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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人易永昌

2017-09-21[回族]马永俊

回族文学 2017年5期
关键词:营盘永昌野狼

[回族]马永俊

我在托克马克采访从伊犁到苏联的回族人时,人们往往会提到他,一个来自甘肃的平凉人,说这个人不懂一句俄语、哈萨克语就胆敢来苏联,来了后就一直牧羊,当了一辈子牧羊人。2015年8月,在托克马克努尔伊斯拉姆清真寺艾迪儿阿訇的帮助下,我找到了老人的家。他家离清真寺不远,步行大概两站路。老人在自家二层楼的床上躺着,见我们进来,尤其是看到阿訇后更是喜出望外,从床上翻起来,戴起放在床头的白色礼拜帽,双手紧紧握住阿訇的手,并吩咐妻子立刻上茶、上菜。

老人汉名叫易永昌,高个子,年轻时至少有一米八五左右,说话声音洪亮,记忆力非常好。阿訇说明来意,聊了一会就走了。我来时在清真寺旁的肉铺里称了两公斤牛肉,老人埋怨我不该带礼物……不一会儿,易永昌妻子就炒好了两碟菜端上来,一半肉,一半菜。这是中亚回族人的习惯:炒菜肉一定要多。

易永昌1935年出生于甘肃平凉,十六岁时离开平凉上了新疆,后来家人也来到了新疆。不久,他们又举家迁到苏联。

第一站到了苏联潘菲洛夫(现在的加尔坎特)县,这儿到处是从伊犁举家迁来的回族人、维吾尔族人和哈萨克族人,说什么语言的都有。当地人穿着打扮与中国人不同,更有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

潘菲洛夫县满街都是牛羊,他估算了一下,至少有几千只羊,数百头马、牛,都是从生产队羊圈、牛圈、马圈里赶来的。易永昌全家十口人领到了补助金,被分配到了离潘菲洛夫不远的斯大林集体农庄。虽然不懂语言,但饭食没有定量,也没有限制,随便吃。

斯大林集体农庄很大,有四万只羊,两千匹马。易永昌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牲畜啊。登记时,有人告诉他把岁数写小点儿,少写三四岁就可以。他不知就里,将弟兄们的岁数都缩小了三岁,自己写成了1939年出生。在这儿,易永昌认识了一位妻子是哈萨克人的回族老人,当地哈萨克人称他为“东干大大”。老人是少见的好人,把自己的住房腾出来大部分给了易永昌,让他全家十口人住了进来。老人老家是甘肃会宁县人,其祖父清朝时期就到了沙皇俄国,一直放牧为生,生活习惯都已哈萨克化。他非常热心,一直为易永昌一家忙前忙后,不知疲倦。东干大大按照哈萨克人待客的最高礼节,为易永昌一家人宰了一匹马,得知他们不吃马肉时,又宰了一只羊。东干大大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艰难时期,为了生活,为了活命,把苏联的布匹偷偷卖到中国,再把中国的狐狸皮带回苏联,躲过了大饥荒。苏德战争期间,东干大大一个人喂养着一百多头牛、四百多只羊,几乎支撑着整个集体农庄,维持着集体农庄的正常运转。他曾经有四个儿子,两个在苏德战争中牺牲了,一个幼时患病不治身亡,只剩下一个儿子。老人为了让后辈不忘记母语,让儿子娶了远在哈萨克斯坦南方江布尔州东干诺夫卡的回族姑娘,定居在了那里。易永昌在异国他乡,感觉到了亲人般的温暖,终生难忘东干大大。五十四年后,再提到东干大大时,易永昌眼睛里都是泪花。

东干大大知道易永昌一家不远千里从甘肃平凉来苏联,所以对易永昌全家非常友好,几乎是有求必应。

易永昌一家十口人在斯大林集体农庄安顿下来后,分到了一头牛、五只羊,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被安排到集体农庄草场割草、打草。草场大得无边无际,一眼望不到头。

