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批评史研究与经典化批评

2017-09-28○李松

文艺评论 2017年9期

○李松

十七年文学批评史研究与经典化批评

○李松

如果说文学史是关于文学作品的历史，而文学经典（canon）是作品被遴选的结果，那么如何处理文学经典的历史叙述，是所有文学史、批评史研究都绕不过的话题。就文学经典的本体论含义而言，它是文学性与思想性的优秀典范，汇聚了社会共同的审美经验、政治认同以及民族、地域身份，对于社会主流价值具有教化、示范功能，成为了文学研究知识建制的构成内容。文学史书写的实践中，写作者往往将典律机制视作一种择优标准，从而由文学经典的著述书写转变为文学经典叙述的历史；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则探讨经典生成、演化以及内外制约的因素。文学经典是一种命名的产物，而文学经典化（canonization）是一种历史化的批评运作，简单而言，是指探讨文学作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熔炼为经典的过程。笔者根据研究心得以及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试图以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经典化实践为基础，进行思路清理和理论提升，从而总结一种逐渐定型的文学史与批评史理论，即经典化批评（canon criticism）。

一、十七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经典问题

文学史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这种历史形态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文学史叙述是主观建构的产物，其历史时段并非无限延长而没有边界，文学史的分期便是人为树立的时间界碑。本文以十七年作为批评史范围，探讨文学批评中的经典问题。在“文学史是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众多学者纷纷对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经典进行解读，一时成为学界热潮。代表性的成果有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①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②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③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④《追忆燃情岁月——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⑤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⑥等等。既然文学史是文学历史延续呈现，由于内在生长周期规律与外在制约性塑造的原因，同时自然包含断裂性的转折。当前不少学者集中研究文学史主流“红色经典”，固然具有合理性和确定性，然而，也需要从长时段演变观考察传统经典是如何在文学转折关头接受历史的重新塑造，从而进入新的文学史叙述。关于传统经典的理解是如何参与“当代文学”文化政治的建构目标，这其中每一种文学形态嬗递的转折过程，值得研究者对历史细节进行深入的考辨和理论总结。

目前学界关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学转折的研究主要是就文学创作而言的，就当代文学的实际情况而言，文学应该创作什么、如何创作以及与之相关的评价机制，权威的训诫者与规约者往往通过文学批评这一价值判断的手段进行塑造。文学批评关注的主要对象不是一般的流行作品，而是通过对前代的文学经典进行重评、对当时代的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的建构而进行的。就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张荣翼1996年首次从文学批评机制的角度提出了文学经典的问题。他认为，经典机制“可概括为是以之来引导、评价整个文学活动的一种秩序和规则”。文学经典机制的建立在于客观性的批评标准，“权威的拟定”以及文化惯例的认可。经典机制的功能，在于“既可以圭臬创作,也可以引导阅读,它的作用是文学活动在保持个性特征的前提下也有统一性”⑦。1997年张荣翼又从文学史理论的角度提出了文学经典化机制在历史过程中体现的规律。他指出：“文学史作为经典化了的文学的历史，它的经典化在形式上是对文学本文的经典化，而在它的实质蕴含上还包含着对某种观念、某种思想的经典化……”文学经典化的形成过程中，“文学史通过对过去文学本文的经典化，就在接受过去文学影响的现实性的一面外，还展示了它自觉筛选、接受这些影响的可能性的一面”⑧。张荣翼揭示了经典机制作为文化权力对文学史写作造成的深刻影响，而文学批评也同样存在着文学批评经典化与经典化的文学批评史的问题。他的结论为笔者探讨“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问题，即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批评及其悖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文学经典的批评既涉及过去时代的作品，又包括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的作品，还包括批评者所处时代的作品。无论面对何种研究对象，文学批评者都应该具有鲜明的历史发展意识，梳理批评者与批评观念的演化关系，考察当时代批评观念的历史来源。对于当代文学“历史来源”的探讨，在当前的文学批评研究中尤其重要。一般的叙史观念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左翼文学相对立而与“五四”的启蒙文学沟通血脉，从而造成了对20世纪50—70年代文学批评现代性追求得失的盲视。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经典重评活动的讨论，必然涉及语境、权力等复杂问题。率先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批评问题及其阶段的划分，首先体现在荷兰比较文学研究者佛克马、蚁布思合作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他们认为：“在中国，现代经典讨论或许可以说是开始于1919年，而在1949、1966和1978这些和政治路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年份里获得了新的动力。”⑨这种将文学经典的批评划分为四个转折、五个时期的做法，基本上吻合了历史转折关头文学批评随思想变革、政治路线而变更的特点。文学经典是什么？是谁的经典？文学经典何以形成？文学经典在历史转折前后的评价发生了什么变化？佛克马、蚁布思对这些问题的一步步叩问，掀开了历史复杂面目的一角。

