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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背后的文脉与潮流

2017-09-21杨帆

出版人 2017年9期
关键词:北京出版社小书文史

杨帆

“大家小书”丛书问世15年来,经历了策划与市场的重重考验,在它的身上凝聚了一代出版人的苦心经营,也折射出本世纪出版潮流的变迁。

2016年被很多媒体称作“大家小书年”,正是在这一年,一批由专家学者写给普通读者的学术普及丛书在国内市场大量涌现,赚足了读者的眼球。但 “大家小书”本身并不是新鲜事物,这一概念在出版业的发端,则要追溯到200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丛书身上。

自2002年首辑问世至今,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至今已出版超过130个品种,是北京出版集团旗下的拳头出版品牌,也是目前国学普及类体量最大的丛书。步入2017年,“大家写小书”的风潮不减,首开先河的“大家小书”丛书则顺势而上,成为今年书市的一大热门。然而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套丛书从诞生到壮大的过程远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策划与市场的重重考验,在它的身上凝聚了一代出版人的苦心经营,也折射出本世纪出版潮流的变迁。

重见天日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出版社就曾推出一批由学者执笔的文史社科普及丛书,如《语文小丛书》《阅读与欣赏》《外国文学知识丛书》等。”谈及“大家小书”的历史,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告诉《出版人》。1984年加入北京出版社文史编辑部的曲仲亲历过这些图书的编辑出版历程,对这批兼具学术水准与易读性的作品至今记忆犹新。在他看来,这也构成了后来北京出版集团“大家小书”丛书的基础。

今天韩敬群已成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而将时间拨回本世纪初,他的身份是北京出版社文史编辑部副主任。在开发文史类图书选题的过程中,文史编辑部曾经的出版积淀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敏锐地注意到,这些书虽然分量都不大,但作者无不是学界的泰斗人物,那为何不能以“大家小书”为名,让这些宝贵的遗产“重见天日”呢?

在当代知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袁行霈教授的支持下,一套以“大家写给大家”为宗旨的丛书正式诞生。在丛书的序言中,主编袁行霈写道:“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诚如袁老所言,首次结集面世的“大家小书”可谓群星璀璨,包括王力《诗词格律概要》、柴德庚《史籍举要》、张中行《文言津逮》等众多名作悉数被收录在内,而在编辑的过程中,如周汝昌《红楼小讲》等一些本不属于北京出版社的优秀著作的版权也逐步汇总了进来。2002年,这套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丛书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不过在曲仲看来,当时“大家小书”的出版不独开风气之先,甚至还有些逆勢而行的味道。“大家小书”篇幅短小,最初采用的也是便于携带阅读的小32开本印刷,但在当时,这绝非是市场上最走俏的图书形式。“在那个书号还比较紧张的年代,大家都不愿意把钱花在小薄本上。一本书编来不易,码洋低、利润率低,书店不愿意卖如何是好?编辑又如何实现自己的经济指标?”曲仲告诉记者。但他也表示,虽然丛书面临着很大的市场压力,北京出版社并没有因此中断对此类内容的发掘、出版,随后数年间,“大家小书”先后出版了四辑共四十种。

逆水行舟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立志此前已在文史社科出版领域从业多年,来到北京出版集团之后,延续“大家小书”这一出版品牌的使命落在了他的肩上。这份工作令他兴奋不已,但同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对于“大家小书”,北京出版集团可谓寄予厚望。在曲仲看来,“大家小书”将对北京出版的壮大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把它做起来,其他事情都好办。”他不仅把“大家小书”的出版视作北京出版集团文史产品线的龙头,更强调了丛书对整个集团的战略作用:通过“大家小书”的出版,北京出版集团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学者,而出版社与万圣书园、三联韬奋等特色书店的联系也藉此得到了加强。因此集团对“大家小书”丛书提出了出版百种的任务,这也正是高立志和他的团队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正如“大家小书”的作者之一叶嘉莹先生所言:“没有大的根底,就讲不出来很确切的小的东西。”“大家”永远是“小书”的基础,世纪之初出版的“大家小书”,主要集中于20世纪的大家们曾出版过、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而高立志和他的团队在已故泰斗级作者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之外,还把作者的范围慢慢延伸到当代的学术权威中,推出了部分时代特色更为鲜明的作品。

学者陈平原曾指出,“大家小书”品牌若想做得久远,选题、版权、编校、发行是必须攻克的难题,而在高立志看来,最大的难题始终是编校。他曾在很多场合指出,一个合格的文史工作者,案头只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备着《辞源》《辞海》这样的书,也许还有《经传释词》《说文解字》《尔雅》这样的专业工具书。在他看来,“大家小书”多是一代大家的经典著作,其中许多字词的使用虽然不合《现汉》,却正是语言文字发展流变的体现,“如果盲目‘规范化,将文化发展的痕迹统统抹去,反倒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体现。”

高立志坚持“大家小书”所收入的图书一定要对丛书有所补益和创新,为此在内容的选择上是非常谨慎的,而在编校过程中,编辑团队也努力贯彻一个版本的概念。“要想做到不妄改,就需要专业的编辑干专业的事情。在选目范围扩大的情况下,这也在已定程度上限制了出版的规模和速度。”高立志坦言。

尽管丛书的出版至今仍面临着诸多困难,但北京出版集团还是一本一本地完善着“大家小书”的谱系。迄今为止,“大家小书”丛书已推出超过130个品种,其中《苏辛词说》《中国古代建筑概说》接连斩获2015、2016年的“中国好书”。确保体量之后,高立志和北京出版集团已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我希望‘大家小书可以往更广阔的范围拓展,我的野心是使之能够覆盖国学的基本谱系,呈现中国文化发展几条关键脉络上的关键点。”高立志告诉《出版人》。

大道至简

随着时代向前迈进,市场也在一步步印证北京出版人的先见之明,“大家小书年”的到来便是最好的例证。“在今天的书市,书厚一分,读者的阅读意愿可能就会少一分。”曲仲说,“太厚太笨的书读起来真的很累,相比之下,相对通俗的、薄一点的书更容易被读者接受,这也是当下时代的要求。”

在高立志看来,出版商纷纷“涌向”小书的另一层原因是读者不断升级、日益精准的需求:“信息社会对个体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实际上每个人用于学习的时间却在被不断分割。需要读的太多,可以读的时间却太少,矛盾之间形成了‘大家小书的价值——相对于汗牛充栋的专书,这类深入浅出的普及类读物反倒能更有效地填补每个人的短板。”

“大家小书”不仅为大众所推崇,也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赞誉。丛书编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就高度评价了“大家小书”的语言运用。她指出:丛书几乎每一本书的语言运用都非常好,面对当下学界盛行的华而不实的文风、生硬倒搬的西式语句,“大家小书”会给年轻的学人做出很好的榜样。

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则钟爱“大家小书”之“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博士论文起码要写十万字,在学界没有四五十万字的著作学者根本拿不出手,其中堆砌了太多无用的材料。“看过‘大家小书你才能意识到,真正的学问其实用小书也能表现出来的,甚至有时小书会有更强的生命力,这对端正学风是很重要的。”

高立志还指出,在这个国学与传统文化被反复提及的时代,“大家小书”的价值还将进一步凸显。“国学是有传承的,有脉络的。要谈国学,就不得不看一百年来的国学业绩。”高立志说,“读些‘大家小书,回头再谈国学,你一定会更有底气。”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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