“那时候我们弟兄都很年轻,根本不在乎割草、打草这些劳动。没用几天,我们就熟练地掌握了使用钐镰打草的技巧,没过一个月,我们的劳动量超过了当地哈萨克人,打的草比哈萨克人多,成了名副其实的打草人。草割完后,晾晒在地里,等晒干后再按要求捆绑、扎紧摞起来,等集体农庄拖拉机来拉走。”易永昌乐此不疲,不感觉到劳累。到年底,全家十口人分到了两吨半大麦、十袋白糖,这是半年劳动所得。

“没有发工资吗?”我一直记得苏联农民是发工资的,就插话问了一句。

“萨夫霍子(国营农场)发工资,卡勒霍子(集体农庄)不发工资,按劳动日计算,年底发给粮食、白糖。”老人看了我一眼说。

虽然一大家人肚子吃饱了,衣食无忧,但语言不通,生活久了很不方便。易永昌觉得应该换一个地方。东干大大介绍了几个回族聚居区。阿拉木图近郊有一个东方曙光区,都是回族人,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阿里克桑德洛夫卡也有很多回族人,是1882年中俄签订“伊犁条约”后,从伊犁移民过去的。易永昌不想去城里,无论如何,全家十口人要紧紧抓着土地,这才是命根子。东干大大又说,还有三个地方,一个是江布尔州的东干诺夫卡,也都是回族人;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陕西回族人云集的地方:营盘(现在的马三琪),离营盘不远处,有从营盘分出来的另一个地方新渠(现在的肖尔托别)。易永昌思前想后,觉得东干诺夫卡太远,营盘、新渠更近。说起渊源,平凉回族人和营盘、新渠陕西回族人是一个根,平凉话和陕西回族话差别也不大。易永昌干了半年,从东干大大那儿知道了不少苏联的人情世故,他知道别处集体农庄庄员都有一份宅旁菜地(自留地),自留地面积还相当大,如果细心照料,精耕细作,就是不在集体农庄干,它的产出足可以养家糊口。他打定主意,一不做二不休,花了二百卢布雇来一辆俄罗斯人驾驶的大卡车,装上集体农庄年终分给的十八只羊、两吨半麦子和十袋白砂糖,告别了会宁老人——东干大大,告别了这块土地,离开了斯大林集体农庄,前往营盘。

易永昌路过新渠没找到集体农庄主席,就到了营盘。营盘原名叫卡拉库奴子,哈萨克语是黑甲壳虫。易永昌受到了热情欢迎,没几天,又搬来了好几家中国回族人,一些落脚在营盘,一些落户在新渠。

易永昌买了地皮,盖了房子,集体农庄分给了二十五索特卡,相当于三点八亩的宅旁菜地。他熟悉了左鄰右舍,建立起了良好的邻里关系。从此,他们一家就可以无忧无虑地在集体农庄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哥哥也独立出去了,也分到了宅旁菜地。

集体农庄安排他去饲养场牧羊,照料羊群。牧放牛、羊本来就是苦差事,没人愿意干。但易永昌欣然接受了,他有自己的考虑。妻子没上过学,不识字,到苏联后,没进夜校学习俄语,也不懂哈萨克语。如果不牧羊,妻子就必须参加集体农庄劳动,每天凌晨四点就得和其他人一起坐着卡车去地里干活。如果牧羊,妻子可以算一个劳动力,这是集体农庄的规定。羊群冬夏都在山上,他一个人不可能既牧羊又做饭。endprint

营盘属于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的集体农庄,饲养场里有四十七圈羊,每圈有八百到一千只羊。当我对一个集体农庄拥有这么多羊表示吃惊时,老人笑了笑说:“这还不算多,阿拉木图附近有个‘乌尊雅尕西饲养场,有五十七圈羊呢。每圈都有八百到一千只羊;距离营盘、新渠不远的土尔达维科一集体农庄住的都是捏灭茨(德国)人,饲养场里喂养着奶牛,每头奶牛每天产奶二十四公斤!捏灭茨干事认真,养奶牛也是数一数二的。”

“你们光就放了羊吗?没干其他事情吗?”

“还能干啥?放了三十年羊。让老婆子能种个院子(菜园),就放了羊,集体农庄给每人一匹马,三个人三匹马。”

“你们冬夏都在山上放羊吗?”