从董瑾的文章《50年代初文学经典的颠覆与重构》中可以看出，她的研究思路是对佛克马、蚁布思研究思想的延伸和深化。董瑾探讨文学经典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变化情况,考察经典的构成方式及其依据与意义,并进一步了解与辨析文学观念与思潮的嬗变过程。意识形态的文学价值观念是怎样体现在对经典的批评过程之中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参与经典的建构的？作者就这个时期经典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下列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有权力选择和确立经典？是权力机构还是个人？如果是权力机构，那么这个机构是大学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抑或政治权力机构？第二个问题：选择(或不选)经典的依据是什么？换言之，经典构成的依据是什么？这种(重新)选择与阐释在四五十年代有什么突出的变化……第三个问题：经典重构的理论来源与影响。四五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相对于‘五四’时期,这场大变动更早地是以领导统治作为特征的……认识50年代对经典的选择、重新确立与选择确立依据，必然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足够的了解。”⑩董瑾曾经是洪子诚在北大的硕士研究生，从她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以及洪子诚的讲稿《问题与方法》的课程记录，估计她的不少看法受到洪子诚的著述和课堂的讲述的启示。

洪子诚之所以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其思路、观念和方法影响了许多后辈学者，这与他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广泛、深入吸收西方哲学、文学、美学方面的重要成果有必然的关系。[11]正因为他的根子扎得深、思想吃得透、方法用得活，洪子诚直接套用或者搬用西方术语的情况极为少见，而他对问题的分析体现了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融会贯通。洪子诚说：“在文学史研究方面，韦勒克和伊格尔顿的书给我直接的启发，还有佛克马的。”[12]他对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实践与阐释。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的第六章“当代的文学‘经典’”[13]承接当代文学的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研究，认为讨论当代文学的文化体制还必须涉及文学的评价体制问题，而其中较为核心的问题是对文学经典的审定和确立。洪子诚将文学经典的考察作为研究的中心对象，其理论意义在于，“‘经典’问题涉及的是对文学作品的价值等级的评定。‘经典’是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文化序列的那些文本。某个时期确立哪一种文学‘经典’，实际上提出了思想秩序与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从‘范例’角度来参与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14]。他认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代是否存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事实？如果存在，这一‘事实’从哪里得知？”其次，“当代对于经典的认定的程序，和这种‘认定’是由谁做出的，怎样做出的”?第三，“当代的经典认定在‘管制’和‘放开’之间的关系。这后一问题，讨论的是政治和文学管理机构对于文学经典重要性的认定程度”[15]。关于当代是否存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事实的问题，我们可以考察文学书籍的出版、文学选本的确认、文科教材的编写、作品的稿酬制度、机构的评奖、出版发行、读者反应等情况。关于当代文学经典认定程序、认定的主体以及认定的标准问题，可以探讨某一时期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情况。当代批评界曾经围绕文学经典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例如，1954年关于《红楼梦》的讨论，1955—1956年关于李煜词的讨论，1958—1959年关于巴金作品和陶渊明的讨论，1959年关于李清照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中国古代“山水诗”的讨论，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重要作家的研究，等等。洪子诚发现，在对这些经典作品的讨论中，批评者面临的普遍性难题是：如何既保护这些作品的“经典”地位，但在阐释上又符合当时确立的经典尺度。概而言之，当代文学批评视野中的文学“经典”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文学经典的选择与确立在各个时期是流动变化的；第二，文学经典问题在当代的尖锐程度是不同的，依次是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第三，文学经典批评的思想标准为“民主”精神、“人民性”，而创作方法则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标尺。对比董瑾与洪子诚的研究，前者偏重于1949年前后经典确认的变动过程以及理论资源，洪子诚则进一步探讨经典确认的方式、经典问题的具体讨论以及文学经典批评的基本特征等等。洪子诚掌握了丰富的史料，提纲挈领地提出了许多极富创见的观点和研究思路，正如他自己承认的，这些思路还有待进一步具体、细致的探究，而如何在洪子诚等研究者的基础上“接着说”，并有所发现，正是笔者的立意所在。

