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勤

《上海艺术评论》编辑部

——从贵州少数民族的原始世界观谈起

张 勤

正如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所言：文化的“基础机构是文化与自然界的主要相交处，是一个边界，在这个边界的另一边，支配人类行动的生态学的、化学的和物理的强制力与旨在克服或减缓这些强制力的主要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相互作用着。”山行水处的生态环境在贵州少数民族生产方式、饮食结构等基础机构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在思想领域，世代繁衍的自然空间同样也对民族的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以及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形成发生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生活方式来看，山水一体的山地文化不但让稻作耕种、林木栽培、屋舍建造等带上了山水特质，同时还创造了与之相适宜的观念和活动，如山（水）神崇拜、生殖信仰、祖先祭祀仪式等，这些与民族思维方式相关的内容都被打上了鲜明的山地文化的烙印。

关于天地形成的观念，茅盾先生就人类文化早期哲学思想的产生曾提出：“原始人的思想虽然简单，却喜欢攻击那些巨大的问题。例如天地缘何而始，人类从何而来，天地之外有何物等等，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便是开天辟地的神话，便是他们的原始哲学，他们的宇宙观。”贵州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有着关于天地形成的神话传说，如彝族的《查姆》《梅葛》，苗族的《开天辟地》《溯河西迁》，侗族的《创世歌》，水族的《仙婆仙公》《牙仙造人》，布依族的《力戛撑天》，仡佬族的《创造天地》等等。在这些关于天地形成的故事中，无一不将“混沌”描述成天地之肇始。如侗族《创世歌》中“万年以前 天地不分 大雾笼罩 世上无人”；彝族《查姆》中“天地混沌分不清，天地雾露难分辨”；苗族古歌《开路》“远古的时候，天下一片漆黑，没有天与地；……养了云姑和雾郎，清气上升满天崖”；布依族《力戛撑天》“天地一片混沌，云雾缥缈不定。有一天云雾中闪出一道金光，大力士力戛出现了。他用吃奶的力气撑开天地。上升为天，下沉为地。力戛力大无比，脚印落在地面上，地面从此坑坑洼洼起伏不平。”当然，天地发端于“混沌”的神话传说不但在贵州少数民族，在中国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以及汉族的神话传说中，都有类似的记载。但是“混沌”以“云”“雾”形态出现，却是贵州少数民族神话传说的特征。从贵州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我们对于这些民族早期的哲学思想以及根植于这块思维土壤上的生存观、自然观都能进行初步的辨识与研究。

贵州地处高原，湿度大，云雾量大，与云南同纬度地区相比，贵州年平均日照时间只有云南的1/2，正应对了那句形容贵州气候的民间俗语“天无三日晴”。这样的气候，使得贵州少数民族的祖烈们在寻求天地形成的解释时，带上了“混沌”的思维特征。可以这样说，贵州少数民族关于天地混沌的思维与这些民族聚居地区常年云雾袅绕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关于宇宙初始是“雾”“气”一类“混沌”物质的神话是贵州少数民族朴素的哲学思想观念的“文学化”呈现。“混沌”的分裂构成了生存的空间，因此万事万物在诞生的那一刻都是一体的，或者说是一致的。这种思想的构成是这些少数民族初民在原始社会以生活经验为根据对宇宙万物的认识，是一种原始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形成是这些民族对于生于兹、长于兹的自然环境的最直接的反映，因此它们是具体的、现实的。这种具体与现实首先体现在他们会用生活经验中最常见的、同时也是最难以解释的神秘现象来回答天地的形成、自己从哪里来，诸如此类的问题。

