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娓

摘 要： 琵琶艺术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洞察其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文脉，旨在深刻把握琵琶艺术演进发展的文化元素和艺术品质。分析其发展流派，重在勾勒琵琶艺术流派各具文脉传承、均有谱系存世、各显演奏技艺的艺术禀赋。探究其发展走向，贵在明确琵琶艺术的回归之路，丰富琵琶艺术的曲目创作，创新琵琶艺术的演奏技艺，拓展琵琶艺术的传播空间。

关键词： 琵琶艺术 历史文脉 独特流派 未来抉择

琵琶艺术浓缩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琵琶曾经在古代宫廷音乐中盛极一时，与古琴、古筝名列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弹拨乐器。之所以冠名为国粹，不仅在于琵琶精湛的音乐技艺、雅致的视觉感受、独特的审美体验，而且表现在音质明亮而浑厚，穿透力兼具深沉含蓄与热情奔放的艺术质素。琵琶的艺术文脉和流派，代际相承且蔓延数千年，艺术品质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圆融通达、生生不息的广阔胸襟和精神追求，但其发展历程更是饱经岁月洗礼，呈现出开拓新境且历久弥新的姿态。尤其在文化价值多元和艺术观念多样发展的今天，聚焦琵琶艺术发展走向的命题，唯有抱持其艺术根脉，弘扬其艺术精髓，明晰其路径选择，方能冲破传统艺术传播的困境，开启琵琶艺术传承发展的新篇。

一、琵琶艺术的历史文脉

琵琶艺术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于一身。2008年6月，琵琶艺术列入我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种保护性传承方式的运用，既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琵琶艺术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又揭开了如何认识和定位琵琶艺术的历史价值的全新论题。洞察琵琶艺术的历史文脉，无疑是注入当下艺术浮华境遇的清醒剂，更是值得延展的中华文明的寻根之旅。

琵琶艺术起源于汉代和魏晋。东汉刘熙采用声训方式为琵琶命名，其所作《释名》有云：“枇杷，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像其鼓时，因此为名。”琵琶最早被称作“秦琵琶”或“秦汉子”，早期形制为直颈和圆形音箱的组合，音位和弦数并不固定。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善弹琵琶，以至于后世用“阮咸”代称这种直颈琵琶。汉唐时期，伴随商贸和文化交流，曲项琵琶从西域和中亚国家传入我国，掀起了“胡乐”热。这种琵琶样式类似于中亚的乌特琴和巴尔巴特琴，一般取横抱之势并用拨子演奏，乃琵琶演进和发展的前身。

琵琶艺术发展的高峰在唐代。“琵琶发展到唐代已得到皇室内外等上层权贵的特别青睐，成为众乐器之首”[1]。唐琵琶在仿制胡琵琶的基礎上，不断从梨形音箱和脖子曲直等主要部件予以完善，出现了直项唐琵琶和曲项唐琵琶两种样式。诗人白居易在名篇《琵琶行》中精彩描述了琵琶的音响效果，当属成熟时期的曲项唐琵琶所演奏。唐代后期，琵琶艺术在制作工艺和演奏技艺方面取得长足发展。琵琶形制从颈部加宽，共鸣箱由宽收窄，下部音位使用更便利。琵琶演奏则由横抱转化为竖抱，手指演奏代替了拨子演奏。由此演化出右手指法的轮指和弹挑系统，左手指法的按指和推拉系统，具体指法共有五六十种之多。唐琵琶已经具备了现代琵琶的基本功能和要素。

琵琶的品位和音域不断扩充。传统琵琶采用五声音阶，唐琵琶有4个相位，只能演奏1个八度加纯四度。宋元时期伴随说唱和戏曲兴起，琵琶艺术在宫廷逐渐没落，反而在民间普及生根。明代琵琶发展为4相9品，清代琵琶为4相10品，20世纪初琵琶为12品且音域扩大为3个八度，30年代初琵琶增为6相18品。新中国成立后，琵琶的品位增加至6相25品。琵琶琴弦的选材从丝质弦、银弦转向尼龙钢丝弦，音量加大，共鸣效果显著。

