国后被幕府任命为军舰奉行(掌管幕府海军)并开设神户操练所，好几位未来日本海军的将才都是他的学生。在幕府的最后阶段他被任命为军事总裁，整个德川幕府的命运实际掌握在他这位重臣的手里，可见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对他的信任和倚重。

扭转日本命运的大功臣

幕府晚期，一些后来成为明治维新主角的武士看到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陷入了被西方列强殖民的境况后，充满危机意识，不想让日本重蹈中国的覆辙。尤其是1853年美国佩里提督率领舰队进入日本领海(史称“黑船事件”)，对幕府和整个日本冲击极大。虽然有“开国派”和“攘夷派”之争，后来打倒幕府，把大政奉还给天皇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倒幕的军队打到了江户，而此时双方对峙的军事领导人正是胜海舟和西乡隆盛(1827-1877)。

幕府里的强硬派主张拼死决战，而胜海舟审时度势，不愿意江户血流成河(当时江户人口超过一百万)，反对日本人打内战，所以他跟西乡隆盛谈判，实现了“无血开城”，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和平解放。他跟“叛军”主将西乡又一见如故，最终一起为明治维新扫平了道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虽然不是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那样的明治元勋，但从挽救江户城的功劳上来说，他作为幕府军队的实际最高负责人，避免了生灵涂炭,在日本史上是立下殊勋的。

也正因为他的卓越功劳，明治维新开始后不久，他被新政府任命为海军卿(相当于后来的海军大臣)，一直做到枢密院顾问官，位列正二位一等伯爵。尽管不像伊藤博文那样叱咤风云，也没有像他的朋友李合肥那样一直掌握巨大的权力，但在明治时代的很多重要时刻都有他的身影，对政坛的影响力一直存在。

《冰川清话》里的中国

如果只有上述事功，也许笔者还提不起兴趣来写胜海舟，毕竟那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无须我这个外行插一脚。促使我写本文的原因还是胜海舟所写的那本《冰川清话》。书里面关于中国的部分我读了很感动，那种感动是我阅读近代以来跟中国有关的日文书籍时很少有的。

那种感动怎么说呢，举个有点跳跃的例子，就跟我读曾国藩家书家训时有类似的地方。他们都在西学东渐后经历了东亚政治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用李合肥的话来说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都是在各自国家的困境和人生的磨难中成熟起来的真正的政治家，都对人性和政治洞察入微。

《冰川清话》记录了胜海舟的一些谈话，冰川二字取自他当时住的东京赤坂冰川。晚年的胜海舟早已退居二线，不过谈论政治口无遮拦，毕竟他的资历够老，跟他同辈的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等他眼里的真正元勋早已离开人世，而当权派伊藤博文在推翻幕府时还是个少壮派，所以他对伊藤博文等权贵批评起来毫不留情。话题涉及的面极广，大部分是关于时局的，也有关于何谓政治的精辟见解，更有关于中国的独特看法。

胜海舟与李鸿章

前面提到胜海舟跟李鸿章同年出生，这两位影响各自国家甚大，都是海军建军功臣的风云人物竟然成为交情不错的朋友，也是我读《冰川清话》时的一大意外发现。笔者没有看到过李鸿章对胜海舟的评价，但胜海舟对李鸿章的评价极高。据说胜海舟跟李鸿章通过驻日公使多次交换过书法和著作等礼物，尤其在李鸿章的嗣子李经方任驻日公使的时候比较频繁。看来李鸿章对这位扶桑的同辈人也是敬重的吧，不仅仅是出于礼尚往来。

胜海舟说李鸿章为签署《马关条约》来日本的时候，某熟人对他说要去下关谈判了，他便叮嘱对方李鸿章是个很难对付的对手，既然敢来日本，肯定胸中早已盘算好，不可小觑。那位熟人听罢说道，麒麟老了连驽马也不如，李鸿章已是老耄，不用害怕。可后来再见到胜海舟时，却用很佩服的口气对胜海舟说，李中堂在去春帆楼的路上被刺客小山六之助狙击后，好像无关痛痒，虽然带来了本国的医生，却接受敌国医生的治疗，一点都不怀疑对方，到底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胜海舟的这位朋友觉得李鸿章城府极深，绝对是个英杰，并且称赞胜海舟看人的眼光毫无差错。

胜海舟年轻时去过中国，他说看到中国的山川大河，觉得什么都比日本大，而日本什么都小，为此还落过泪。甲午战争前后他反复对人说别小瞧中国，中国有人。李中堂正是他眼中的人杰之一吧。

