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修建

智性的言说：论罗振亚的先锋诗歌批评

○崔修建

在回眸百年新诗荆棘与鲜花同在的历史进程时，我们在赞叹百年新诗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时，自然也会赞叹那些为百年新诗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著名诗歌批评家，而罗振亚就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实力大家。从1987年在《当代作家》发表第一篇引人关注的论文，迄今他在诗歌批评领域已耕耘3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新华文摘》《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文章近三百篇，其中多篇文章曾在学术界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评，其代表性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中国新诗的文化与历史透视》《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等，均以其开阔的学术视野、深邃的诗学思想、独特的学术风格，在学术界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尤为引人瞩目和赞叹的是，罗振亚始终站在先锋诗歌批评前沿，以开阔的历史视野和高扬的主体批判意识，将先锋诗歌的发展变迁置于现代历史文化演进流程中进行宏观的整体观照与细致的微观解剖，从不止于对先锋诗歌现象简单扫描与浅层论述，不拘于某些权威既有的论断，勇于从先锋诗歌外在和内质俱存的巨大困境中寻找突破口，以个人独到的体悟和严谨的论证，对当下正活跃的诗人进行不揣偏见的直率臧否。他始终以一个独立的批评家身份谦恭而自信地发言，在稳健的独白与温和的对话中，展示出非凡的学术眼光和价值判断力，彰显了一位新诗研究学者优卓、翩然的批评风度。

一

在当代思想、浮躁、批评深度不断消解的现实境遇中，保持客观、务实、求真的批评理念，深入先锋诗歌创作语境中，进行置身其中的“在场”批评，是罗振亚一贯坚持的诗学研究方式，也是他自觉地摒弃庸俗的捧场和简单的否定，而始终坚持沉潜的学理态度，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敏锐的学术感悟力，不断地致力于深层问题的探掘，以其富有创新性的独特的个人化言说，源源不断地为当代诗学批评提供自己的真知灼见。他深知“先锋诗歌”的命名和本质的“现身”与所处的现代文化语境存在着极其复杂的联系。所以，他首先选择了宏观观照先锋诗歌，站在更高的视点上进行整体性把握，对各类先锋诗歌创作和批评资源兼容并蓄，积极质疑、析疑和解疑，而这样一来势必要增加整体性筛选、对照、分析、概括的难度，因为若要穿过纷繁、无序、杂糅的现象达到本质的揭橥，抵达对一些重大诗学命题探究的深度，实现真正有力度的批评，必须具备相当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学术素养，同时，还要具备挑战难题，敢于亮明个人卓见的学术研究勇气。诸多事实表明，他不仅在先锋诗歌批评领域卓有建树，而且在有关百年新诗批评的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处于时代变革、文化转型时期的先锋诗歌，诗人自觉的先锋追求和诗歌自身的发展，使得诗歌观念、表达方式、语言策略等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变化，其对传统的颠覆、解构和现代建构方面展示出来的巨大的探索性、多元性和丰富性，诗歌文本的多义性、歧义性、伸缩性等，都为批评家的深入解读制造了许多困难。如何对潮起潮落的先锋诗歌进行恰切的历史定位，如何从历史的、文化的以及诗歌发展的整体可能性等方面，挖掘出被遮蔽、排斥、误读的先锋诗歌潜在的价值和意义，是罗振亚展开批评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他以开放性思维、深入的体验和多维度的智性引领，在举重若轻的感性与智性双翼灵动的滑翔中，获得了一种与诗歌写作同样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无论是关于诗潮现象、诗歌流派、个体诗人，还是诗歌理论、诗歌文本等诸方面，他都能够将其放在一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即使是细读文本也决不拘泥于文本，而是通过对诗人所处时代境遇及其变动的追踪，发现作为个体的诗人与社会历史深层的联系，并以其特有的穿透力跳过、超越那些繁琐的现象描述和粗陋的理论框定，从多重困境中寻找到批评突围的路径。他努力建立一种与先锋诗歌平等、和谐、深入对话的理想批评状态，如他对“非非主义”的批评，就是建立在对一些代表性文本的细致解读的基础上，联系诗人创作的文化背景与其文化诉求，对其反文化、反意象、反抒情等理论主张进行了深入考察和富有学理性的论证，雄辩地揭示出“非非主义”特有的诗学内涵和价值所在。