“冬夏都在山上,在营盘背后的大山里,我放羊,她做吃的,把她也算的是劳动力,给钱呢。如果不放羊,夏天,集体农庄的汽车四点就到了门前,拉老婆子到白芍地干活去呢,拣苗子、除草、拌白芍,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事。放羊的话,老婆子就不去集体农庄干活,还可以干院子里的活,两头都能够兼顾,还是满年满工,一年四季都算劳动日。到年底,给麦子呢。我老婆子一年领四十五包糖面子(白砂糖),自己少留一点,把剩下的卖给铺子(商店)。集体农庄的羊也便宜,牛奶也便宜,奶牛吃的是啤酒糟,满大街醉卧着。”我替易永昌计算了一下他妻子一年的收入,他妻子一年能挣六百三十卢布。

“放羊一年能挣多少钱?”

“1966年之前不给钱,把劳动日换算成粮食、糖面子。捏灭茨一个劳动日能有两个半卢布,我们不到一点二盧布。浇水、挖渠、拓土块、盖房子是重活,劳动日算得也高。自留地种的洋芋一天能卖上八卢布、十卢布就是好钱,如果能卖上三十卢布都是大钱,高兴死了。”我大概算了一下,一个工一点二卢布,一年满打满算两人能挣八百多卢布。但不是现金,是实物。宅旁菜地的一年收入高于在集体农庄劳动所得,两项收入相加最少是两千卢布。这是一笔大钱。

“放羊的就你们两个人吗?”我转身问易永昌的妻子。他妻子自始至终都不吭一声,默默地倒茶、倒水。

“还有我的阿伯子哥。”易永昌的妻子回答。

“山上有狼吗?多吗?”

“满山满洼都是狼,山里头,峡(谷)石头里,都是狼,防不胜防。把羊心一吃就走了。”可能是羊太多了,野狼也挑肥拣瘦,只吃羊心了。

“有羊圈吗?”

“有,木杆子扎起来的。”

易永昌以前从未放牧过这么多羊,连怎么点羊数都不会,刚开始,他怎么数羊数都对不上。每天数羊就成了大问题,最后请教了别人,才知道大群羊要分散开数。营盘北面的大山,连绵不断,无边无际。虽然三伏天,山顶皑皑白雪岿然不动,终年不化,但到了山腰,就是绿油油的另一番景象。漫山遍野野兽出没,野狼更是泛滥成灾,威胁着羊群。尽管每个牧羊人都有老式猎枪,可狼更聪明。

易永昌说道:“狼是最聪明的动物,甚至能看穿人类的心灵。野狼头几次还会害怕牧羊人的猎枪声,可经过几次试探后,就根本不当一回事。野狼像人类一样,在围猎绵羊时,头狼会安排任务,每匹狼都有严格分工,组织严密:有追击的,有堵截的,有等到半路猎杀的。野狼比人类精明。面对手无寸铁的人类,野狼貌似害怕,实则心里有底,根本不当回事,除非你拿枪对着它射击,打死它,否则,饥饿难忍的野狼会毫不犹豫地猎杀绵羊。野狼也会区分不同的枪支,旧时散弹猎枪只能吓唬吓唬它。大雾弥漫的时候,野狼会迷路,会钻进羊群,肆无忌惮地撕咬羊群,虽然野狼吃不了这么多羊,但毫不手软地咬死它遇见的所有羊,这是狼的本性。”易永昌回忆说:“一次,浓雾重重,能见度差,结果遇到了狼群袭击。野狼把四五十只羊赶进山洞,全部杀死,其余的羊群四散逃亡,有摔到山沟里的,有跌到山崖的,有些羊混到别人羊群里。总之,羊群损失惨重。”

我不理解地问:“那么多羊死了,谁负责呢?是狼咬死的,又不是你的失误。”

老人笑了笑说:“一圈羊,我们三个人和另外一家负责看管、放牧,我们是轮班放牧,交接羊群时,都要核对羊数,谁少了谁赔,不管你解释,你手里少了羊只,你就得赔。拉大雾的时候,正好是轮到我了,只有我赔了。”

“你怎么能赔偿这么多呢?不是损失了一两只羊,而是四五十只羊啊。”