二、十七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经典化思路

张荣翼、佛克马、蚁布思、洪子诚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选择《建国后十七年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武汉大学2006年）作为博士论文提供了扎实的学术依据，我试图截取1949年—1966年这一时段，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66年前后的历史转折期文学批评范式转移的复杂过程，分析外国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批评中出现的核心问题，以及这种批评的现代性追求与悖论。笔者拟攻破的难题是，对1949年—1966年之间大量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细致的整理和分析，描述批评观念的本质特征、表现形态、内在逻辑。通过梳理外国、现代、古代文学经典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揭示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标准与批评规范建立的历史缘起；考察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及其内部的协调和冲突，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启示；揭示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批评话语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困境，总结文学批评的经验教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经历着时空转换和时代主题的变迁，但是毛泽东在解放区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依然是指导文学发展的根本方针。同样，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和延安时期关于文学的性质、意义、生产、功能的规定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为了使新政权的建立获得意识形态的强大支持和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强化文学批评维护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于是，寻找更为牢固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支撑成了加强新中国文学批评意识形态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文学经典具有权威性和示范性,因此经典的选择从来就包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动机，实质上是政党维持其自身文化利益的战略性建设。

十七年时期关于文学经典的研究，涉及三个关键词：历史记忆、文学经典与文学政治。这里的“历史记忆”意味着研究对象属于时间上的过去式范畴，批评者在“十七年”时期回过头去重新评价两千多年来的中外文学遗产，这种重新评价中包含着国家意识形态主体对于历史记忆的认知，以及在认知中体现出来的情感和立场。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则浓缩了上述三个关键词的意义与相互关系。文学是某一时期人们思想感情的凝聚和表达，它是一种社会集体记忆的积存和释放。因此如果要通过情感的、审美的方式为现存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的话，需要通过文学经典延续权力所许可的历史记忆，删除不能容忍的历史记忆。如果说历史叙述是权力掌握者建构的产物的话，那么，他们根据现实的需要对过去的历史以及历史记忆进行的改写、重新命名，实际上蕴涵着对于何谓“真实客观历史”的理解。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关于何谓文学经典、文学经典的批评观念，来探讨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记忆的构成机制。

研究十七年期间文学批评者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观念，属于批评的批评。从文学本体来看，经典具有独创性、典范性与历史持久性；从历史评价的过程来看，经典又是一个处于流变之中的建构性概念。对真理的认定标准往往因批评者价值立场的差异而不同；从文化权力角度看，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建构，同时也往往附带获取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文学经典批评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文学批评的经典化，其结果是凝固为某种经典化形态的文学批评模式。文学批评的经典化既是一种批评现象、历史过程，也是研究者的考察对象。十七年时期经典化的批评模式具有特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与相应的特点以及方法，它的总体特征表现为现代性历史元叙事。从文学经典批评的历史过程来看，历史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批评包括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转折与文学经典批评权力话语格局的形成。通过归纳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个案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可以揭示具体历史语境下批评观念的内涵与演变轨迹。外国文学经典的批评涉及政治意识形态标准等主要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批评包括批评者对“当代文学”与“五四”关系的不同阐释、文学史写作的叙史线索与经典变迁、文化权力网络中的鲁迅研究以及通俗文学的收紧与放开等；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批评包括文学遗产的评价、《中国文学史》的叙史观念、文学批评的阶级性标准等问题。文学经典的批评标准并非静止不变的，在调整的过程中既有外部影响又有内部调适。今天看来，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时期批评的现代性境遇以及批评观念的历史定位。笔者认为，了解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批评的内在思路、形成原因、潜在矛盾以及社会影响，揭示文学经典的批评观念形成的背后其意识形态的根源，可以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念的演进给予更为完整的历史认识。

