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涛

[摘要]春秋决狱作为我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审判机制，为解决成文法的形式合理性问题而产生。文章认为受多方面规制，依《春秋》定案论罪，并不必然导致枉法裁判，且因成文法的内在缺陷，反而使春秋决狱为代表的自由裁量主义有其合理之处。

[关键词]春秋决狱；法律推理；成文法；自由裁量

春秋决狱作为一种审判机制，出现于汉武帝时期，风行其时，后在魏晋南北朝仍时有其例；唐之后，这种断狱方式才逐渐消失。该制度对中国的法制传统、社会治理、文化心理等方面影响甚大，对后世官吏的人格塑造及职业伦理观念也产生很大作用。本文尝试分析春秋决狱创设的初衷和实践中面临的逻辑难题。

一、两条思路决定了两大法系的分野

法律作为调整人之行为的社会规范，虽历时空转换，但规范、有序、公平、正义的价值追究一以贯之。塑造有秩序的社会状态，则是最基本的设想。为实现对社会的有序控制，法律要提供一套纠纷解决机制。在一朝一国建立之初，这种要求更为迫切。刘邦入咸阳，首先废除秦朝苛法酷刑，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朝一建立，高祖便令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宣于时者”，编纂《九章律》。后，又令叔孙通就《九章律》所未及，增编《傍章律》18篇。

在纠纷解决中，大体有两条思路。一是同类案件，相同处理。立法者先创设一套法律规则，司法者“照葫芦画瓢”即可。大陆法系便是如此。二是具体案件，区别对待。法官根据案件事实，参照以往判例裁判。英美法系是其代表。中国的法制传统即是沿着第一条思路，这是分析春秋决狱的背景。

二、成文法的困境：无法实现形式合理性

成文法存在的逻辑，先是立法者创设一套法律规范，裁判者再通过三段论，确保法律规范的实施，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上述过程中，法律起着纽带作用。这套成文法逻辑，意欲实现法的形式合理性，体现着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规律。该逻辑要展开，需满足三个条件：法律规范的完备性；司法官的积极性；救济机制的可信赖性。下面，结合春秋决狱，逐一分析：

首先，当时汉武帝当政，法律规范不能涵盖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汉律60篇制定于汉初，是黄老刑名思想的产物，与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已有天壤之别，因此，儒家思想被立为正统。但当时的法律多涉及刑事、朝仪及打击割据势力等，内容单一且法律条目太过繁杂，使掌握法令的官吏都无法尽数。

其次，司法裁判者缺乏职业法官的知识背景。当时，司法权、行政权集于官吏一身。因官吏选拔、考核方式的制约，其知识能力无法达到法的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当时，从皇帝到地方官吏，皆诵经讲学。司法裁判者不屑于学习掌握当时的法律，更无法具备法律推理能力。

再次，诉讼机制迫不得已才适用，无法深度规制社会。启动诉讼程序主要根据私人追诉，因此老百姓诉与不诉，有重要影响。当时，人口流动性小，基本生活在村庄、市镇的熟人“小圈子”。故熟人间出现纠纷后，一般不会主动寻求诉讼解决。若选择告官，会使自己名誉扫地，由有理变为无理。这比私下了结，大家面皮上都过得去差很多。另外，对官员缺乏行之有效监督，“葫芦官乱判葫芦案”屡见不鲜。传统社会对包公、海瑞的千呼万唤，印证了民间对诉讼机制的不信任，将从体制内寻求救济的希望寄托在清官廉吏身上。

因此，法律规范的缺失及法律自身的矛盾，使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充满不确定性，加之由法律门外汉的儒家官吏来掌审判，老百姓难以树立法律的認同感。

三、法的实质合理性对形式合理性的弥补：春秋决狱的适用逻辑

应对法的形式合理性危机，最直接是改造上述三个条件，但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一者，当时立法技术低下，无法制定一套有体系性、逻辑性的成文法规范。立法者根深蒂固的“刑重威慑”“重刑轻民”的观念，使这种设想无法实现。再者，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法官的知识背景不可能改变。三者，息诉作为当时司法的主导性原则，导致诉讼裁决机制无法占领更大的地盘。

古代法制的显著特点，是法律不能解决纠纷时，往往求助道德。适用春秋决狱便在于此，其本质是道德的法律化。一者，道德规范弥补了法律的缺失，解决了演绎推理大前提缺失的问题。二者，赋予法官从儒家经义中“找法”的权力，使法律机械适用者变成了出色的道德说教者。这也是后世对春秋决狱批评最厉之处，认为它助长了枉法裁判。笔者认为，这种批评有失公允。英美法系也有自由裁量权。退一步，即使一切依法而为，司法腐败也不能根除。问题不在于自由裁量权的有无，而在于能否得到约束。法官依春秋决狱行使裁量权，受到五方面约束：

