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

最近一口气拜读了王蒙中篇新作《女神》。主人公原型是著名艺术家张仃夫人陈布文女士，也综合了其他女性形象，“杂取种种，合成一个”，这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队伍里走出来的平凡至极也奇特至极的女性，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是王蒙继《青春万岁》等作品之后又一部关注中国女性并通过她们探索历史与人性奥秘的力作，寄寓了作者年过八旬的感怀与思考，也一如既往展示了他喷薄而出的艺术才华。

在《人民文学》刊发《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六十周年之际，同一家刊物又发表了王蒙新作《女神》，这自然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巧合。一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都叠印着王蒙坚实的脚步。他的新作固然不断激起读者的欢呼，而只要静下心来重读其旧作，包括早期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些短篇，也会令我们眼前一亮，感慨系之，比如1970年代末的短篇《表姐》。最近我几乎逢人说项，在多个场合分析介绍过这篇被忽略了的杰作。再读一遍《表姐》吧，看看王蒙如何处理鲁迅名作《风筝》《风波》曾经处理过的历史大转折关口普通人之间的伤害与误解，尤其是当时的施害者事后不得宽恕的纠结，还有当时的受害者如今宽恕不得的无奈，以及对于无情的历史巨灵的恐惧和克服恐惧的渺茫希望。读《表姐》，不仅想到鲁迅，更油然回忆起1990年代初某些批评者们曾经讥笑过的王蒙的据說是十分多余的“恐左情结”。真的多余吗？

仅以王蒙新作旧作各一篇为例，足以说明我们会如何忽略像王蒙这样的当代作家太多创造的辛劳，而他又是如何不断地给予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王蒙老矣？王蒙未老。

作为三十年来一直关注王蒙创作的不称职的晚辈，我深知他著作之宏富，情思之深广，惭愧没有生花妙笔，不能形容其文学境界于万一。其实像王蒙这样巨大的文学存在，仅凭一己之力很难求得“一是”之论说，研究者须齐心合力，方可“博观圆照”，知音赏会。

从事文学活动一开始，王蒙就既是探寻生活意义、关注社会问题的严肃的思索者与批判者，又是用整个生命拥抱世界、赞美人生的一往深情的诗人与歌者。如果说他在写《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歌唱与思索还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那么1970年代末从新疆归来，人们就惊讶地发现，王蒙文学这两个方面已浑然一体。思索与歌唱，讽刺与赞美，哀怨与昂奋，忧伤与感谢，荒诞与正经，“感时忧国”与“救出你自己”，自嘲自警与自慰自傲、执著坚韧与“塔玛霞尔”，尖锐峻急与旷达幽默，人类“情致”看似相反的两极，并非每个作家都能同时驯服于笔端，而王蒙的特点恰恰在于因为思考得深入，就不肯满足于简单的怀疑，僵化的抱怨，意气用事的批判，总是在忍不住怀疑、抱怨与批判之后，又无数次重新燃起希望之火，无数次涌出感激的热泪，禁不住要用同一幅笔墨来表达他对历史每个角落的关切与追问，对人生每一个瞬间的爱抚与缅怀。

这一切的基调是感谢、感激和感恩，但并非廉价的“遵命文学”，并非感谢权势者、强梁者和自以为是的恩赐者，而是感谢天地的好生之德，感谢无论经过多少曲折磨难也会重新迸发出来的那些美好而夺目的人性光辉！因为充满了这种感谢、感激和感恩之情，所以王蒙的文章总是不能平静，总是喜欢咏歌之，嗟叹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是生命中自觉涌出的欢忭，止不住，也禁不了。甚至“悲凉之雾，遍布华林”，也不能压制他对生命和历史的乐观与感激。始终处于忧患的人士们吃不消王蒙的乐天知命和刚健明朗，毕竟我们的文学传统富含悲凉忧患的基因，陶潜之欣然，苏轼之旷达，实在太少，更无论王蒙曾经长时间结缘的维吾尔民族推崇的“福乐智慧”。

王蒙平生多坎坷，而文章始终不萧瑟。这是我对王蒙文学创作基调的一点体会，愿与读者诸君商量切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