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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上的万里校书记

2017-09-27吴承学

古典文学知识 2017年5期
关键词:国家图书馆古籍小品

吴承学

《晚明小品研究》一书写于1995年,有幸列入“文学遗产丛书”,1998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承北京大学出版社青眼,此书修订本列入“博雅撷英”丛书。我利用半年多时间,重加校理。修订完成时,特地写了一篇跋语:

是书为余旧时之所作也。曩岁校理明人小品,沿波讨源,荟为斯编。屡承师友勖勉,然常惴惴不自安,唯恐贻讥学林。夫壮岁为文,每若宿构,御风而行,朝发暮至,淋漓快意,而不暇他顾。迩来搦翰,则如行舟于八节滩头,无复向时之轻灵。今此书重付剞劂,再理往篇。噫!落叶难扫,鬓侵易惊。鸿痕一一,如梦前尘。二十余年,俯仰之间耳。惟夫世重小品,以其旨永而神遥也。挹其胜者,恍若陟彼高冈,振衣长想。或见杏花疏雨,杨柳轻风,其妙处有不可形容者。时当长夏,烹茶独赏,书卷亲人,不啻暑热中之清凉散也。

这篇跋语,表达了一种感慨。此书写于二十多年前,当时尚年轻,精力健旺,思维敏捷,写得相当流畅。但年轻时毕竟还不成熟,思想与表达或有粗疏不当之处,而且当时学术还不太强调规范,所以有许多文献,只列出某书某卷,没有注出详细出处。现在翻阅查对,自己也搞不清这些文献当时从何而来,是第一手资料还是转抄的第二手资料。而拙著是研究晚明小品方面较早出版的著作,后来有些相关论著所征引的文献,又是从我这里抄录和转引的。这些文献在晚明小品研究界互相沿用,这让我感到有些惶恐,担心以讹传讹。

本次修订本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核对引文,为所有文献找到第一手资料,虽然,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并不需要详细的文献信息,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列出引文的详细出处,也便于他们引用与核对。我希望修订本尽可能做得更为严谨,为学界提供比较可靠的文献。

最初阶段核对引文的工作,主要是请学生做的。我要求全部文献要找到好的版本一一加以核对。发现问题则一一标出,由我确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和改正了不少初版时引文的误漏之处,有些甚至错得很离奇,深感前人“校书如扫落叶”之说,言之非虚。核对工作进展相当顺利,大概在两三个月内,绝大多数的引文就核完了。剩下十多条材料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和文献数据库中无法找到,校对工作进入比较艰难的扫尾阶段。我先在自己学生的微信朋友圈中求助,很快又解决了一些问题。最后只剩下七八个遗留问题,有些文献有两可之说,需要研究决断。有些引文的第一手文献非常难找,若采用转引的方式,我又心有不甘。我下决心利用在交稿之前做最后的尝试。老天不负有心人,在交稿之前,这些问题最终基本得以解决。

回想起来,每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都有一个故事,虽然艰难,但对我来说,都觉得有趣。下面略举几个,以飨读者。

一、 著名的作家,名字居然“待定”

明初有一位著名作家,说是“著名”,其“名”却是有争议的。王袆

(1322—1374)

,字子充,与宋濂同门。其名“王袆

(huī)

”,或作“王祎

(yī)

”,如《辞海》《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以及《中国文学大辞典》皆作“王祎”,《晚明小品研究》初版沿用作“王祎”。按,今古书籍中二者皆有用之,比如《明史》作王祎,《四库全书总目》则作“王袆”。两种写法都有权威的文献依据,似乎都说得过去。但是,“王袆”和“王祎”,读音不同,意义迥异,就一个人的名字而言,不可能通用,必然以一种为准。

我和学术界朋友经过一番讨论,最终确认应该以“袆”字为是。有几个理由。首先,根据宋濂《文宪集》卷九《送王子充字序》、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七《王氏兄弟字说》二文中,文中明确说明王袆之名,意在指衣服,故必然从衣。此二人皆与王袆同时,所说应可信。其次,王氏兄弟三人王裕、王袆、王补

(见《逊志斋集》卷二一《常山教谕王府君行状》)

,兄弟取名偏旁应该相同,故以“袆”为是。最重要的是,王袆自己署名为“袆”而非“祎”。名从主人,应该以本人的署名为准。

我曾通过微信向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请教,他告诉我,王水照先生的高足侯体健博士提到,王袆有署名手迹的图片,上面清楚自书其名为“王袆”。我即通过微信请教侯体健先生,他说,这是他的师兄弟浙江师范大学慈波先生说的。他又马上与慈波联系,即时得到回复: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一书对此问题已有专门讨论。王袆署名手迹图片来自书前附有图片