“那时候苏联物价都便宜,羊也便宜,羊肉也贱,机器屠宰的羊肉也只有每公斤一点五卢布左右,人工屠宰的每公斤三卢布左右,一只活羊也就四五十卢布。羊摔死了,咬死了,丢失了,赔偿时都按照死羊价格赔偿,一只死羊二三十卢布。我找来朋友们帮忙,让每人认领一只羊,你一只,他两只,一平摊,羊数就凑齐了,我的压力就小了。大家都是这么干的,这不是我的发明。谁能担保自己以后不遇事情,你帮我,我帮你,就是这么个做派。”在后来采访哈尔力老人时,易永昌的说法得到了印证。

到了1966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工资制度,作为牧羊人的易永昌,月月领到工资。四个哥哥都各自独立,生活惬意。易永昌和集体农庄主席关系搞得不错,就一直牧羊,闲暇之余,精力都用在宅旁菜地上。

后来,易永昌夫妇俩和哥哥三人照看的八百只羊群损失少,每年产羔多,双胞胎多,作为三人组长的哥哥得到奖励,获得一枚劳动勋章,成为了江布尔州的劳动模范。谈及此事,易永昌非常激动,也很自豪。

“他上了台子了,表了话了(发言),给他赏了个列宁头(的勋章)……八百个羊不好管,下羊羔的时候,根本忙不过来,要防备狼呢,还要操心羊羔呢。有些母羊也不管羊羔,不管羊羔吃奶了没有,这时候,我们一晚上不睡觉,就得操心。按理说,产下羊羔后,母羊就能通过嗅觉辨认出自己的羊羔,羊羔吃奶时,母羊嗅一下羊羔尾巴就能认出来。可这儿的羊太多,羊羔产下后,母羊找不着羊羔,接触不到羊羔,认不得自己的孩子……我们就得把母羊摁倒在地,强迫羊羔吃奶……羊要早点撒出去吃草,否则,吃不饱,沙穆(昏礼)就赶不回来……拉雾天,就害怕狼,狼迷路了,就会下山,我们就放炮(枪),是土炮(土制猎枪),吓唬狼……每个羊圈里要储备两千多摞草,苜蓿草……”endprint

放牧群羊是轮班制,十天易永昌夫妇和哥哥在山上牧羊,再十天其他人牧羊。这样易永昌夫妇可以全身心地操心宅旁菜地,一门心思就扑在菜园子里。当时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都不会种植蔬菜,种上了也不知道如何管理,尤其是虫害泛滥时更不知所措。俄罗斯人大多数居住在城市,集体农庄的俄罗斯人最多种些洋葱、白菜。易永昌种植蔬菜,劲头越来越大,起初把蔬菜卖给别人,后来自己雇人拉上蔬菜去卖,哪里价钱好就卖到哪里。1968年,易永昌宅旁菜地里全部种了大蒜,十二瓣的大蒜,大蒜价格非常好。他雇人拉着大蒜,开往四五百公里之遥的普利热瓦斯基州(现在的哈尔湖)销售。那里回族人集中,也都种植蔬菜,往往将营盘的大蒜当种子使用,反过来,营盘回族人也不留种子,到哈尔湖买种子。

在白六娃帮助下,易永昌全家五口人(包括母亲),还有他哥哥、孩子们都领取了苏联护照。易永昌的名字按照俄罗斯人的习惯改了,姓成了易利佐夫(取易永昌的易字),名字经名伊黑亚。从此他不再使用易永昌,直到我采访时,这个名字才从久远的记忆中找出来。

后来,易永昌在一次修建羊圈时不慎从墙上摔了下来,受了重伤,住院割掉了一只肾,被算为工伤,鉴定为伤残人员,办理了残疾证,领取伤残人员补助。在营盘没挪窝干了十六年后,因为不能下地劳动、种菜,易永昌想换个地方,换一个轻一点的活干,就迁移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

