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1937年7月7日，暑气蒸人，“入晚天阴，更闷热，颇难受”。当天夜里日本军队偷袭宛平县城，住在市里的顾颉刚听闻炮声。其实自入夏以来，有关日本侵华的传言已不胫而走，顾此刻确认“十日以来，谣言已多，兹特证实之耳”。无独有偶，次日凌晨四点，钱玄同也在睡梦中被炮声惊醒，“初不知何事，下午六时读晚报，始知某国人又作怪了”。那么危难当头，身处政学两界的知识分子们心系国运，于危急胜过炎热的七月，其各自具体因应又是怎样？

本与国民党政府高层来往频密的胡适此时愈发忙碌。整个七月，他终日为抵御外辱之事奔波献计。25日下午，胡适与友人谈论国事，正彼此感慨之际，蒋介石的心腹幕僚陈布雷来访。胡恳请陈电告政府，“要研究关于华北的一切外交文件，就使不能发表，亦应印成密件，使政府当局知道他们（文件）的实在文字与意义”。之后胡还特意给陈氏电话，“勉他作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过补缺的事”。27日，汪精卫约集部分人士参与讨论对日外交问题。汪宣读了一份长文件，“叙述廿四年五月至七月九日的几次军事谅解，——即所谓‘何梅协定的历史”。胡适极力劝汪精卫敦请中央发表此密件。到了月底，蒋介石亲邀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等教育界名流共进午餐。正因前辈较多，席间胡不便多言，只能在临别时说了一句：“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蒋答道：“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31日，在给驻苏大使蒋廷黻的信中，胡坦言：“今日政府比廿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