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纳丁·戈迪默是南非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素有“南非的良心”之称。在《偶遇者》中，戈迪默一改对族隔离制度的關注，转而呈现全球化时代下的南非，突出了白人女孩朱莉和有色人种阿布杜都处于“无家状态”（unhomeliness）的事实。本文通过分析两位主人公寻家过程中的“迁移”（expatriation）经历，尝试解读全球化时代下，在迁移过程中的身份建构问题。

关键词：无家状态 迁移 身份

一.前言

1994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宣告终结。而全球化浪潮的来袭让这个国家快速进入了多元文化社会时代。《偶遇者》发表于2001年，讲述了南非富有的白人女孩朱莉和阿拉伯裔移民阿布杜之间的故事。不同于其种族隔离小说，在《偶遇者》中戈迪默尝试将南非置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中。而移民问题和个人身份问题则是其关注的焦点。小说中，无论是朱莉还是阿布杜都遭遇了严重的身份危机，而他们一致选择向外“迁移”来重构自己的身份。

二.“无家状态”下的身份危机

戈登·豪泽曾称，“《偶遇者》讲的就是对家的渴望”。（Houser，2001）事实上，小说中的朱莉和阿布杜都是有家之人。朱莉生长于一个南非的大富之家，而阿布杜来自于阿拉伯地区的一个穆斯林家庭。但奇怪的是两位主人公常常深感无家可归。这种心理上的无家可归之感正是霍米·巴巴所说的“无家状态”，即“文化和身份认同危机造成的心理层面的流亡者”（Tyson，2006）。如此说来，朱莉和阿布杜心理上的无家可归问题实则是身份认同问题。

乔治娜·霍雷尔曾评论说，“当代在新南非或关于新南非的写作既掩盖了，又显示了白人，尤其是白人女性的身份危机和主体性危机”。（Horrell，2004）《偶遇者》中的朱莉就是很好的例子。朱莉的身份认同危机或者说“无家状态”在微观层面上是由其家庭状况造成的。在她眼中，她的家包括“一个父亲和一个继母，一个母亲和一个继父”（32），而她自己从来都不是其中的一份子。朱莉跟随父亲生活在南非。由于无法苟同父亲因为要扩张自己的生意而接受不同人种的做法，朱莉离开她口中的“父亲的家”，独立门户。她有自己的工作，住的地方毫不奢华甚至有点简陋，是以前黑奴住所改造而来的房子。不同于父亲的虚伪，朱莉坚信文化多元论，倡导自由民主的南非，尽一切可能摆脱她的白人特权。为此，她加入咖啡馆的“圆桌帮”（50），因为这里有自由思想者，移民，诗人等等，他们不问出身，自由相交，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化混杂性”（hybridity）。尽管如此，“无家状态”依旧困扰着朱莉。

相较于朱莉，阿布杜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被南非驱逐出境以后，阿布杜就回到了位于阿拉伯地区的沙漠中的家。然而，回家给阿布杜带来并不是喜悦。回到家的阿布杜充满了失望与不耐烦。他拒绝在此定居的一切可能性。在家里，他甚至连一个房间也没有。他再三地跟朱莉强调“我们不是住在这里的。”（183）作为家中长子，他并未承担任何家庭责任。对家人来说，他永远是那个在国外或在出国路上的亲人。此外，他还拒绝了朱莉要生孩子的想法和种植大米致富的提议，并回绝了叔叔让他继承公司的好意。其实从下飞机开始，阿布杜就着手申请“一些他从未到过、也因此未被驱逐出境国的国家的签证”（117）。为了得到签证，他不惜利用朱莉白人的身份，让朱莉求助几乎已经断绝关系的父亲。他甚至秘密联系朱莉远在美国的母亲和继父。最终在朱莉叔叔的经济支援下，阿布杜如愿以偿拿到签证。一路走来，阿布杜从未考虑过妻子和家人的感受和想法。他只是坚定不移地要逃离这个家。

三.在“迁移”中重构身份的尝试

希拉里·邓恩伯格曾评价《偶遇者》是“一部关于当今全球化世界中的移民问题的小说”（Dannenberg，2014）。的确，小说中在故乡处于“无家状态”的朱莉和阿布杜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通过“迁移”以求重构身份，实现自我认同。爱德华·赛义德曾在《流亡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移民（expatriates）通常由于个人或社会原因自愿地生活在异国他乡。”（Said，2000）小说中的朱莉和阿布杜都选择成为移民，但两者的行为应当加以区分。为了更好地说明，本文借用赛义德的两个概念：迁出（voyaging-out） 和迁入（voyaging-in）。前者指二战后从母国迁移到英国的前殖民地，后者反之。小说中两位主人公在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迁移行为借助这两个概念加以说明将更为直观。