一是法律约束。原则上，法官应在法无明文规定时缓引经义判案，但当时却无此限制，可直接缓引经义或儒家学者语录。这种本末倒置，动摇了成文法权威，造成法律规则适用的混乱。春秋决狱未处理好经义和成文法的关系；在法官对法律一知半解的情形下，他们肯定依据擅长的经义判案，法律失去了对法官应有的约束力。

二是责任约束。古代法律规定了出入人罪，创设了法官责任。汉朝文献中虽有“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的记载，但正式的法律渊源中则鲜有规定。至唐代，法典中才对法官的出入人罪规定了详细的处置办法。由于当时立法技术局限，无法形成一套足以约束法官的责任制度。

三是道德约束。汉朝虽赋予儒家道德标准以国家意志，但其致命缺陷在于无强制性、可诉性，这是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当时没有一个民主的对话机制，以消除纠纷达成共识。故官方与民间甚至官方内部产生矛盾时，权力就成为意见取舍的标准，民间诉求趋向更高级官员推进。没有制度保障的道德约束，只能成为纯粹的道德说教，而无法对法官起到真正的约束作用，在民间更无法建立起对法官道德的预测。

四是组织约束。主要是指行政系统对官员的考绩制度，当时采上计方式，由郡国地方行政机关定期以簿册形式向中央报告工作，进行核实评定。上计的主要内容是“户籍，农桑垦殖，赋税、钱谷出入，漕运水利盗贼狱讼，教育选举，灾害疫疾，等等。”可见，该制度侧重于监督行政权而非司法权；侧重于考量行政管理活动而非审判活动。在此情况下，一个封建官员的理性选择，是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行政领域而非司法领域。endprint

五是社会舆论约束。中国古代法重民意，轻法理，直到如今，还有案件判词中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表述，可见民意对案件有着重大影响。民意的内在逻辑与春秋决狱是相通的。这便为春秋决狱的存续提供了土壤。民意非但不会对春秋决狱自由裁量权提出挑战，反而证明其内在合理性。当然，这也为春秋决狱画出了道德的藩篱，这是民众心理承受的底线。越此底线，统治将难以维系长久。

四、成文法的内在缺陷：春秋决狱的自由裁量权

法律是国家对社会、家庭及个人规制的工具。理想的成文法有3大特征，即普遍性、可预测性及强制性。普遍性是指法以一切人的同类行为作为调整对象，而非具体人的具体行为。可预测性是指法律在具体纠纷中的适用方式和适用结果，是可预测的，其哲学依据是因果律。强制性是指法律的执行与国家强制力相联系，在国家主权范围内有普遍约束力，全社会必须遵守，令行禁止。通过成文法实现对社会控制，要承受因此而出现的缺陷和危机。成文法的主要缺陷有：

一是不合目的性。普遍性使法律的内在逻辑指向抽象而非具体的事实，强调事实的一般性而非特殊性。“事物的一般性、共相与法律的普遍性水乳交融；而事物的个别性、殊相却是普遍性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在前一种情况下，法律的适用却与其目的发生背离，成为正义的敌人。”现实生活丰富多彩，社会纠纷千奇百怪，试图以一个理论模型涵盖一切社会生活，不具有可操作性。

二是模糊性。可预测性要求法律规范尽可能确定，便于当事人准确把握立法意图，从而选择自己的行为。如果法律丧失了确定性，对同一规定可以有多种不同解释，人们将无所适从，裁判者也可能随心所欲地解释和适用法律，法律的统一性将荡然无存。由于成文法載体的语言存在着局限性，以及人们认识结构、经历背景的差异，对同一语词往往有不同解释。正如赫伯特·哈特所说，每一个语词都有意义核心和阴影地带。这给法官裁判案件带来了不确定性。

三是不周延性。一方面，立法者能力有限，导致法律不能涵盖一切社会关系。法律的可预测性，要求主权者提供尽可能多的行为准则，最好达到事事有遵循。其中的隐喻是对立法者能力的神化，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方面，法律的强制性，决定不能将所有社会关系纳入调整范围，如朋友关系、恋爱关系等，这往往要求助于道德、教义等。问题是这些规范与法律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界限，这也是成文法不能解决的难题。

四是滞后性。可预测性要求法律要有稳定性，这便与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产生了矛盾，导致法律滞后于社会变迁。为维护法制的权威统一，不得不让社会生活去适应已经脱离实际的法律规则。此时，就难以实现纠纷处理的公正合理。

对成文法上述缺陷的克服，围绕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两个方面，出现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是对两种因素的极端强调，产生了绝对严格规则主义和绝对自由裁量主义；二是将两种因素结合，有主次，有区别。春秋决狱是在严格规则的基础上，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

[责任编辑：岳文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