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参与·象征
——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例
2017-09-28黄勇军
文艺评论 2017年12期
○黄勇军 柳 谦
仪式·参与·象征
——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例
○黄勇军 柳 谦
由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观”认为:“传播并非直指信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本质上就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①《中国诗词大会》抓住受众对于诗词文化的认同,在制作实践中巧妙利用仪式化传播的特征和要素,对场景进行仪式构建,对内容进行参与性提升,对意境进行象征化表达,从而使受众在获得精神愉悦与满足感的同时成为仪式化传播下“观念世界”中的一员。这种传播“产生了社会联结,无论真情还是假意,他都把人们连结在一起,并使相互共处的生活有了可能”②。
一、场景仪式性
在仪式观的隐喻前提下,传播可视为“仪式化”的过程或是一种庆典的生成,其目的不是对不确定性信息的消释,而在于共享信仰,强调“场域”及其仪式感的营造。《中国诗词大会》在节目制作上具有象征性、表演性,而这两大特点也正是仪式经典定义中所具有的特征。马丁·埃斯林指出“戏剧与宗教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的共同根源是宗教仪式”③。从这一特定的意义上来说,《中国诗词大会》可看作是古希腊戏剧仪式的变异体,具有承载这套仪式的物理空间,即演播厅可视为戏剧表演中的戏剧场,而这个演播厅的场景仪式化的设定就是为文化消费个体提供一个特定的场所并且进行特定的情感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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