特别为学界与诗人们普遍赞赏的敬佩的，是罗振亚在展开先锋诗歌批评中，既有宏阔的“史”的整体观照，又有深邃的“论”的多维透视。他力求在还原先锋诗歌历史的基础上，进入其演进的历史之中，对其生成、发展、裂变和湮灭的过程进行较为清晰的梳理，并使得批评始终处于主体最自由、充分的抚摸和打量之中，在对批评对象冷静地谛听、审视、扣问和思索中，以客观、厚重、绵延的“史”作为“论”展开的线索和依据，而“论”的展开与深入，又基于对“史”的分析、归纳和概括，基于对既有材料的感悟和提升，并由此进行大胆的“命名”和严密的求证，这就需要细心、慧心、耐心和恒心的支撑，更需要广博的知识储备和综合能力的发挥，罗振亚多年来扎实推进的批评实践，完成了一系列“史”与“论”的自然融合与创造，提出了很多富有创见性、启发性的观点，如他在“个人化写作”的批评中，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诗歌“意识形态写作”特点的指认，到辨析“集权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个人化写作”的本质区别，从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对“现实”“现事”“叙事话语”重视的分析，到“自我表现”“私人化写作”与“个人化写作”差异性的考察，指出了很多语焉不详或缺少论证的“个人化写作”的本质、意义及被误读所产生的种种问题，而这一切都是在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张弛有度的“史”的描述与缜密思辨的“论”的结合的基础上完成的。

二

如何为当下的先锋写作提供必要的借鉴和指导，实现批评对当下诗歌写作的价值，是罗振亚展开先锋诗歌批评的又一重要出发点。他喜欢从诗学本体研究入手，以诗人的情怀切入到诗人的心灵和文本内部，喜欢徜徉于涌动不息的诗潮当中，与先锋诗歌一道保持心灵本真的律动，通过近距离的亲密接触，一步步走向先锋诗歌幽秘的深处。他以天赋的敏感透彻地把握文本，辨析不同诗人的个性气质，归纳出某些凸显流派倾向的特质，并借助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等方法，保证个人批评的鲜明系统性。为此，他往往一方面与诗人保持灵魂沟通，一方面加以理性思考的烛照，将理论把握与文本细读融为一体，于一次次追踪、清理和挖掘中，对现象、文本、运动、流派等进行整体观照和多维透视，进行拓荒性的探索。他在进行价值估衡、意义指正和对诗坛流弊进行必要纠正的同时，努力地为诗人提供理论指导，为其他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学术参考。譬如，他通过对不同语境下先锋诗歌演变流程的现代审视，努力还原其变动不居的本真状态并对其发生的动因、根源和特征进行归结，发现了处于“影响的焦虑”中的先锋诗歌一贯的“反叛”取向，通过对“朦胧诗”——“第三代”诗——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70后诗人”这一“反叛”链条的考察，他令人信服地断言：每一阶段先锋诗潮都伴随着对前一阶段诗潮的解构而崛起，这其中存在着明显的“断裂”与“承继”，从而看到了“先锋”与传统和现实所发生的深刻的接续。这一重要发现，无疑对于先锋诗歌的写作和批评具有多重的启示意义。

