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照进

是春天或者冬天，也可能是夏天和秋天的某些比邻地区，记忆收留了那些忧郁的碎屑。时间流淌着时间，沿途已成历史。关于四荣公、才表叔、拣瓦匠老何的故事，庞杂的腰身也许早就顺水漂流，而在我笔端扎根下来的不过是一些简明的线条，仿佛纸面上扼要的构图，但它们同样身背可疑的“成份”。

我们家与四荣公、才表叔家连成的直角三角形，多年之后，我运用几何学的原理，轻而易举得出这样的结论：处在边缘的才表叔家是一个30°角的顶点，它所对应的边是我家到四荣公家的距离，大约十分钟的路程。事实证明，四荣公给我的民歌启蒙远比才表叔提前了近3倍长的时间。他们共同构筑的面积盛满我的整个童年时光。作为游离不定的一个点，拣瓦匠老何的家始终充满虚飘、未知、难测的气息。

四荣公的土屋没有倒塌之前，顺着童稚的目光望过去，我看见一支唢呐在土褐色的墙头开成倒立的喇叭花。花茎上缠着红稠，那是某个春天一场喜事的馈赠，爱情的余韵依旧埋藏花朵深处。

一棵酸枣树胡乱站在他的院子里，年年开花，但不结果。乡俗验明正身的结论是一棵公树（对它的性别命名是否暗示了一场爱情的长久缺席？）。作为名义上的果树，酸枣树在孩子们眼里已经失去了向往的价值，它的存在只是为我们预留了攀爬的方便。

时间多半是在某些闲散的下午，四荣公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睡懒觉。屋檐下的大花狗被阳光捆住了手脚，慵散的形态使我想起“蜷缩”的词汇，但它这时的身体一点也没包含疲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