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入峰，刘丽，蔡锋，丁健刚

(1.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重庆 401147；2.重庆市南岸区环境监测站，重庆 400060)

基于政府主导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

肖入峰1，刘丽1，蔡锋1，丁健刚2

(1.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重庆 401147；2.重庆市南岸区环境监测站，重庆 400060)

企业在谋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关注环境问题，但由于市场失灵，企业很难自发地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为解决以上问题，探讨和研究了政府作为外在驱动力，主导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可行性，由此建立了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混合指导模型。此外，还探讨了政府激励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机制，包括负向的惩罚性措施(罚款、收税)和正向的激励性措施(补贴、减税)，以及环境信用体系政策对实现政府主导型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辅助作用，为实现企业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采购；环境信用评价；生命周期评价

2016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中央国务院按照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明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经济任务[1]。“绿色供应链管理”作为现代企业协调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的一种新型有效手段方兴未艾，天津、上海、东莞等多地政府也积极探索企业绿色供应链模式，但较少考虑自身定位问题[2]。为建立绿色供应链，实现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政府在这一进程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更有利于提高绿色供应链效益，值得所有环保人共同思考与探索。

1 企业自发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挑战

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虽然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改善，但同时也会给自身带来不小的挑战。首先，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念的绿色供应链设计必然要求企业全方位地了解产品的物耗、能耗、经济价值及其对环境的危害，还要考虑到产品的回收再利用，这样势必导致企业前期研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其次，企业采购绿色原材料的成本也比普通材料贵很多，这也会导致最终产品成本高昂，或者由于供应商机会主义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致使制造商在采购原材料时可能会买到非绿色材料。

由于存在以上风险，企业在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初期并不能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相反，会给企业带来明显的成本增长。而且由于过去环境保护让位经济建设的粗放式发展方式，企业对绿色供应链的认识不足，社会责任担当不强，很难自发地内在要求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

此外，如果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也会选择价格成本较低的非绿色产品。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国家在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约束和引导，企业本身很难主动承担“绿色”责任，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有效可行的环境管理手段。

2 政府主导型绿色供应链的管理模式

研究发现[3]，大多数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实践往往来自于政府压力。同时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也有义务和意愿去引导和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2014年商务部、环保部和工信部三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绿色采购指南(试行)》规定，国家鼓励企业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主动承担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自觉实施和强化绿色采购，但同时又强调了各级商务、环保、工信部门应当指导本地区企业的绿色采购行为和绿色供应链管理。通常来说，政府对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直接指导模型如图1所示。根据马士华在其研究中的表述[4]，任何类型的供应链系统中都包含着众多成员企业，由于每个成员企业都需要具有一定的功能和履行一定的职责，因此要求在这个链条内有一个主导企业对整条供应链系统内相关事务，以及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和管理，确保供应链管理的协调与效率[5]。一般将该主导企业称为核心企业。

图1 政府对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直接指导模型Fig.1 Direct environment management model of government-oriented green supply chain

从图1可以看出，传统的直接指导模型需要政府对供应链上各级企业“点对点”的监管，甚至是对采购产品从原材料到交货的全过程跟踪管理，必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此外，供应链上的企业数量众多并且可能地理位置较为分散，如果政府对其全部采取直接指导的模式，即使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管理效果也未必理想。产品全生命周期影响评价表明，产品由于上游企业对零部件的加工、生产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往往更大，因此绿色供应链管理的重心应当放在上游供应商的环境管理上。这个时候，核心企业作为上游企业的重大市场和客户，对供应商表现出很强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如果政府能够利用好这种约束力和影响力，就可以把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压力由核心企业精准地传导到供应链上下游其他企业中去。政府主导型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政府对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混合指导模型Fig.2 Mixe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model of government-oriented green supply chain

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相关部门可以以核心企业为桥梁发挥纽带作用，引导和推动供应链上的所有企业实施绿色管理，从而实现整条供应链的绿色管理。具体来说，政府相关部门在核心企业中率先实行制度改革、新标准试点，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直接引导和监管核心企业开展绿色管理。作为“先知先觉者”的核心企业在政府的引导下，必然率先采用环保策略来适应新制度、新标准；“后知后觉”的供应商在与核心企业经济利益的约束下，不得不跟进采用相应的环保策略。政府再放手核心企业去推动供应链上各级供应商贯彻实施这些标准和制度，持续提高自身环境管理水平，这样就会逐步实现整条供应链的绿化。根据经济学原理，政府部门可以采取负的惩罚性措施(罚款、收税)和正的激励性措施(补贴、减税)来引导企业适应新制度、新标准。从保环境与促发展“双赢”的角度来看，正向的激励性措施更为有利。