真正的批评家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负起现实与历史的批评担当。罗振亚不归属任何派系或圈子，他一贯坚持自己独立的批评立场，从不做夸大其词的偏执判断，也从不自视甚高地盲目排斥他人之见，他服膺于对事实精微地考察、评析、钩沉得出的切近本质的深刻发现，服膺于张扬感性色彩又具有精深的学理探究的真知灼见。他诚实、坚韧地执着于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探掘，从不迁就或附庸某种流派而故意拔高或贬抑。身处众声喧哗的批评之中，他却总能保持一份冷静、从容，但在直斥诗坛的某些流弊时，他犀利的笔锋却毫不迟钝，如对“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那场充满意气用事的话语权争夺，他在认真考察、分析了双方的观点和依据之后，在充分肯定论争的价值后，直陈自己的不满和遗憾：“这场世纪末的诗学论争非但没有提供出有价值的思想或美学向度,反倒掩盖歪曲了一些有意义的诗学问题,使本来就十分模糊的汉语诗学问题愈加混乱。为服从论争需要,他们将民间与知识分子、南与北、软与硬、普通话与口语、本土与西方等范畴的对立性故意夸大，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有的大而无当，有的干脆就不存在，这无疑混淆了读者的视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以美学为幌子的争名逐利的商业炒作。”①他这种带警示性的直率发言，缘于他批评的真诚，缘于他始终致力于将“先锋”对于当下及未来诗歌发展的潜在意义的揭示。

罗振亚长期从事中国新诗的研究工作，对近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历史以及各个阶段诗歌的美学特征有着全面的了解和较为深刻的认识，对“正在进行时”的先锋诗歌展开批评时，他善于精心选取合适的视角，以便拨开庞杂的诗歌现象的遮掩，从芜杂、错乱、扭结的诸多问题缠绕之中，准确地抉取具有引发意义的散点、碎片进行多维的学理审视，找到破解某些重要诗学命题的通道，如他从语言学角度对“第三代”诗艺术特征所做的精辟阐释，便抓住了“第三代”诗反叛“朦胧诗”的路径和根本命脉；而他从“肉体乌托邦建构”出发，对“70后”“下半身”写作生成的原因、意义和明显缺陷的辩证剖析，便走出了道德批评的旧路，揭开了其“反叛”的先锋姿态和可贵的艺术探索；他对海子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的审视，使他看到了海子的意义在于“他已成为逝去历史的象征符号、中国先锋诗歌死亡或再生的临界点”，宣告了那种激情的青春写作的结束和失效，而更趋成熟的“个人化写作”来临。可见，他对海子的成功解读在于“他把海子个体诗人的风格特性与诗歌发展潮流及整体先锋诗歌语境联系起来，表现出对一个重要诗人的深刻理解和对时代诗歌走向的本质性洞见”②。

三

优秀的诗歌批评家，往往兼具诗人气质和诗人的创作才华。有着丰富的诗歌写作经验的罗振亚，曾出版诗集《挥手浪漫》。近年来，他在勤奋、谨严的诗学批评之余，仍饶有兴致地进行诗歌创作，近期发表的《与家人说话》（组诗），以“洗尽铅尘见真醇”的素朴风格，让众多诗人和诗爱者，欣喜地领略了一位著名诗歌批评家的诗歌文本书写风采。

阅读罗振亚的先锋诗歌批评文本，常常会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惊喜，甚至会令读者产生如沐春风的审美愉悦，丝毫没有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感觉，这缘于他擅长娴熟地运用自成风格的诗性理论话语，将深刻的诗学观念和理论，自然地融入到一系列诗意的描述当中，融入到他那充溢着机敏的发现、灵动的诗性感悟、鲜明的艺术气质的论述当中，他的批评文本有别于人们常见的枯燥概念、术语铺陈和范式化的逻辑推理，在追求准确表述的同时特别用心于追求语言美质效果，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的诸如“诗坛灵魂的裂变”“内在生命的孱弱”“无根的漂泊”“历史中断后的精神逃亡”“通往成熟途中的智性写作”“在场的叙述”“病态的诗化青春”“活力的象征与先锋姿态的停滞”……这些张扬着生命自由与活力的标题或关键语句，恰如其分地标识出历史走出抽象的在场的清晰与形象，消减了理性概括的生硬和晦涩，并增加了学理上的弹性与伸缩余地，这不仅聚合了罗振亚在先锋诗歌批评之旅中丰瞻的思想谱系，还由此在向历史、现实敞开之中使学术视野变得更加辽远而深邃。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页。

②邢海珍《阐释与评说：深入解读中的历史性清理和总结》[J]，《文艺评论》，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