为了摆脱白人特权，拥抱全球化时代应有的自由和平等，朱莉“迁出”了使之失望透顶的南非，来到了阿布杜的家乡。初来乍到的朱莉并没有被这里的贫穷和落后所吓退，相反，她逐渐在这里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首先，朱莉成功地找到家的感觉。来到沙漠后她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在此定居而努力。一到这个落后的地方，她立即开始学习当地语言，并把教授英语当成自己的工作。她甚至期望在这里生下孩子。并兴致冲冲地建议丈夫种植大米来致富。显然，此时的朱莉已经决定在这片土壤上扎根。其次，朱莉成功地使阿布杜的穆斯林家庭接受了她。原本让穆斯林家庭接受一名白人女性应该说是很难的。但小说中，朱莉成功收服了这个家中三个重要的女人。她通过主动教授英语与阿布杜的妹妹结下友谊；因为恪守穆斯林教规而获得阿布杜母亲的接纳；最终由于放弃和丈夫一同去美国，朱莉甚至与守着活寡的妯娌赫蒂彻缓和了关系。在阿布杜看来，这个女人因为朱莉有丈夫在身边所以一直对朱莉充满敌意。最后，朱莉的白人特权不再是她的困扰。在南非时的朱莉曾千方百计地要摆脱她的白人特权，摆脱一切关系，自立地生活。但是到了沙漠之后，连她自己也开始不自觉地使用其特权。例如，父亲的信托基金，母亲和继父在签证上的帮助，以及叔叔的金钱支持等等。正如潘妮·派瑞克所说，就连朱莉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她依旧被包裹在特权之中”（ Perrick，200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事的最后朱莉的“迁出”可以说是完胜，因为她在几乎毫无损失的情况下成功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endprint

相比于朱莉的“迁出”，阿布杜的“迁入”显得举步维艰。首先，在小说前半部分，作为非法移民的阿布杜，在南非如同隐形人一样地生活着。他没有“社会保险、退休金和医疗保险”（14）。虽然他在故乡拥有经济学学位，但在南非只能做非法修车工，住的是车库后面没有卫生间的小黑屋。在这里，就连他的名字都是假的。在南非的阿布杜可以说是没有身份而存在的。其次，通过朱莉获得身份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对原本隐形地生活着的阿布杜来说，遇到朱莉是他建构新身份的绝好机会。然而，朱莉虽把他带入“圆桌帮”，但他从未真正融入。朱莉的朋友虽然“喜欢有他在他们中间”（17），但对他们来说，阿布杜仅仅是“像季节转换那样，带来气候的改变，带来一种不熟悉的温度”（17）而已。阿布杜似乎始终是一个局外人，这一点在朱莉父亲的家里愈发明显。当朱莉把阿布杜介绍给她父亲时，他分明在搜索阿布杜的身上是否带着“某种黑色”（35）。当朱莉的父亲误以为阿布杜是印度人时，阿布杜立即予以否认，却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国籍”（38）。显然，在南非的主流社会建构新身份是无望的。最后，美国签证并不能保证一个美好的未来。小说的结尾阿布杜顺利拿到美国签证飞往美国。他认为靠着一个知道“怎样才能从最基层爬到你想到达的位置”（190）的熟人的帮助下就可以实现梦想。可笑的是这个到美国六年的人至今只是一幢大楼的门房，住在地下。而根据朱莉在美国的见闻，像阿布杜这样的移民只能“住在一间肮脏的小房间里，打扫美国人的大便，干那些真正的人——也就是美国白人——所不愿意做的工作”（195）。可想而知，阿布杜的美国梦只是一个虚无的梦。他想成功“迁入”西方发达国家并重构身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四.结语

在《偶遇者》中戈迪默为我们呈现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南非社会中，无论是有色人种还是白人都处于“无家状态”的现状。揭示了在全球范围内像南非这样多个种族、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中，个人身份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值得我们予以关注。此外，通过两位主人公在“迁移”中尝试重构身份的经历，戈迪默也向我们透露了当今社会白人特权依然存在，有色人种依然遭受歧视的不争事实。值得我们反思，并为改变现状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1]Dannenberg，Hilary. “Picking Up an Identity： A Postcolonial Reading of Nadine Gordimers The Pickup”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Translation Studies.2014（2）

[2]Horrell，Georgina.“AWhiter Shade of Pale：White Femininity as Guilty Masquerade in ‘New （White） South African Womens Writing”[J].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2004（4）

[3]Houser，Gordon. “Families disrupted”[A].Christian Century.2001（32）

[4]Perrick，Penny.“Rich Girl， Poor Man”[A].Times. 2001

[5]Said， Edwar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6]Tyson， Lois. Critical Theory Today [M].New York：Routledge，2006

[7]納丁·戈迪默.《偶遇者》，梁永安译，广西：漓江出版社，2015

（作者介绍：车莉莉，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