进入明治时代后，胜海舟虽然也做过高官，但渐渐远离了权力中心，毕竟是那些打倒幕府的功臣们的天下，但是忧国谋国之心却从来没有消失过。甲午战争结束后，胜海舟听说日本方面决定由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担任全权谈判代表，胜海舟觉得他俩不是李鸿章的对手，曾经对周围的人说如果政府需要，他愿意出山跟李鸿章谈判。原本就反对甲午战争的胜海舟，在开战之初就说日本师出无名，在战后也反对日本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因为在他看来，东亚的中日韩应该联合起来对付西方列强的殖民，所以他觉得自己可以跟李鸿章一起商讨东亚的未来，可惜当道对他的忠告置若罔闻，伊藤博文甚至觉得他的一些建议只是说大话而已，胜海舟也就失去了跟他欣赏的李中堂共谋东亚前途的机会。

与丁汝昌一见如故

胜海舟不仅跟李鸿章有交往，跟李鸿章麾下的著名将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也一见如故。据胜海舟说，当年北洋水师访问日本时，丁汝昌到胜海舟家拜访了这位日本海军的创始人，两人一见如故。胜海舟描述的丁汝昌身材魁梧，面皮浅黑，看上去毫无威严，而且举止活泼，不修边幅，言语率真，像一伧夫。丁汝昌对这位前辈说，拜访胜海舟是因为久仰他是日本海军创始人，有丰富的实际经验。丁军门说自己在太平天国时成为李中堂的部下，度过约七年艰难岁月，承蒙重用进入海军，带子弟二百名去英国学习。回中国时驾驶两艘军舰。然而海军建设困难重重，往往无所得，自己不堪其任，而有司不察，动辄视海军为无用之长物，结果一事无成。为了学习外军的先进经验，丁汝昌说读过胜海舟写的《海军历史》，了解当年日本海军草创的艰难，非常佩服他的功勋。胜海舟听罢很感动，觉得丁汝昌很谦虚，也有远大的胸怀，他为结识了一位海外知己而高兴，就把自己关于海军建设的想法跟丁汝昌谈了许多。

胜海舟说丁汝昌后来以海军提督的规格邀请他登舰参观，数次盛情款待，而自己为了表示一片冰心，吟了一首和歌并附上一把宝剑回赠。胜海舟参观了北洋水师的战舰，发现整体上收拾得很好，日常用品等都不用外国货，全是中国制造，他说看了很佩服。丁汝昌还指着自己穿的军服告诉胜海舟，军装都是中西合璧。胜海舟记得当时刘步蟾也在座，他说刘话不多，个子也不大，但是看上去很有胆识。

公开反对甲午战争

因为跟丁汝昌有了这份交情，所以甲午战争开始后，胜海舟说他很牵挂北洋舰队，毕竟他本来就是当时日本政治家里唯一公开反对这场战争的。而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中将曾在他开设的神户操练所待过，他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在一生一次的大舞台上立功。丁汝昌虽然不是他的学生，但到底是传授过一点经验的晚辈，如今两国交战，他说自己几乎陷入了分裂状态，一会儿惦记北洋水师，一会儿担心日本海军。在听到丁汝昌殉国的消息后，胜海舟不胜今昔之感，写了一首悼亡诗，赞美丁汝昌果决无私，能够从容赴死，哀伤再三。我们也可以想见胜海舟的为人了吧。

当然，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也许对他会有微词，可要他完全站在中国立场上说话，那也是强人所难了。在举国一致狂热支持对外战争的年代，身为元勋级政治家，能够公开说自己反对那场战争，中国和朝鲜是日本的老师，那是何等的气概和勇气！

没有看轻中国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掉转方向，就像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的那样，要摆脱中国和朝鲜这样的邻居，向西方学习，在那样的大环境里，尽管福泽谕吉对中国的批评很多是有道理的，但在我们看来似乎有点不舒服，尤其是他支持开战。而胜海舟当然知道中国的问题，但有一份同情的理解，知道中国的长处，没有因为中国的落后而看轻中国，这点在当时日本绝对不多见。

《冰川清话》的编者松浦玲也很自豪地在本书解题里指出，新版的最大特色就在于集中地反映了胜海舟晚年的中国观和世界观，而在以前的版本里那些话都是被篡改了的！除此之外，胜海舟对东亚三国同盟的主张，以及对明治时代日本皮相地引进西方文明而造成的问题的批判，有关资料都很丰富。

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肯定很讨厌胜海舟这张“乌鸦嘴”，可又拿他没有办法。在提到战后赔偿问题时，胜海舟说不应该提领土要求，但是要多要赔款。不过这个赔款不可用在“浅薄的日本人身上，因为他们会因此而奢侈，导致国家衰弱”。要了赔款却不能拿到日本来用，那是什么思路呢？胜海舟说，全部用在中国铁路的投资建设上，那样的话中国人肯定会高兴的！