通过对文学经典作品的批评来探寻十七年文学批评观念的内涵与嬗变规律，从而有利于将它与当时代的文学作品有机结合、整体综观，全面认识该时代文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立足于1966年这一历史拐点，回首十七年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我们发现，它是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既有作为文学批评历程的过渡性，又反映了历史上批评观念伴随国家政权建立而随之变迁以至所具有的共同性规律。其过渡性含义体现在它既是毛泽东延安文艺思想的继续，又是“文革”文艺思想的肇始；既具有革命文学激进的先锋性和实验性，又具有阶级论文艺观的封闭性和保守性。这一阶段的文学批评观念凸显了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内在的矛盾和分裂，从而陷入不可复返的自我否定。革命的历史辩证法体现在，促成革命成功的政治、文化因素，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如果僵化不变，则有可能成为障碍性的阻力，认识革命本身的自反性与悖论性，可以更清晰地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与运动呈现出如下四个特点，第一，周期性。有时同一部文学作品经历着不同主体正、反、正的评价历史。第二，阶段性。有的文学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褒贬判然的评价。第三，侧重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样是肯定一部作品，但肯定的角度、重心有所差别。第四，自足性。每一种批评范式其批评标准、方法有着确定的理论资源与独立自足的思想体系。总之，既有不同文学批评话语之间的争斗、征服或者互动、互补，又有同一批评话语内部自身的反思与调整。因此，对文学经典批评的内在规律进行梳理之后，我们有必要结合国际国内时局变动、文艺政策调整等外部因素来动态考察文艺批评观念的起伏、消长轨迹。

三、以经典化作为方法研究十七年文学批评史

从文学批评的范围来看，包括对历代文学和当时代文学作品的评论（跟踪批评与批评综论）两个方面。而就十七年（1949年—1966年）文学批评的学术史来看，从整合的角度对于这一时期外国文学、中国现代和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批评观念的考察，当前学术界关注较少。以十七年的文学经典的批评为对象，应该从当今人文科学发展的前沿来审视批评观念的内涵与线索。在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中揭示规范与观念的历史流变脉络，从而使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批评研究具备一种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视野。在遵循历史线索的前提下，以问题史的论述方式展开。既考虑到问题之间的历史与逻辑联系，又体现某一问题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和思想深度，从而考察近二十年里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追求中批评观念的变迁。文学经典的讨论中，争论的起因在于，有时遭遇了批评的关键理论问题和现实困难，有时力图捍卫某种权威标准和理论，有时某种文学观念要求顽强地延续。争论的焦点问题，或体现为观点总体上的同一性，抑或观点的歧异以至标志着另一种理论创生的可能。争论的解决结果，或是困境中折衷的解决，或是某种权威理论的恶性发展。文学批评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历史困境是：在激进的革命主义现代性氛围，文学批评主体如何既保护这些作品的“经典”地位，又如何勉为其难地使关于经典的阐释符合当时的“经典”尺度。对于这种阐释的艰难、尴尬与犹疑的揭示，有利于去除对这段文学批评历史的绝对性的片面否定，并引出文学批评可能性走向的另一思路。

（一）深入历史语境研究文学批评

从思想观念来看，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很难有多少新的结论；即便只是做史实梳理，要超越现有成果的新发现也很难。笔者估计这是该领域的学者共有的困惑。大致的结论不过是，文学批评在国家最高意志的威压下，不得不在政治与审美之间寻求紧张的平衡。相对于史实爬梳而言，如果做观念史的清理与建构的话，开拓的空间更加有限。因为这个时段的一些理论问题现在看来创造性并不大，这绝非从后见之明妄加否定前人的艰难突围，而是应该承认这几代人有他们的时代局限。也正因为这样来看待，作为后来者更应该对他们的批评观念多一些理解的同情。有必要从偏重文学批评观念的研究，转向文学批评的史实发展与逻辑的研究，也就是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研究文学批评的观念及其变化。“离开历史语境，孤立地运用概念进行逻辑的推理，不但显得空洞，而且得不到真实的具体的回答。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回到历史语境。”[16]研究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很容易套用政治化的概念框架去剪裁历史事实，从而被研究对象所束缚，以至得出与批评对象同样偏执的政治判断。深入挖掘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料，深入解读文学观念与事实背后的观念裂隙，才有可能获得丰富生动的认知。虽然十七年期间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总体而言并不明显，但是毕竟创造、执行某一观念的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中的人，从主流刊物发表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的文章，我们很难看到文学观念太大的变化，但是，如果从人的历史的、真实的存在去考察，则可以看到文学批评观念艰难突围的过程中，人性的复杂多面性。因此，在梳理文学批评史实的同时，也应当力求考察文学观念演变中人性的深层面目。历史是了解人性的关键，从历史中可以看出当事人各种不同的反应和人性的复杂。童庆炳认为：“我之所以强调历史语境，是因为只有揭示作家和作品所产生的具体的历史契机、文化变化、情境转换、遭遇突变、心理状态等，才能具体地深入地了解这个作家为何成为具有这种特色的作家，这部作品为何成为具有如此思想和艺术风貌的作品。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分析才可以说是历史的、具体性和深刻性的。”[17]如果说文学作品着重再现“人的历史”的话，那么，作为文学批评史的考察来说，更强调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人”，也就是始终将人的存在及其观念与时代历史的土壤紧密联系起来，从而避免得出悬空历史语境的人性与意识。