琵琶曲的类别体系更趋完善。琵琶曲的结构形式历来有大曲和小曲之分。大曲也称为大套，既有多段形成的统一整体，诸如“十面埋伏”、“月儿高”等；又有几个小曲串联而成的一套，如“阳春古曲”、“塞上曲”的结构；还有民间流行的龙船曲式。小曲也称作小套，每曲通常为68板。琵琶大曲有文曲和武曲之分，华氏小曲亦有文板和武板之别。大曲演奏方法通常主张文曲宜静、武曲宜威，文曲弹奏倡导左手指的推拉吟揉等技巧，武曲弹奏则考究右手指力、腕力与速度，这充分体现了文武曲情与乐曲意境的内在关系。

二、琵琶艺术的独特流派

琵琶艺术发展体系成熟且流派纷呈。在明末清初，琵琶艺术即有以王君锡为代表的北派、以陈牧夫为代表的南派之别。“北派琵琶演奏风格刚劲豪阔、苍凉激越。南派琵琶演奏风格清丽簇采、玲珑奇秀”[2]。清代中叶以后，琵琶艺术形成“南盛北衰”之势。南派琵琶缘于江南地域文化和师承关系，不断革故鼎新并涌现出无锡派、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和汪派等艺术流派。上述流派的生成，相较于琵琶艺术数千年演进，可谓独具艺术禀赋和特质。

一是琵琶艺术流派各具文脉传承。纵览各流派的发展史，大师辈出、文脉相承。无锡派琵琶以华秋苹为代表，后有徐悦庄、吴畹卿、邹道平、沈养卿、乐述先、唐石琴、杨荫浏等名家，兼容琵琶南北派之长并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平湖派琵琶脱胎于李氏五代琵琶世家，尤以李芳园为代表，遂有朱英、杨少彝、于桂荪、李建正等英才辈出。浦东派琵琶以鞠士林为代表，世称“鞠琵琶”并赢得“江南第一手”声誉，步其后者则有鞠茂堂、陈子敬、倪清泉、沈浩初等名师，林石城师承沈浩初并培育出刘德海、叶绪然等琵琶大家。崇明派琵琶又称“瀛洲古调派”，兼及南北琵琶演奏风格，清代就有王东阳、卢明章等名家，清末民初涌现出沈肇州、樊紫云、刘天华等名扬宇内的大师。汪派琵琶以创立者汪昱庭的姓氏命名，又称“上海派”，嫡传弟子有李廷松、卫仲乐、孙裕德、程午加、李光祖等琵琶名家。

二是琵琶艺术流派均有谱系存世。作为艺术传承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各流派传世的琵琶谱足见其艺术历程和造诣。无锡派琵琶运用工尺谱刊行《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是我国最早的琵琶谱。平湖派琵琶最早以《南北派大曲琵琶新谱》传世，后有李芳园编纂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以及《怡怡室琵琶谱》、《朱英琵琶谱》、《琵琶春秋》[3]等问世。浦东派琵琶最先有《鞠士林琵琶谱》流传，后有《陈子敬琵琶谱》，但已失传，现世有第5代传人沈浩初编纂的《养正轩琵琶谱》刊行于世。崇明派琵琶主要以《瀛洲古调》琵琶谱闻名于世。汪派琵琶则有中央音乐学院收集整理并以工尺谱记写的《汪昱庭琵琶谱》流传于世。endprint

