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军

重回历史深处—谈文献展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

傅 军

艺术史表面上是艺术风格的演变史，内在却是艺术思想不断拓展、提升、深化的历史，一切与思想有关的形而上层面的东西，绝不是简单依靠作品本身就能获悉的。而“文献展”正是立足于这些认识与思考。同时，文献展也能补充与完善美术史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修正和拓展美术史观念也起到较大作用。一个城市的艺术资源是该城市重要的文化遗产，它最能实现艺术资源之间的勾连与复合。

2016年“精神的融合——周碧初文献展”中画室还原现场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中国每年举办的艺术展览的数量高达3000多场，艺术展览正在呈现爆发式增长。但与数量上的飞速增长相对应的是，艺术展览的质量、类型以及策展理念都不容乐观。绝大部分展览，都是低水平的重复，尚停留在汇报展示，或者营销推广的层面。真正具有学术性、研究性、问题针对性的艺术展览还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随着广大市民在海内外观展经验的日渐丰富与不断累积，目前，他们对展览的品质与学术的含量有了更高的诉求。就在这个当口，这种文化语境中，一种依托于学术研究为基础的“文献展”正在悄然兴起，并越来越受到领导、专家、学者、艺术爱好者的广泛关注。

那么“文献展”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它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又何在呢？首先，与一般性展览不同的是，“文献展”通常采用历史叙事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展示作品的同时，辅以更多的是与作品相关的文献和档案。努力营造某种文化情景，帮助观众进入一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中。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历史之物，它的产生，跟时代背景、体制机制、教育模式，甚至于艺术家个人的性格、嗜好、情感经历、生命体验等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剥离了这些记录和承载艺术作品来龙去脉的有形的物质载体，失去的就不仅是情景的对应性，还有艺术作品的历史感。如果失去了这些历史背景与上下文关系，那么，我们又何以全面、客观、真实地了解这件艺术作品的思想、意义和价值？艺术史表面上是艺术风格的演变史，而内在的却是艺术思想不断拓展、提升、深化的历史，一切与思想有关的形而上层面的东西，绝不是简单依靠作品本身就能获悉的，必须通过手稿、笔记、信札、草图、小稿、照片、图书、期刊、典章等充沛的历史文献，或者工具、器材、日常用品、收藏之物等生动的实物原件，与艺术品一起进行综合的分析考量，才有可能得以相对完整的反映和了解。

而“文献展”正是立足于上述这些认识与思考，不仅为观众提供优秀的艺术作品，同时呈现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物原件，这些无疑为读者深入理解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创作背景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线索。

其次，“文献展”能补充与完善美术史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修正和拓展美术史观念也起到较大作用。改革开放前，中国美术史的写作基本是集中在一条主线上，这条主线就是主题性创作。这些主题性创作又主要是围绕着国家的重要展览或美协组织的一些活动。这样的美术史写作势必会遗漏许许多多上述活动之外的一些重要的美术现象、美术作品，以及美术大家。在有意无意之间，遮蔽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曾经的客观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的解放、意识形态的松动，使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上，当一个社会转型的时候，都会面临对以往历史的重新审视和重新评估。比如，西方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时候，随着社会转型，很快就对巴洛克和哥特艺术进行了重新评价。当下的中国其实也一样，到了对以往的历史进行重新的梳理、审视与反思的时候了。

