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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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既往眷村叙事潜在的“论辩”（基于不同目的的意义“重构”）性质，曾明财的《台湾人在眷村：我的爸爸是老芋仔》（以下简称《台湾人在眷村》）却起念于一个较为素朴的目的：“因着时代产生的传统眷村，在台湾经历了五十余年时光，今日历经耆老凋零、眷村改建等因素，已逐渐消逝。讲到眷村，一般人往往直接联想到其所被赋予着的外省族群，竹篱笆内的生活文化与记忆，到底有何特殊？不少住过眷村的人时时回味，未曾参与的年轻一辈也怀抱好奇之心。”①眷村，是台湾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段。与它有关的人事记忆，也因与1940年代迄今之大历史颇多勾连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向。遭逢历史沧桑巨变，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是构成历史叙述的重要部分。而作者也期望藉由这一部书的写作，记录下其“所见台中的眷村以及属于眷村的独特生活时光”。作者四十年眷村生活的记忆，虽未见时代的波澜，所述也多是卑微小人物。但他笔下的故事，“却属于那时代最真实的见证”②。

历史流转中个人命运的起废沉浮，仍为作者眷村叙述的核心。时间延伸至日据时期，其父因偶然机缘成为航空修理厂工员，并于此习得一丝不苟之“日本精神”，后又成为国民党阿兵哥，入住眷村。这一段独特的经历，使得曾明财关于第一代眷村人的叙述并无“外省人”眷村叙述惯有的“离散”感和乡愁想象背后的锥心之痛。那些弥散于后一类作品中的悲情，恰成曾明财所述台湾人眷村经验之精神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