当代文学的参与者邵燕祥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人的经历，以及他身后大的历史背景的话，需要有足够的资料准备。“当我们试图通过这些可见的材料来追溯历史，难免容易全信或偏信。要搞清楚真实的历史，一定要找尽可能丰富的材料互相对证，还有一个人写的东西的前后对照，这样才能独立思考。得站在比你研究的对象更高一点的历史角度，才能做出真正成熟的判断，而不是简单的印象式的思考。”[18]除此之外，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处境也是十分必要的。“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相对具有一定宽松度的环境下，去指责他们缺少气节、放弃了个人尊严、像太监阉割了似的苟活于世，这样的言论具有一定的道义色彩，但是它不是实事求是的，不是还原到历史语境中的判断，顶多只能算是一种感情的宣泄，而不是真正的认识历史。”[19]历史运动的背后，除了个人意识，还有时代趋势。邓小平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时，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20]作为研究者的后来人，除了基本的史实与史识之外，还需必要的史德，也就是设身处地回到当事人的处境，设想驱动当事人各种选择的可能的复杂因素。

上面所说的是要从具体历史情境来理解人这一研究对象，除此之外，对于思想观念的形成也当如是观，也应该从历史过程反思某种文学观念的内涵并非不言自明的，而是有一个不断在历史事件中赋予意义的过程。正如洪子诚对“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所作的反思，他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历史的巨手同时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的篇章”，他对此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共和国一成立，当代文学就开始?‘当代文学’是怎么回事?揭开它的‘历史巨手’又是什么?”[21]正是这一与众不同的反思性追问，洪子诚开创了他个人在当代文学研究上一个具有质变意义的起点，“也就是从评价、价值判断，转到对将概念、叙述方式放置在产生它的历史语境中去清理的思路。这个思路，刚开始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不是很容易被理解、被承认的”[22]。回到历史现场，尊重历史事实，这些观点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困难不在于秉持这种历史主义的观念，而在于从史料中根据问题意识找到解释的视角与方法。也就是说，人与历史的关系是，既要能够“走得进去”，又要能够“走得出来”，而不是为史料所淹没。从这一点来说，研究者进入历史语境并非一块“意识的白板”，其本人的人格修养、人文情怀、思想境界也是在个人的生存历史之中发展起来的，研究的过程就是个人的历史积淀与对象的历史存在之间的视域融合。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发展受到国家政治理念的制约，与中国当代政治生活的变迁完全同步，可以这么说，十七年文学批评史完全就是一部高度政治化的文学批评史，文学批评的客观历史决定了我们无法脱离当时严酷的政治语境来谈文学批评观念。因而，研究文学批评观念变迁，不得不去探索其政治基础；谈文学问题，肯定无法脱离特定时期党的方针和路线。应该从文学、政治的互动关系，或者从文学政治学、政治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时期的文学史。总体而言，十七年时期的文艺政策有一个逐渐激进化的过程，其中有两个非常短暂的调整期：一个是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下半年的双百方针时期；另一个是1961年到1963年大跃进之后文艺政策的调整期。1966年2月，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标志着文艺思想与路线的极左转折。正如有的文章所说，《纪要》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二）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结合