就中国近现代雕塑史的写作而言，我们以往的美术史主线都是以占据公共空间中有影响力的作品（如纪念碑、大型公共雕塑）作为入选的标准。事实上，因为这些大型的公共雕塑作品长久地放在户外的公共空间里面，客观上给观众造成很深的印象，人们会不自觉地牢牢记住这些作品。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如果只是展览里面展出的一些小型雕塑，尺寸又不大的架上雕塑，展出之后可能很快就被人遗忘。但是实际上，如果从我们今天观念和眼光来说，这些小型的架上雕塑作品，它们本身可能更具备艺术个性和学术性，更具有艺术家的思想、创作观念和他在造型方面的思考。由于不是那种集体性质的创作，所以相对来说就没有受到群体的一种制约，同时也没有受到体制方面主线的引导，因此这种小型的架上雕塑反而没有束缚。张充仁就是这样的艺术家，他创作了很多富有创新意义和研究价值的架上小雕塑，比如《恋爱与责任》，又比如《清溪》；同时他还给很多名人比如齐白石、马相伯、密特朗等进行面对面式的现场写生雕塑，这种过硬的本领和精湛的技艺在中国近现代雕塑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现在从全国美术界发展状况来看，很多的学术活动都其实是围绕着重新评估历史而展开的，无论是美术史家牵头做的，还是批评家、策展人主导的，目的都是使以往被遮蔽的艺术史实和艺术家们浮出水面。通过这些活动，大家才发现并渐渐意识到，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在我们的艺术资源中，竟然还有如此丰厚的一笔，以前不曾被写进美术史，如今却被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让新一代观众和读者能够完整详实地了解我们过往的艺术史，这不但丰富了他们的视觉，同时对于我们今天艺术的发展都会有新的收获和启示。

2014年“张充仁文献展”展览现场

过去四年时间，上海油画雕塑院分别为陈逸飞、张充仁、哈定、周碧初四位艺术家策划和主办了文献展，他们都是在油画、雕塑和水彩等艺术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可以说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上海美术的成就与高度。事实上，油画、现代雕塑、水彩这几种西洋艺术，一百年前是从上海登陆的，所以对这四位艺术家的深入研究和系统梳理，也是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一次很好的回顾与思考。如今，趋时的、急功近利式的艺术展览和展示活动太过泛滥，真正经过时间沉淀，具有学术性、研究性、问题针对性的艺术展览可谓屈指可数。“文献展”的适时推出，是希望通过挖掘作品背后的故事，通过呈现艺术作品诞生的过程，通过对艺术家精神、生活、思想等方面的全面展示，帮助观众更全面，更深入地阅读艺术作品，理解艺术家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推动文化的贡献，以此来引导或满足人们对展览品质和学术含量的更高诉求。

陈逸飞、张充仁、哈定、周碧初这4位艺术家可以说是对上海美术乃至中国美术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家，以往缘于时间与美术史观念的因素，对他们的评价还是不够客观、全面以及公正。比如，新中国美术史的写作基本集中在一条主题性创作的主线上，那么，无论是对于终生都醉心于风景和静物创作的周碧初先生，还是长期关注架上雕塑研究的张充仁先生，抑或是致力于水彩创作的哈定先生，其实均被排除以往美术史的视野之内，掩埋于历史的深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文献展”是对美术史观念的一次修正、补充和完善。

再有，“文献展”能有效地对艺术遗产或艺术资源进行串连与粘合。20世纪，中国由于多次遭受战争与动乱，与艺术相关的大量文献与档案，被毁坏或散失，偶有零星的收集与发现，基本都是碎片化和散乱化的状态，不成体系。一直以来，似乎没有一根线，没有一个文化或艺术类型去把它们串连与粘合。散乱的东西通常是容易被忽略、被遗忘和被舍弃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某些历史真相的遮蔽。也正是这些原因，一大批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创作痕迹被埋没在历史的深处，失却了他们原本应有的历史价值和学术地位。甚至导致艺术传承的断裂，整体文化体系的缺失。眼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艺术资源和文化遗产已经处于越来越脆弱的边缘，它们的物理寿命有限，如果政府不采取一些积极而有力的措施，进行抢救性的征集、挖掘和保护，那么我们将有可能永远失去这其中的大部分。