关于事物由什么构成，什么物质组成了万事万物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人类哲学史发展历程中最基本的、最初期要解决的问题。在塞缪尔・E・斯塔姆（S.E.Steumpf）、詹姆斯・费舍尔（J.Fieser） 合著的《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一书里，当论及泰勒斯关于构成万事万物的物质是“水”的论断时，著者这样写道：“（亚里士多德）写道：他得出这个结论或许是通过观察简单的事实；‘或许是观察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养料，而热本身是从湿气里产生，靠湿气维持的’，所以泰勒斯‘得到这个看法可能就是以此为依据的，还有所有事物的种子都有潮湿的本性，而水是潮湿本性的来源’。”以此来解释贵州少数民族为什么将天地肇始视为混沌雾气，最为形象。或许正是源自特殊的自然气候，将雾气视为万物之始。说法引导了西方世界对于“世界本质”的讨论，它确立了未来西方哲学需要解决核心问题，为西方哲学发展奠定了最早的基石。而更为久远的贵州少数民族的祖先则将“雾气肇始”作为结论，引导了那些最早的拓荒者们对此结论下万物形成以及彼此关系的思考。这就是贵州少数民族原初思维中“物我同体”的哲学观。

彝族原生态歌舞《查姆》

譬如在侗族的《创世歌》中描述到天地形成之后的大地：“起初天地混沌，世界上还没有人 ，遍地是树篼，树篼生白菌，白菌生蘑菇， 蘑菇化成河水，河水里生虾，虾子生额荣，额荣生七节，七节生松恩。”人与物的同构，形成了侗族和谐的自然生态观，如“稻养人、人养鱼、鱼养稻”的生态链。同样，苗族也有类似神话，例如苗族的创世神话《蝴蝶妈妈》。在《蝴》中，蝴蝶妈妈、人类、雷公以及虎豹动物等都是来自同一祖先“最古老的枫树”（det mangx ngul）。因此在苗族人看了，人与自然万物是同源的，因此人与万物可以进行转换，彼此之间是统一的。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将自然或某一自然现象视为神灵进而崇拜的自然崇拜不一样，在侗、苗民族这样一种物我同一的观念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神圣”的思想，至少表达的不甚清楚，而更多地看到的是这些民族对于万物与自身关系的态度，物我一致。（有学者称之为“自然哲学”）这与德谟克利特提出的，“神的存在是一种狡猾的臆造；实际上神是不存在的，神（只是）靠某些法规才被认为是存在的；神是因地而异的，这是由于每一个（民族）在建立自己的风俗习惯时创立了自己的神”观点相一致。

在贵州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中，与其说是将自然视为神，毋宁说自然与人同一，都是始于“太空空”“地虚虚”的混沌物。例如在彝族早期的哲学文献《宇宙人文论》中就指出，清、浊二气发展变化，生成了天地、人以及世界万物。因此“人体同于天体”。基于这样的认识，关于人体构成及彼此关系，在彝族古老文献《宇宙源流》中就就以自然物来说明。如“人肾属水黑，人肝属木青，人心属火红，人脾属土黄，金木水火土，人依世重重，五行顺乃福”。关于人的双目，《宇宙源流》中则以日月拟之，“二目光炬炬，如烈日，夜月明同燃。”在彝族的信仰中，人与万物有还着平等关系。例如，在凉山彝族关于祭司的选择上，如果杀过长掌动物的彝族男子不能担当祭司职位，因为人与虎、豹、象、熊、猫、狗等同属长掌类生物；并且在贵州六盘水地区的彝族，还有着崇尚虎、豹等动物的信仰。比如在这个地区彝族的丧葬文化中，就有在灵堂（彝语“恳恒”）四周立虎、豹、象等动物造型的习俗。除了彝族之外，我们在苗族、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关于天地万物形成的神话古歌中常常能看到，人与万物皆来自“气”，因此人与万物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并由此发展出了以人与自然平等和谐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生态文化。譬如以人与山、水的关系来说，因为“山”“水”为贵州各个民族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同时二者也是他们最常见的生活情境，所以在贵州的苗、侗、布依、畲等少数民族都有着“植树育山”“筑井护泉”的习俗。