文学研究的内部方法关注作为知识的文学批评的实质；而外部方法则关注更大的文化圈中批评家的活动。很显然，内部方法从思想的角度出发，研究批评思想和批评概念的发展、变化及其逻辑结构；外部方法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研究批评家的社会活动、文学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建制（institution）与其他社会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十七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命题，需要结合这两种研究方法，关注反映论、阶级论、典型论、人民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经典批评的核心问题。

作为一部文学批评史，应该力求发现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批评观念及其变迁过程的真相，但是，何谓真相？何以发现真相？笔者认为，历史有真相，但是并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真相。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尽可能摆出有说服力、有阐释价值的文学事实，同时明确亮出解读事实的角度。事实和角度将给出所谓真相的答案，虽然每个人所得出的答案不尽相同，但是事实是否真实和角度是否合适，是可以讨论的。在研究“某个问题”的时候，需要反思“如何研究某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研究‘如何研究某个问题’”。

与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以作家、作品作为主要的叙述框架不同的是，洪子诚以“问题型”作为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逻辑架构。面对写作过程中如何处理“文学体制和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洪子诚道出了没有选择作家作品“排座次分果果”模式的原因：“文学史当然有一个‘经典化’问题，也就是作家作品的筛选，当代文学也不例外。但是我考虑有这样两个因素，一个是‘十七年’‘文革’时期的总体文学成就并不高，‘十七年’没有非常重要的作家；另一个因素是毕竟写的事情离我们还很近，所以，基本上还是处理成以问题带作家、作品的方式。”[23]通常，人们以审美性、文学性作为文学经典的判别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对于十七年文学史未必适用。“有一些文学现象，一些作品，虽然‘文学性’不高，但当年影响很大，而且对考察这个时期的文学状况很重要，我还是尽量不过早删除它们。在文学‘经典’的问题上，我在处理上的变化，主要是关注点上的一些转移，也就是从去评判哪些作品能成为‘经典’(有价值的作品)，转移到去解释这些作品当时为何能被确立为‘经典’。”[24]也就是说，洪子诚的处理方法是，不讨论何谓经典，而是探讨经典生成（canon formation）的原因，这实际是上一种“问题史”的考察方式。

新中国十七年的文学批评在一体化的文学政策统摄之下，似乎是一种直线型的单一局面。而通过归纳这一时段文学经典的批评个案涉及的核心问题，来审视具体历史语境下批评的内涵和规范，会发现历史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嬗变过程，从五四前后开始，在本土的现代化渴盼和西方思想的冲击下，中国学界经历了一个现代性西学东渐的复杂过程。十七年期间，中国古典文论、现代文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时代的选择和思想的内部冲突，其文论体系实现了与民国文学思想之间艰难的决裂；新中国成立前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的文学批评观念渐次在批评实践中成型。我们应当力求超越学界对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简单否定，追问批评现象背后的历史根源；始终以经典为中心透视批评观念的演进；对历史以同情之理解，对于批评事件的考察尽量予以深入的语境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出发，深入阅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半月谈》《文艺报》《人民文学》《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新港》以及大学学报、科研机构的学术刊物上的研究论文与相关的研究著作、第一手资料、重要批评家的文献，重视史料整理，尊重历史事实，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25]列宁强调思考问题应坚持整体的观点与联系的观点。鲁迅说：“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自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26]研究者没有办法不作“取舍”与“抑扬”，关键是要为这种做法提供反思的依据。关于文学的评价，最容易落入概念化的刻板印象，或者道德、情感判断的思维定式。这种评价方式往往先入为主笼统概括，而忽略历史的、具体的事件分析。因此，在搜集历史人物的材料时，需要寻找正、反两面不同评价的资料，尤其是一手的原始文献。一切判断都要基于历史人物整体理解的基础，在对史料竭泽而渔的基础上得出相应的结果。如果没有更新的资料来修正、推翻现有的结论的话，则原有的研究结论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文学批评史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因而梳理清楚历史事实是研究的基础。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观点，总体评价事实的性质、倾向、结构、逻辑与过程。