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也是陕西回族人集中地,易永昌花三千卢布买了一座五六十平方米的二楼住了下来,在一所驾驶学校干了三年门卫工作,1982年因为有工傷提前退休了。当时的退休金是二十五卢布,虽然钱少,但勉强可以维持生活。没想到苏联这所大厦一夜之间坍塌,原来名义上的加盟共和国成了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近在咫尺的营盘属于了哈萨克斯坦,而一河之隔的托克马克成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城市。一直到1998年,吉哈两国人民来往仍如苏联时期,不需要任何手续、证件就可自由来往。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领导有方,加上拥有雄厚的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政局稳定,物价稳定,经济蒸蒸日上,工资水平稳步提高。而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几次“革命”,闹得人心惶惶,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工资水平远远落后于哈萨克斯坦,老百姓日子很不好过。易永昌的妻子一直在营盘集体农庄劳动到退休为止,领取的是哈萨克斯坦的退休金,每月退休金五万坚戈,约合吉尔吉斯斯坦一万索姆。而易永昌退休是在吉尔吉斯斯坦,领取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退休金。他拿出退休证,2015年8月份的退休金只有区区四千多索姆,约合四百二十元人民币。每月药钱就得花去六千索姆,退休金连买药都不够。如果不是妻子有将近一万索姆退休金支撑着,老人恐怕得挨饿、受冻。

易永昌老人有一儿一女,儿子一家现在在哈萨克斯坦。老人一个劲地夸赞孙子,嘴里念叨着。可一提到女儿时,脸色顿时大变,愠怒之色显于脸上,两眼冒出愤怒的火花。第一次采访时,他只含糊地说跟着一个黄头发(金发)跑了。他含含糊糊地说是塔塔尔人,说女儿与一混血塔塔尔人相爱,他不同意,女儿不听劝阻,执意要嫁塔塔尔人,私奔了之,一气之下断绝了父女关系。老人不屑一顾地说:酒鬼。

我第二次采访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女儿不是跟着塔塔尔人跑了,而是嫁了个地道的俄罗斯人!

老人说到女儿时,非常愤怒,边说边在狭小的房间里来回疾走,根本顾不得自己肚脐眼下面插着的导尿管。

老人快步走到我面前,“这个女子快羞辱死我哩,我一听见她的名字,一想起她干的事情,就会气得发疯!我的血压就会上去。你看,现在头晕目眩,差点站不住哩。”我理解老人的心情,理解一个传统的中国回族人的心情。在苏联,回族男子娶俄罗斯姑娘的有,苏联时期,娶俄罗斯姑娘,说俄语是一种时尚,一种有文化、文明的标志。像阿卜凯里莫夫·阿卜杜热赫曼等回族知识分子的妻子都是俄罗斯人。很少有回族姑娘嫁给俄罗斯男子,就是嫁,也是凤毛麟角;而且最后,女方都以和自己父母、亲戚断绝关系为代价,到中年后,则以离婚收场。执意不听从父母劝告,嫁给俄罗斯人的回族姑娘,非常少见。

老人虽然愤怒,但一谈到中国时,怒气渐渐消了。过了一会儿,他饶有兴趣地讲小时候在窑洞里的情景,讲怎么做炕面子的事情。

“住窑洞,打个八米、十米的洞,掏窗户,搭炕。搭炕有两种办法,有两样子炕,一种叫泥坯子炕,另一种叫打泥炕。泥坯子炕的做法,先把水、麦草、荞麦秸秆混合在一起,拓成炕面子晒干、晾干,然后搭在炕上。打泥炕,先把炕四周固定起来,炕中间树立一与炕沿齐平的木柱或者石柱,里面填满土、土块,然后铺上荞麦秸秆,然后把混合了 子、麦草的泥巴,均匀地抹在荞麦秸秆上面,晾晒一段时间后,用铁片或者模板使劲抽打,直至变成像铁块一样坚硬的泥板,再晾晒一段时间后,从一侧掏出里面的土、土块,用火烧烤一段时间就成功了。这种炕就叫打泥炕,非常结实耐用,上面睡十个人绝对没问题。”老人担心我听不懂做这两种炕的原理,桌子上摆放了四根筷子,形成一个正方形,中间竖立一根筷子,边说,边比画着。

“有钱人铺上席子、毡睡觉呢,穷人先用灰苕草把炕擦得明亮,睡在土炕上,没有席子,没有毡,没有枕头,没有褥子,五六个人盖一条被子……”

“你小的时候,家里都吃的啥东西?吃的面吗?米吗?”