(附图一),上面清楚自书其名为“王袆”,此可为确证。慈波先生又谓,多年前,香港何冠环先生就有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虽然记不清论文的题目,但其意思即认为应该为“王袆”。一个字,前前后后折腾了不少时间,结果虽然不是我自己的发明,但经过一番探索,最终能得到确证,对我来说,长了见识,有了进步,对于拙著的修订本而言,也减少了一个小瑕疵。这种探讨的过程本身就很有趣味,也很快乐。

二、 差点擦肩而过的文献

《晚明小品研究》引用了一段王则古在《鸾啸小品序》中评论潘之恒及其创作的话:

历览登眺,幽壑奇岩,恋恋低回不能去。所纪江山洞湖、观阁园池,经其摹写,恍焉坐翠微,泛烟波,松篁丛桂之集目,令人神往而当卧游也。即非品题赠答,韵语绮谈,一一道人意中事,读之而躁心平,郁心畅,垒块可消,以歌以舞,如怨如诉,所谓诗可以兴,非耶?

此段文字,拙著初版亦未详注出处。利用“读秀”检索,论著方面以拙著最早引用引文,此后其他论著引此文亦皆无出处。文章选本方面,则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夏成淳编的《明六十家小品文精品》,此書在潘之恒的“集评”中,引用此文,然该书也无详细出处,不知何据。

我为此特地请教复旦大学古籍所的陈广宏教授,他是明代文学和文献研究名家。他让弟子徐隆垚同学查找。徐隆垚是一年级硕士研究生,学习任务很重,但非常热心负责。接受此任务之后,很快就告诉我他查到此书的信息:“王则古《鸾啸小品序》,见潘之恒撰《鸾啸小品》,明崇祯二年刻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这个好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次日,徐隆垚特地跑到上海图书馆查阅此书,找到《鸾啸小品》一书,可惜在该书卷首找不到王则古的序。他给我来微信:“王则古《鸾啸小品序》,见潘之恒撰《鸾啸小品》,明崇祯二年刻本,卷首,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然检此书,无此序。不知此序在何文献中,或者在其他版本的《鸾啸小品》。”收到他的微信,我想,也许这个版本刚好没有收入此序,我又让他看看王则古是否有别集,如果有的话,有可能收在其中。但他回复,“就我手头的目录题跋集来看,没有见到有人藏他的别集。网上也找不到。根据(雍正)《河南通志》记载,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经历以做官为主,文学似乎并不有名”。文献核对的进展似乎又进入死胡同,不免有些沮丧。endprint

过了几天,突然收到徐隆垚同学的微信:“吴老师,王则古这篇可能不是序而是跋啊。我下次再去上图给您看一下。哈哈,我上次把几篇序翻了几遍,居然忘了看看跋尾,是我粗心。”“我看到有人写论文用到这条,有的没有注释,有的注释在‘卷首,云‘禹州王则古……想来这个本子上是有他的痕迹,不过可能不在卷首,或在卷尾,因为卷首我翻了很多次,的确没有这篇。可能叫‘后序之类的,也会放在后面。”于是,徐隆垚特地又跑到上海图书馆查此书,不出他所料,终于在卷尾查到了王则古的《鸾啸小品序》。最后,在修订本中,该文献注明如下:“王则古《鸾啸小品序》,见潘之恒撰《鸾啸小品》,明崇祯二年刻本,卷尾,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我想,以后,若有人要核对此文献,就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引,而不会再去找卷首了。徐隆垚同学为了我这条材料,特地跑了两次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真让我感动。这对于徐隆垚来说,也是在实践中学习和进步的过程。他从最早从卷首寻找这篇序,到领悟到从卷尾去查找序文(后序),这不但是凭借文献学的知识,也是对文体学知识的运用。

三、 一本“失而复得”的书

《晚明小品研究》引用了陸次云在《古今文绘》中,评论《核舟记》一文:

刻核舟者神于技,记核舟者神于文。摩拟人物于纤微之中,意态神情毕出,何异道子写生?君曰:“技亦灵怪矣哉!”余曰:“文亦灵怪甚矣!”