我读了胜海舟对中国的一些判断后，觉得此翁虽然没有像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那样熟读中国古书，但毕竟也潜心读过一些中国的古书，去新大陆接受过西洋文明的洗礼，对世界大势有非常精准的判断，又向来以“正心诚意”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李鸿章的老师曾涤生也对这位大弟子强调过“诚”的重要性)，所以对中国的看法也就比日本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政治家要好得多。

在甲午战争前后，他一再说不要小看中国，中国人做事有很大的气魄，看问题的尺度不一样。他认为中日打仗就是像兄弟吵架一样，日本赢了又有何光彩呢？最后还不是欧美列强渔翁得利吗？与其那样，日本还不如跟中国合作，一起搞商业、工业，建设铁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五亿国民是日本最大的顾客，更何况中国原来就是日本的老师，东方人的事情还是应该由东方人自己来解决。

在战争开始后，他批评政府压制舆论，搞得大家都不敢说话。他说“认为唯有自己才正确、强大，只有日本才这样说，而世界可不是这么看的”。一个拿着明治政府俸禄的政治家，如此激烈批评本国政府，在当时的日本的确非常另类。

在举国为战争胜利而狂欢之际，胜海舟又毫不客气地发了一通批评。他说中国虽然输了，日本如果因为战胜而过度傲慢，日后不会有好果子吃。在他看来，即便能在使用舰炮的战争上取胜，如果经济上打了败仗，国家也要完蛋。他认为在经济战上日本是完全不及中国的。笔者读到这部分的时候，觉得这位住在赤坂冰川的老翁，似乎预见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日本似的。

已是耄耋之年的半滕一利是位专门研究日本现代史的著述家，前些年写了本《胜海舟的后半生》，里面提到胜海舟对中国的认识时无比感慨，说甲午战争时胜海舟就对中国有如此清醒而准确的认识，半个世纪后的日本领导人却没有一个人认识到中国的本质，真想把胜海舟的“指甲里的污垢煎了汤给他们喝”！

痛批康梁

康有为梁启超这对师徒流亡日本后，一起去见过胜海舟，因为营救他们的宇佐稳起彦跟胜海舟是朋友，所以胜海舟也帮助过他们，因此还得罪了清朝公使李盛铎，不再有来往。虽然出于情谊，也出于对中国的关注，他帮助了两位戊戌变法的领袖，但对他们的政治行动却是有批评的。

作为在日本政坛跌打爬滚了半个世纪的政治前辈，他说康梁是出色的学者，但不是政治家。当他们对胜海舟说想仿效日本体制，靠日本的援助进行中国的改革时，胜海舟听了，当着他们的面光火了，说：“作为中国人却不知道中国的长处，真是岂有此理！现在的中国还是尧舜的政治，模仿日本的立宪政治不会有好结果。不要被日本的中国通们怂恿啊，不要擅自主张。再说借外国的力量从事本国的改革，那是痴心妄想。日本在幕府末期也有过那种没见识的人，那是完全成不了事的。”

在胜海舟看来，两位客人是不适合从政的直肠子的学者。胜海舟平生不太瞧得起坐在书斋里坐而论道的学者，被他批评过的最有名的就是那位福泽谕吉了。他总觉得像福泽那样的学者没进过厨房，不知厨房之热，只会说风凉话。

尽管对康梁的政见胜海舟不敢恭维，但对康梁的流亡他依旧支持。在大隈重信首相下台后，胜海舟委托继任的山县有朋关照康梁，为的是让他们到国外去开开眼界。还写信给康有为，说日本不是他所想象的善政之邦，中国有中国的长处，要发挥中国的长处才好。这样看来，也许读者会觉得胜海舟是落后于时代的老朽了。笔者最初读到这段的时候也有点费解。一时无法领会真意。

在《胜海舟座谈》里有他批评明治政府的宪法的话。他说宪法照理是下面的人用来约束掌权者的权力的，可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却是官僚们按照自己的意图而制定的，他说维新大业哪有那么简单！对在黄遵宪等先进的中国知识人眼里已经改革得很出色的日本，胜海舟尚且如此不客气，对当时的清政府，也许他觉得这个曾经的老师，还无法一下子接受新的政治思想吧。记得有本书上说伊藤博文曾劝李中堂加快改革步伐，李中堂说中国太大，急不得也。可是时代的变化比李中堂和胜海舟想象得要快许多，他们逝世后才过了十年左右，大清王朝不在了。如果胜海舟活到那个时代，也许他会对中国变化的速度很惊讶，要修正他对中国的某些判断了。

胜海舟去世后的那半个世纪里日本走过的道路，似乎证明了他对国际局势和东亚的分析是颇有先见之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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