举例来说，政府为实现家电产品的绿色化，可以选择家乐福超市作为家用电冰箱产品链上的核心企业，并规定家乐福超市销售的所有型号电冰箱，当其碳足迹在某一限值A0之下时，对超市实施补贴、减税的激励性政策，反之对其实施罚款、增税的惩罚性政策。通过生命周期评价，家乐福超市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型号是因为产品供应链上提供发动机的上游企业在生产该部件时碳排放量过高。为适应新标准新制度，家乐福超市可能会采取两种环保策略：一是要求上游企业提供的电冰箱提高绿色度直至达标；二是选择另一家已经达标的供应商。为保住市场份额，电冰箱供应商在与核心企业经济利益的约束下，往往不得不跟进采取相应的环保策略，从而会要求其上游企业提供的零部件应当满足达标的碳排放。如此，压力会顺着供应链一直传导到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如此，政府通过对核心企业家乐福超市的直接指导和监管，实现了对整条电冰箱产业链的绿色化管理。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核心企业采购的零部件部分来自供应链上游的非绿色生产企业，政府通过征税增加核心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迫使核心企业为降低成本自愿选择绿色供应商。对上游供应商来说，非绿色生产企业为争取核心企业的订单，也不得不逐渐转型绿色生产，如此，供应商每减少一个单位非绿色零部件的供给，就可以给社会带来等价的环境收益。同时，政府通过税收获得的收入等价于核心企业与上游供应商的利润损失，假设政府的征税力度不足以引导核心企业选择更多的绿色供应商，原则上政府可以使用这部分税收收入做环境的替代修复，用于抵消企业对环境的损害。但这需要对企业造成的环境损害与用于抵消的税收做价值评估，若税收收入仍小于非绿色生产企业造成的环境损害，则需要政府继续提高税收，直至两者平衡或企业改变采购策略为止。

3 环境信用体系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支持

环境信用体系政策是一项基于“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对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和约束的综合性环境政策措施。它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绿色理念和法律意识，促进企业由被动环保向主动转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减轻环保行政执法部门的监察负担，真正还环保责任于企业。根据环保部印发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企业环境行为包括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遵守环保法律法规、环境标准和履行环保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表现。通过前文分析，绿色供应链管理属于一项典型的企业环境行为。环境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环境信用档案，对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不力的企业进行惩罚。

具体来说，政府首先需要建立起一套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来反映企业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水平，即以“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为基础，运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LCA)定量和定性分析供应链上核心企业的产品，客观、公正和准确地评判绿色度；其次将此体系纳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中，给予此项指标较高的分值或权重；最后根据对核心企业环境信用等级的评级结果，运用价格杠杆提高企业产品成本，倒逼企业采取绿色供应链管理策略用于改善其产品绿色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组合体系中，产品供应链上的各级企业的绿色管理水平均会通过产品生命周期评价反映到核心企业的最终产品中来。因此，政府以此为抓手考核核心企业的环境信用，使得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与核心企业绑定，将对核心企业融资和生产成本的约束作用传递到供应链上的非核心企业中去，从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倒逼中小企业提高自身的信用，从而提高整个供应链的绿色度。

举例来说[6]，江苏省自2000年起积极探索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由好到差分别采用绿、蓝、黄、红、黑五色评级，并将评级结果用于调整企业生产成本。江苏南通市工业用水实行差别水价，红色和黑色环境信用等级的企业分别加收0.6元/m3和1元/m3的污水处理费，有的企业因此额外负担上百万元的运行成本。假设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打分采用了能够反映供应链绿色程度的高权重指标，企业通过自查就会发现，造成其环境信用等级低的原因在于上游提供的零部件产品绿色度不够，于是会自发地采取上面提到的绿色供应链管理策略。

4 结语

由于供应链上行为主体天然利己行为的障碍，导致市场失灵的存在，企业很难自发采取绿色供应链运营。既然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内在驱动力不足，就只能转而寻求外在驱动力。此时，政府的规范和主导在培育绿色供应链运营的作用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结合本文提出的政府对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混合指导模式、环境信用体系政策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支持作用，选择支柱产业中的龙头企业作为核心企业，发挥核心企业的纽带作用，通过企业环境信用考核等手段，将对核心企业的约束作用传递到非核心企业中去，从而实现整条供应链的绿色管理。

[1] 陈勇勤, 杨丽丽, 李静. 我国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J]. 现代管理科学, 2016(9): 3- 5.

[2] 王义琛, 王远, 朱晓东, 等. 绿色供应链管理研究进展评述[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20(3): 9- 12.

[3] 熊伟. 绿色供应链管理驱动力及其对实践的影响机制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5.

[4] 马士华. 论核心企业对供应链战略伙伴关系形成的影响[J]. 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0(1): 24- 27.

[5] 曹海英. 零售商主导型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及制约因素的实证研究[D]. 天津: 天津财经大学, 2012.

[6] 曹红艳. 以绿色信用制衡“黑色”企业[N]. 经济日报, 2016-10-04(6).

Government-Guided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XIAO Ru-feng1, LIU Li1, CAI Feng1, DING Jian-gang2

(1.Chongqing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Chongqing 401147, China; 2.Nan’a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Chongqing 400060, China)

Enterprises must pay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en seeking economic benefit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efect of market economy, enterprises do not usually carry out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pontaneously.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feasibility of government, as an external driving force, in gui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hus establishing a mixed guidance model of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for enterprises.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discussed the mechanism of the government 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cluding negative punitive measures (fines, and taxes) and positive incentive measures (subsidies, and tax cuts), and the supplementary function of environmental credit system policy. It seek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the society.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GSCM); green purchase; environmental credit assessment;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10.14068/j.ceia.2017.05.008

X196

： A

： 2095-6444(2017)05-0036-03

2017-06-09

重庆市决策咨询与管理创新计划项目(cstc2016jccxAX0058)

肖入峰(1983—)，男，重庆人，高级工程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管理与经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E-mail：448477905@qq.com

蔡锋(1984—)，男，重庆人，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环境应急与环境经济政策，E-mail：12402892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