这段文字引用者多,但未注出原始出处,而且皆作《古今文绘》。夏成淳编《明六十家小品文精品》收入此段文字,但没有详细出处,不知何据。

此书我仍请复旦大学徐隆垚同学帮助查询,他查询后微信回复说:“陆次云《古今文绘》,藏宁夏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该馆正在维修,该本无法借阅。”他又请宁夏大学的熟人帮忙,熟人说,该馆近期确实没有办法借出。还特地发了一张馆内古籍打包的图片,以证言之不虚。我在其他图书馆一时未查到此书,我实在没有办法等到该馆重新开放再核对。所以事情变得十分困难。但是,过了几天,徐隆垚同学忽然来了微信:“老师!抱歉啊……我重新查了一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本书叫《古今文绘稗集》,当时应该是看漏了。《古今文绘稗集》在上图古籍部有善本,然而近几天上海下雨不停,不可调阅善本,过几天转晴了立刻去再重新查一下吧,我试试看。”他终于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陆次云的《古今文绘稗集》,那段评论《核舟记》的文字,见于卷二,康熙二十八年怀古堂刻本,第五十四叶,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到全不费工夫。我想,如果徐隆垚同学不是很在意地把这个问题放到心上,一直追索这本书的话,这本书可能就无法找到了。

四、 从哈佛传来的台湾藏书

拙著引用了明人袁黄的《情理论》《奇货可居》两段话,皆出自《两行斋集》卷一。按理说,此书应该不难找。经过检索,大陆2006年线装书局出版过袁黄《袁了凡集》之《两行斋集》。奇怪的是,这套书居然非常难找。我请人找了许多家图书馆包括国家图书馆,似乎都没有入藏。上海图书馆藏有此书,但放到保存本,不易借阅。查此书的收藏情况,只有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和嘉兴市图书馆、嘉兴学院图书馆收藏。我猜想有可能是因为《两行斋集》和袁黄其他作品合在一起,而没有单独标出来,所以检索不到。后来又在孔网上看到有《两行斋集》旧书出售,作者为袁了凡,标价很高。但我不知此书中是否确有我所需要校对的二文,孔网上主人确认《两行斋集》确有此两篇。我让他拍照出示,但他不愿意拍出具体文章的内容,只拍了一目录页,而这一页又没有拍到两篇的题目。这就难免让人将信将疑了。该书的标价太高了

(我怀疑这是《袁了凡集》一套书的价格)

,为了核对这两段引文而高价购入此书,性价比太低了。我只好另想办法。我先找到国家图书馆张波博士,她曾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后来到国图读博士并留下工作。张波博士帮我查询到台湾的“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天启年间《袁了凡先生两行斋集》,这应该是比较宝贵的原始文献,但若要阅读,则需要台湾地区的IP地址,才能在网上访问到全书的书影。这办理起来可能有点麻烦,至少需要时间。我急于找到更为快捷的途径。于是在微信上联系了南京大学卞东波教授,他是张伯伟教授的高足,一位非常年轻又成果丰富的文献学专家,对海外图书馆的藏书情况尤其熟悉。他即回微信说:“我马上试试查一下美国和日本的藏书。”其实,此前我也请其他朋友查过海外图书馆,也许他们不擅于文献搜索,并没有什么收获。十分钟之后,即连续接到他的微信:“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天启年间《两行斋集》刻本的胶卷,我待会儿写信给朋友,请他代为扫描您要的两篇文章。”这就是台湾的“国家图书馆”藏本。他又微信道:“正好,我有一个南大的同事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部交流,我马上请他看一下,可以扫描下来。”“我请日本的朋友帮我拍到内阁文库所藏的《两行斋集》,版本与台湾所藏的一样。”很快,又收到他的微信:“美国的朋友刚才来信,寄来扫描好的《两行斋集》中的《情理论》和《奇货可居》两篇文章,皆见于该书卷一。原书为吴兴刘承干嘉业堂藏本,哈佛燕京所藏为缩微胶卷。朋友帮我将该书前的凡例和第一册的目录皆扫描下来了,您可以一并参考。日本内阁文库的藏本也在拍照之中,大概下周可以给我。”真没有想到,这本藏于中国的古籍,最终竟是转而从美国获得的,而且还这么神速。

五、 核对也是一项遗憾的工作

《晚明小品研究》有一段引文,是周高起序卫泳《枕中秘》一书,他评论卫泳所选的小品:

亦儒亦墨,亦禅亦仙,既令人澹,复令人幽,既令人古,复令人艳,展卷掩卷之间,可以辟寒,可以消夏,可以坐隐,可以卧游,可补世说,可广闲情,倚枕北窗,南面王真不与易也。