一个城市的艺术资源实际上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文化遗产，但它庞大而繁杂，需要研究者进行系统地、分门别类地梳理和整合。以往我们只关注艺术作品，而与它密切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实物原件，却没有引起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足够的或相应的重视。而立足于学术性与研究性的“文献展”的适时推出，能够借助其主题明确，工作深入细致的特点，将散落于各地，或各种机构和私人手里的艺术遗产较快速，也较全面地征集或搜集起来，再通过基础研究和脉络梳理，从而实现艺术资源之间的勾连与复合。

另外，随着美术史观念的拓展和多元，我们对一些艺术家，可以设定或选用不同的艺术类型，不同的文化选题去追踪和挖掘。这些艺术类型、文化选题以及关注点，其实就是所谓的线，能有效地串连起各种历史信息和艺术资源，从而成为进入美术史的充分理由所在。

实际上，通过系列性的“文献展”与持续性的学术关照，不失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建立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抓手。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目前正在逐渐回落，而对文化和精神的需求却在快速提升。“文献展”不仅关乎艺术，更致力于审美、生存、人与社会关系等问题新知识的生成。美术馆作为有效的学术平台，文献展作为深入的学术手段，在持续为当代文化提供新知识，积极主动参与当代文化建设，推进社会创新价值的发展均大有可为。

应当说，文献展是一种需要前期对大师进行深入细致基础研究的展览，这在内容上和学术上保证了文献展质量与水平。但千万不能忽视的是在展览的整体设计、展品制作和呈现方式。因为在美术馆这样一个特定场域中举办的文献展，首先它是一个艺术展览，而艺术展览的成功与否，视觉效果是第一位。尤其在图像化的时代，观众的视觉经验比过往哪个时代都要丰富，展览的“颜值”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决定了观众是否能够静下心来，仔细地参观，用心地阅读。

毋庸讳言，在文献展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展览样式的当下，也出现了一些误区。其中最大的误区就是，以为只要将作品与文献进行同时陈列，或者在原来作品展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文献内容就是一个文献展。其实不然。文献展是一种非常当代的艺术展览形式，这里面最关键的核心问题是要将前期的学术研究成果，转换成一种当代的展览语言。在这个过程中，视觉的转换是至关重要的。但现在很多所谓的文献展，作品是作品，文献是文献，它是散乱的、无序的、牵强的，既没有建立起内在严格的逻辑关系，也没有在视觉层面让作品与各种样式的文献形成一种完整独立的展览语言。其实这种视觉转换涉及到整体的展览结构、展览设计、空间设计、展品制作、视觉传达、形式语言、版面布局等方方面面，需要各方专业人士的有效沟通，共同努力。

目前文献展出另一大突出问题，没有将当代的审美观念、当代的展览技术、当代的材料语言、当代的视觉经验来进行展览的设计与呈现。文献展的内涵是丰满与厚重的，但在视觉的传达方面，它必须是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的，即深入浅出、简单直白、通俗易懂。展品的制作方面，尤其要考虑现代的材质和现代的设计，通过各种手段，努力让一件历史文献成为一件当代展品，最大可能、最短时间地消除展品与观众之间可能具有的时间隔膜与形式壁垒。

最后，“文献展”能转化成为一种为全民共享的重要公共文化资源。一次“文献展”不仅是一次个案或一个专题的深入研究与集中展示，更是与之相关的重要资源的一次聚合和汇总。如果我们把这些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发现、收集和整理上来的艺术资源，通过适当的共享平台，类似于艺术资源库之类，一方面，使得这些为办展而辛苦收集起来的各种艺术资源有了出路和归宿；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将它们进行数字化转换。便于今后对一个个艺术家，一个个选题，进行长期、深入、持续性的收藏、保管和研究。甚至可以把当年流失在海外的文献资料，采取相应的机制和办法，逐渐实现回流。

因此，“文献展”不失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建立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抓手。如何与时代同行，敏感于社会的需求与变迁，帮助和推动整个社会从重物质与经济向重精神与文化的方向转型，相信“文献展”的不断推出，将会起到积极、深远的作用。

作者 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长、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