蝴蝶妈妈

贵州东南地区的侗族有一个习俗：每家生育孩子之后，家人都会在坡上种上100棵水杉苗，十八年之后，孩子成家立业时就用这100棵水杉修筑房屋、打造家具。这种植树护山的方式一方面既能维持家园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经济节约的目的，正所谓“随山种插，去瘠就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据侗族学者石干成先生调查，在黎平县茂贡乡腊洞村保存着一块署名吴氏的《永记碑》，上面就记载了“无树则无以作栋梁，无材则无以兴家，欲求兴家，首树树也”。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下辖的石板寨，当地民众在村口村尾分别修筑了两口水井，一曰“龙泉”、一曰“凤泉”来告诫各位村民，保护水源是石板寨绵延数百年的生存基业，不能随便毁坏。贵州特有的山水相连的生态环境以及与其相关的自然气候让这里的人民与环境建立起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山水一体的大自然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作为回报，在贵州的少数民族普遍都存在着自然崇拜的宗教信仰。譬如在水族地区大都数民众聚居在都柳江、龙江上游，“水”为他们生存提供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因此这个地区的水族民众在房屋建好以后往往都以“水”为寨名，如三都地区著名的“十六水”水寨。这十六个水寨分布在荔波（贵州黔南）到三都沿线，龙头“水龙”，龙尾“水尾”，全长10余公里，如同一条巨龙亘卧在苗岭南侧。因此，在水族民间的宗教信仰中，“水”成为重要的自然神灵而具有了神格特征，如在祭霞节（又叫“苏喜娘娘节”）中就承担起了施恩赐福、除祟逐秽的神祇功能。布依族同胞有新年“挑水”的习俗。在新年第一天，天一亮，布依族姑娘就会争先恐后地到河边抢挑第一桶水，谁先回来，谁就是全寨最勤劳的姑娘。此外，遵义地区的苗族为了感谢为他们提供丰富物质条件的大山，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到初六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踩山坪”活动。苗族同胞们身着节日盛装，吹芦笙、箫筒、木叶，弹口弦、跳舞唱歌，还有爬花杆、踢毽等多项民族体育活动。同时，还不断以头一年收获之物撒向山间，用以感谢大山丰富的馈赠。

在信仰体系中，构成民众信仰最核心的内容往往也是与这个民族繁衍生存的生境密不可分。在特定的生境中，不同民族形成对生境的依赖以及信服，由此产生了尊重与敬畏，并形成一定的行动准则世代传袭。基于“人体同于天体”的思想认识，原始民族具有的最初知识都是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上，而提供这种感觉最直接的载体就是他们存在的外部自然环境，就正如普理查德在评论西方19-20世纪人类学家关于“灵魂”的种种学说时所言，“这些自然对象为人们提供了关于无限者的感受”。这种感受不一定就是这些原始初民基于对无限者的畏惧而产生的、类似宗教一样的情感。但是在较长的社会生活中，实践经验的“有效性”告诉他们，只有与大自然保持了和谐的关系，才能源源不断地从中寻找生存必需的资源。因此，在贵州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中都保留着丰富的自然信仰民俗。这些与山水一体自然风貌相关的信仰民俗成为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方式常见的内容。

总而言之，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不同自然环境与其形成相关。在其提供的物质土壤上，各个民族在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习俗惯例等多方面都呈现多样化的面貌。可以说，生存环境的多样化是导致少数民族口承文化多样性形成的最主要的内在驱动力之一。无论是以全体成员以制度化形式呈现，还是个体以自由、松散的形式表达出来，多样性民族文化是多彩民族文化核心内涵。

［教育部项目］“口承叙事与生存空间——贵州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人类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YJC751104

作者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1. （美）哈里斯著（Marvin Harris）：《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67页。

2. 茅盾：《神话研究》，第16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

3. 具体指数参见史继忠主编《贵州文化》第一章第三节“复杂多样的气候条件”。

4. 《西方哲学史》，p6.

5. 《和谐的密码》p13.

6. 《蝴蝶妈妈》是研究者根据口述神话内容，便于研究而赋予的名字。苗族自己称为“妹榜妹留”，即苗语Mais Bangx Mais Lief。

7. 转引自金泽著《宗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8. 罗国义、陈英翻译：《宇宙人文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5页。

9. 《宇宙源流》

10. 石干成：《和谐的密码》，第20页。

11. （英）E.E.埃文斯-普理查德：《原始宗教理论》，孙尚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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