图二阿英《枕中秘》

这段话是晚明人论晚明小品的,故相当重要。可惜初版没有注清详细出处,现在又回想不了当初是从哪看到的。经过检索,当代学者最早引用这段话是香港波文书局1981年出版的陈少棠的《晚明小品论析》,这是作者的硕士论文。作者说明这段引文是转引自阿英的。所以,现在所能找到的周高起的卫泳《枕中秘》序一文的最早出处,是阿英在《明代笔记小话》之二《枕中秘》条中所引用的endprint

(附图二)。

当然,我转引阿英的书籍也未尝不可,但这毕竟不是第一手资料,心有不安。经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杂家类第152册,收有《枕中秘》,该书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影印,但此书卷首载冯梦龙《枕中秘跋语》,却未见“周高起序”。这让我非常困惑。阿英所看到的《枕中秘》,并没有注明何版本。他的引用,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可靠呢?

正在不解之时,忽然灵光一闪,何不在国家图书馆找找。于是,即通过微信找到了国家图书馆的张波博士,她收到微信后,马上检索,很快微信回复:“国家图书馆所藏《枕中秘》开篇即是周序,核对引文,文字无误。”“这篇序名为《枕中秘引》,但是好像少最后一頁,没有署名,只有书口部位印了‘周叙二字。”“国图所藏《枕中秘》仅此一种,四册,半叶九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有朱笔批点,钤‘慎墨堂图书记、‘赵氏开仲珍赏等印。卷首即《枕中秘引》,共三叶,然全文未完,未见署名,惟版心上方刻‘周叙一‘周叙二‘周叙三。次为《小草》,共七叶,陈组绶所作。再为《刻枕中秘致语》,共十四叶,卫泳作。《枕中秘语跋》二叶,冯梦龙作。《雪窗偶纪》二叶,卫澄作。然后是目录及正文。需注释之引文正好在这三页。”

(附图三至六)

国家图书馆所藏此明刻本虽有所阙,但就所见到的来说,阿英所言“枕中秘序”,和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的卫泳《枕中秘》卷首题为《枕中秘引》的内容是一样的。遗憾的是,国图藏本只标“周叙”,此“周”不知是否就是阿英所说的周高起。国图所藏此明刻本此页有所阙,不知是否即阿英所见的版本。但阿英所见或为全本,该本在此文的篇末署名为周高起。阿英所见之本,不知藏于何所,他所见究竟是“枕中秘序”还是《枕中秘引》,并不可知。由于校对文献的时间所限,我不可能再花许多时间来寻找这书的全本,去考证“周叙”就是周高起所序了,只能仍采用阿英的说法。这当然是留有遗憾的权宜之策。严格地说,拙著所引周高起《枕中秘引》仍是一个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以上几则若在文献学专家看来,都是不值一提的小问题,而且拙著的修订本在文献上仍可能存在不少问题。但对我来说,通过用微信方式来核对文献,倒是一次很有益和有趣的活动。回顾通过微信,请诸位朋友为《晚明小品研究》校书,颇有些感想。

苏东坡诗曰:“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他把写诗时记录灵感比喻为像追捕逃犯那样的十万火急。这个“追亡逋”的比喻实在太妙。文献的搜索核对,虽然谈不上像“追亡逋”那么重要,但往往也有“追亡逋”那样的复杂和急切。有时,为了核对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话,你必须动用各种资源,在国内甚至国际跨境搜索“追亡”。虽然,你知道“它”就在哪里,但你必须亲自见到它,一一核实。其实,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心力,一般读者是看不见的。尤其绝大多数核对的文献,最终只是证实引文无误,这看起来似乎是“无用功”,却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这就像侦察机关破案,前期需要大量排查工作,绝大多数人最终证明是清白的,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这是一项多余的工作。

人文学科研究通常是孤独的个体劳动,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有些文献的收集和整理,逐渐变得需要有“团队”的配合。以前,为了一些文献问题,学者需要自己或派人到各大图书馆访书,时间、精力和经济的成本都很高,也不一定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所以外出核查文献往往让人望而却步。现在不同了,开放的网络给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在网络和微信时代,打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不但成为可能,而且将是一种常态。若能善用“朋友圈”的学术资源,就能在线得到即时、开放的众多帮助。除了友情无价,其他都是免费的。这本身就是朋友之间一个有趣、有益的感情交流过程。俗语说,出门靠朋友。现在的情况是,不想出门,更要靠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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