三是琵琶艺术流派各显演奏技艺。各流派的演奏方法，既是一种独特的文艺创造，又是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媒介。无锡派琵琶较为完整地记载了演奏的指法，其演奏方法为各流派吸纳并创新发展。平湖派琵琶倡导坚实淡远之风，注重创新右手轮指技法，擅长运用“下出轮”，演化出“蝴蝶双飞”、“抹复扫”、“马蹄轮”等轮指技法，并開创“倒抡”的指法技艺。浦东派琵琶追求海派胸襟，运用传统指法富有特色，善于使用轮滚四条弦、并弦、大摭分、夹滚、各种夹弹和夹扫及音色变化和锣鼓等演奏方法。崇明派琵琶展现细腻柔和的情感和情趣，以“下出轮”见长，但更主张“重夹轻轮”，曲目多为可以独立演奏的文板小曲，开创了小曲组合连奏的标题音乐样式。汪派琵琶演奏技巧崇尚返璞归真，尤为擅用行韵指法，凸显腔、韵的转换与变化，更注重情感的表现与处理。

三、琵琶艺术的未来抉择

琵琶艺术精魂犹在但发展值得期待。由于受到文化价值观念、现代艺术样式的影响，加之学习者需要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且周期较为漫长，琵琶艺术传习已经濒临青黄不接、流派和体系散失的困境。如何持守琵琶艺术根脉，选择合适发展路径，渐成迫切需要破解的现实命题。这显然不能停留在发展困境的归因分析之中，尤须从更务实的视野和手段上取得突破。

一要明确琵琶艺术的回归之路。作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代表，琵琶艺术要回归古典和田园。一方面，琵琶艺术要克服“浮躁”气息，摆脱娱乐化和无调性演奏的困扰，不能随大流和赶时髦，要始终把艺术品位和艺术情操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琵琶艺术要寻根于田园，曲谱和文本只能帮助解决技术传承问题，如何培养艺术情感，关键在于乡音乡村，还在于曾经孕育琵琶艺术的民间。著名琵琶演奏家刘德海所言“音乐要绿色革命”，“不法祖宗而所以深法祖宗”[4]，无疑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二要丰富琵琶艺术的曲目创作。悉数新中国成立后琵琶艺术发展史可以发现，20世纪50年代大量民歌和同名歌曲改编的琵琶曲纷纷问世。60和70年代诞生了《狼牙山五壮士》和《草原小英雄》等具有开创性的优秀曲目。20世纪最后20年间，刘德海等一批琵琶演奏家、教育家创作和改编了大量喜闻乐见的作品。然而，新世纪以来，琵琶艺术则深受“炒冷饭”和媚外现象的困扰。当前亟待引导艺术家们走出书斋和演艺场馆，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好作品。

三要创新琵琶艺术的演奏技艺。在曾经开启先河的演奏方法中，林石城的“人工泛音”、王惠然的“四指轮”、《草原小姐妹》的双弦演奏和“摇指”、刘德海新创的“正反弹”技术等，都是现今的琵琶传习者学习和练习的好方法。在指法创新方面，要不断创造“解放大指”和“运用小指”的技艺；在节奏把握方面，要创新运用全轮、上下轮、挑轮等技术；在弦音开发方面，要处理好“音”“弦”之间的关系，变换并巧用不同音色和音高的泛音。

四要拓展琵琶艺术的传播空间。琵琶艺术固然有其影响的区域和“产地”，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将其安放在艺术“陈列馆”和史料典籍之中。党和政府的文化和教育主管部门要担当起传播琵琶艺术的重任。要大力培育一支专兼职琵琶艺术教育传播队伍；在主要艺术场馆定期举办琵琶艺术展演活动；在重要节庆和纪念活动安排琵琶演奏曲目；在“三下乡”活动中留有琵琶艺术的一席之地；使琵琶艺术留在童声里，走进社区中，迈入千万家。

参考文献：

[1]池玲珑.唐诗中的琵琶艺术（季刊）[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9（1）：79.

[2]吴慧娟.20世纪中国琵琶艺术发展探赜[J].中国音乐学（季刊），2015（2）：130.

[3]张鸣.王范地.杨少彝先生与中国民族音乐琵琶艺术[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1）：129.

[4]焦志丽.简论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的艺术创新[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265.endprint