四、经典化作为理论何以可能

笔者以上述十七年文学批评史的经典问题为个案，试图在此基础上抽象概括出经典化批评的理论形态。

（一）经典化批评的思想依据

从现代性历史元叙事的思维演进来看，总体性的历史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断革命的循环论是十七年文学批评史潜隐的主线，但是不能简单地以整体性的一元化思路来看待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潮的复杂事实。在文学经典的批评实践中，不同时期占据优势地位的话语类型可能完全不同，不同的权力制度支持不同的价值标准，一个时期被当作真理标准的话语类型在另一个时期可能被当作谬误受到排斥，因此同一文本或事件能否成为经典范型往往变动不居，即使获准进入经典序列，采用的叙述的角度和方式也不尽相同。

经典化批评的理论依据是解构思维。西方学术界围绕文学经典展开批评研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评价与考察，而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物，关于经典的认定打上了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论话语的烙印。从自律论角度看，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美学或思想典范，具有内在属性上的品质；从建构论角度看，经典的本体概念被认为后天的社会赋予。所谓“经典”本身是一个被质疑的对象：何谓经典、何时的经典、何地的经典、谁的经典、经典何为、经典的存废等等。经典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自我封闭物，而是一个在不同社会阶段由接受者进行主观认定的流变体。中国大陆的经典化文学研究，也受到法兰克福学派、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海外汉学的重要成果《剑桥中国文学史》提出的文学文化研究理念，实际上是围绕经典问题而展开的，该书的主编之一孙康宜反复提到西方解构主义思想的冲击以及本书编撰实践的回应。

（二）经典化作为一种批评方法

在中西历史中，文学作品或文化典籍从产生到定型受到不同因素或大或小的影响，离不开外部评价标准参与建构的过程，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文艺政策、传播媒介、书写工具、评奖制度、版权制度、文化教育、教科书编撰等等，可见经典化（Canonization）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探讨文本在传播、批评中的意义建构与地位变迁，可以从文本与世界、读者、作家的互动关系中立体地考察文本的内涵以及价值的实现。因此，对文学作品“经典化”过程的考察就可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经典化批评方法强调政治、经济、文化对某部具体的批评文本的制约和影响，但它同时强调批评文本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即文本并非被动地反映社会，它同时可能是这种社会情境的一种建构性的力量，至少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关注批评文本的“形式”，不仅关心它讲述了什么，更关心它是如何被讲述的。进一步说，经典化还不仅仅是一种客观事实和研究方法，它的历史生成过程涉及到当时批评者对文学作品是否可以成为经典的“叙述”。在文学批评中围绕文学经典的废与立，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关于经典化批评（Canonization criticism）的思路与方法。在某一历史时期内，批评者以文学经典作为阐释对象，通过以预设的政治原则或艺术标准对经典进行解读，从而实现维护或颠覆某种文学观念的目的。探究这一经典化批评的过程，文学经典的构造目的、手段、途径和实际效果，以及这种“一体化”思路的矛盾和裂痕。综合本文如上所述，笔者试图对经典化进行理论总结，其要义是指，在思想史、文化史的视野中对作品的价值和地位进行历史重估，考察时间流变过程中围绕作品地位变迁的各种因素，诸如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实用主义）、经济形态（商业化）、文化政策（统治与治理）、传播媒介（存在方式）、趣味风尚（消费需求）等方面，涉及中心与边缘、雅正与通俗、鼎立与废弃、强化与重释等等问题。“经典化”这一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兼容性，同时也具有自身一定的边界和限度，如何运用、效用如何，视研究对象的需要和阐释的效度而定。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十七年文学经典化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批评者关于经典的态度，从而揭示经典理念以及背后的思想依据。关于文学经典认定标准的争论，实际上拷问的是何谓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研究者基于文学的客观存在、现实的功利需要等因素，重新划定文学的范围、确定文学的本质、区分文学的边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何谓经典是一个永恒探寻的话题，而经典化作为研究方法也将在批评实践中不断走向完善。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①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④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董之林《追忆燃情岁月——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⑥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⑦张荣翼《文学经典机制的失落与后文学经典机制的崛起》[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⑧张荣翼《文学史，文学经典化的历史》[J]，《河北学刊》，1997年第4期。

⑨[荷兰]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⑩董瑾《50年代初文学经典的颠覆与重构》[J]，《文艺评论》，1999年第3期。

[11]关于洪子诚的西学阅读方面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见洪子诚《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教授访谈录》[J]，《文艺研究》，2010年第6期；李云雷《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答问——文学史家洪子诚访谈》[N]，《文艺报》，2013年8月12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