“吃的是荞麦,这是顶好吃的。洋芋洗了,(不洗皮)连皮子放到锅里煮熟,把荞麦炒熟,在石头磨上磨成粉,挖上两三碗荞麦粉,倒进煮熟的洋芋里,再继续蒸煮,然后用木头勺子,那时候没有铁勺子,木头勺子的木头是平凉南山上的桦木制的,用勺子搅匀,一人一碗,就着酸黄菜、白菜吃,那时候这是最好的饭。”

“那时候没有麦子面粉吗?”

“没有麦子面粉。”

苏联人馋,地不馋,中国地馋,人不馋。

“啥意思,苏联地里不上肥料,到处是黑油油的肥沃土地,五十亩,一百亩,你只管种地,只要你勤快,一定会有收成,庄稼不会亏待你。苏联人馋,要吃肉呢,喝奶子呢。平凉地贫瘠,地里要上肥料庄稼才能生长,不上肥料,不长庄稼。只有旱田不上肥料,旱田油大,有劲。”endprint

我2016年10月再次采访时,易永昌耳朵已经听不见,只能问他夫人。

我问道:“娘娘(姨姨),巴巴(叔叔)回平凉去后,派媒人到你们家去了,是吧,你们是通过媒妁之言结的婚,结婚前,彼此见过没有?”

“沒有,那时候人结婚、娶媳妇,根本不见对方,都是口袋里卖猫(毛),一个不见一个。”

“你父母也没问你愿意不愿意吗?”

“没有问,不问我。”

“送的什么礼?”

我大声伏到易永昌耳朵上说,易永昌听到了,回答说:“我们弟兄三个人挣了几个钱,结婚时,给女方送了四斤棉花、十尺布匹,给念尼卡哈的阿訇买了个饦饦馍馍准备下了。”

“结婚待客做的什么饭?”

易永昌回答:“能做什么饭呢,用粮票买了五斤面,念了‘尼卡哈,就擀了点面,做了点汤饭(面片之类的面食),没够吃,没有那么多面粉。”

“你们结婚时你多大?”我转过头问阿姨。

“我二十五岁了。”阿姨回答。

“怎么那么大?”我脱口而出问了一句非常冒失、不礼貌的话。

“没见他人就把我许给他了,他临走时给我父母说了‘赛俩目,也没见过我,一走新疆八年才回来,我等了八年。”整整八年,阿姨从十七岁等到二十五岁!这些内容我第一次采访易永昌时,他从未告诉过我。如果不是耳聋,阿姨可能永远都不会说出来。

易永昌儿子全家也搬迁到哈萨克斯坦,不常来往,偶尔长孙还来看看他俩,但更多时候是易永昌和老伴儿相依为命,过着与世隔绝、与人隔绝的日子。过去,吉尔吉斯回族人一般都是子孙满堂,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很多家庭空巢老人增多,有点像俄罗斯人的情况。易永昌老人孤独异常。

易永昌老人、妻子和孙子1992年回中国探亲,这是他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回来。几十年没有音信,家乡人以为他不在人世了。老家平凉的哥哥已经去世,后辈们虽然热情有加,但老人感觉少了点什么,心里非常难受。他晚上偷偷地流泪,翻来覆去不能安睡,好像埋在哈萨克斯坦的父母仍然活着,仍然住在老家屋里。他也不相信自己成了外国人,在自己家乡的外国人。乡亲们把他看作事业有成的外国人,至少他的言谈举止像外国人。老人看着家乡的一切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

虽然回老家探了亲,但老人还是念念不忘平凉老家。老人说:“我一入睡就到了家乡,梦见的是平凉的窑洞,眼睛一闭上就是窑洞,窑洞。我母亲生了十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活下来六个男孩,专为女孩儿掏了一个小窑洞,铺上麦秸,但还是不幸夭折。我们睡的炕是泥巴炕,连席子都没有,炕用野灰苕草抹得明亮明亮……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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